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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独立存在完全消失。所以，“消灭私有财产”实行“经济平等”、“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
新左派强调经济平等。他们认为强调效率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垄断精英阶层对底层的奴役。
在平等和效率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担心政府以平等之名无限扩张的权力，可能造成政治权力对民众的奴役，新左派担心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可能出现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经济寡头对民众的奴役。
在这场争论中还出现一些小插曲。例如，新左派上演话剧《格瓦拉》，舞台上下齐声高喊“打倒资本主义！”“铲除私有制！”（《格瓦拉》中的台词），多数自由主义者冷眼旁观，也有人写批评文章。
进入２００４年，中国的主流意识开态发起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几次重大斗争显示，它是以西方资产阶自由主义为武装，以全盘西化为目标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他告诫人们：“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为了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仅组织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还出版了《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并为这本书举办了隆重的出版式和研讨会。《光明日报》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４日报道这次研讨会说：“专家学者数十人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根本目的是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可能导至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失误。”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又刮起了刘国光旋风，把批判新自由主义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82岁的刘国光，原来是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但在学术观点上摇摆不定。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是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为此在1983年受到批判。受批判后他很快转向。“六四”镇压以后，1990年他发表题为《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的文章，倡导把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连日本蓍名经济学家石川磁（Ishikawa）也感到震惊。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他急忙转弯。沉默了几年以后，2005年7月15日，他又说出了系统的看法，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惊。
他说：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
他说：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
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他批评教育部门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他批评“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他批评教育界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他质问：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他强调，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大声疾呼：要确确实实地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让他去做别的工作。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不能太马虎了！
刘国光一再强调，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
在刘国光发表这些新论之前，他还说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还未尘埃落定”，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质疑。
刘国光新论一出，多年沉默的老左派一时十分活跃，他们和新左派合流，开展了对市场经济、对新自由主义的齐声声讨。
改革派也不示弱。被左派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高尚全（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现在中国改革研究会会长）向中央领导人进言：“如果按照刘国光的意见办，必然会出现灾难性后果。”《财经》杂志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题为《改革不可动摇》。文章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文章列举了当前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后说：“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1991年，因老左派批评改革“姓资”，“皇甫平”接连发表了几篇文章，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皇甫平”这次发表文章，在网上却招来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中国当前存在很多新问题，和1991年情况大不相同，“如果再简单化地以当年的“皇甫平”笔下来理解今天的“皇甫平”所评，以为中国又有保守干部在反对市场经济，恐怕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除了这些说理的批评以外，网上还有不少对“皇甫平”侮辱性的咒骂。
2005年以来争论的激化，有人称为中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大争论，是关于中国改革方向和道路的大争论。第一次争论是1981－1983年，最后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告终；第二次是1989年－1992年，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告终。当然，前两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争论的统一，而是政治权威的折衷。第三次争论比前两次复杂得多。不管持什么观点的人，都承认中国存在着严重社会问题，都承认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但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和如何解决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
上述不停息的争论表明，中国人对近30年的改革认识还不一致，对中国未来走什么路的认识也不一致。这预示，中国的未来还存在变数，中国前进的道路还会很曲折。
第4节关键在于壮大民主力量
当前，中国要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解决在中国特有的改革路径中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果让市场经济规律自由运行，其极端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需要用政府行为以补市场的无能和缺陷。而我们的政府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中国的改革路径是用行政力量制造市场。市场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中国的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这是产生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
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上升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又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或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使制度始终保持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已经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面对资本奴役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在资本的主宰下，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劳动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流落街头。最近几年，一批自诩为“知本家”的技术人员也成批成批地被“资本家”解雇。
任何商品被置于买方市场，就要受买方的主宰。劳动者也是如此。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仅一般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由于大学加速扩招，大学毕业生也会供过于求。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这里有一个怎样驾驭资本的问题。自１９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对资本带来的罪恶有过深刻的批判，写出的文字汗年充栋。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为深刻的一家。这些揭露和批判的都是符合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资本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要驾驭它，让它为人类服务。
其实，现代民主制度就是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
从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也提出了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要民主政治制度。
当前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与缺乏民主制度相关联。
中国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是听任问题的发展，成为权贵资本主义；二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国家。到底出现哪种后果，取决于是否搞政治体制改革。
走出专制制度，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现在显得相当紧迫。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当前两种思潮的交锋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是两种倾向不同思想的争论，还没有发展为政治斗争。我们应当寻求这场争论的积极意义，从中找到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因此，我想，能不能在各执一词的论战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从而找到更多人能够接受的正确东西？
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是社会天平上的两个砝码。对这两种目标的追求是社会前进的两翼。二者缺一，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公正。只有去其二者之极端，相互兼容，才可以二者兼得。人间没有理想国。无论是个人主义的理想国还是集体主义的理想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以后，吸收了自由主义中不少内容，并把自由的观念和社会平等、正义的原则结合起来。马克思批判了“兵营共产主义”，他理想的新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个性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把使人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放在首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