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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起作用。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制度。
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
软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第2节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毛泽东逝世后争夺继承人的斗争，实质是在毛泽东身后中国走什么道路之争：是原封不动地接受毛泽东的遗产、坚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破冰前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
如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接班人是顺理成章的。北京高层人士间的传说不能说没有根据：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毛远新当然也是一颗有实权而且有更大前程的新星。这个班底恐怕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梦想，一定是符合当时最高权力的意志。当时不仅没有人敢否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报刊上每天都在宣传这种理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务实派没有话语权，他们虽然心里否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说不出口。毛泽东虽然把华国锋放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但这只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这场斗争。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９月１１日到９月１７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的吊唁仪式。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从守灵人的阵容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势力同时汇集在毛泽东遗体前。这些脸上显得十分悲戚的人们，心里各自盘算着如何击败对方。在哀乐缭绕的悲痛气氛中，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幕后活动。
“四人帮”不让权力落到务实派手里，想把权力抓到手。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但是，在他们内部，看来还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夺权策略。
华国锋决定粉碎“四人帮”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强了对华国锋的攻势。此时的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个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已让叶剑英“养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受到王、张两人的钳制。所以，华国锋不开常委会，而是召开常委扩大会，并且尽可能让叶剑英、李先念参加。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会上江青说：“今天的会议忽略了一件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在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在江青之后，逼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说：“对邓小平当然要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江青说：“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叶剑英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下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治丧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第一位的事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华国锋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９月１２日，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问讨论什么问题，江不明确回答。华问什么人参加，江青指定不要叶剑英参加，要毛远新也参加。会一开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交给它和毛远新清理。她说，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由它整理是理所当然的。还说，列宁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汪东兴说：“主席的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江青看到华国锋不表态，就说：“这样吧，文件还由小张保管。它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小张是指张玉凤，是毛泽东晚年的秘书。华国锋、汪东兴不同意。江青就闹了起来。华国锋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连剑英同志都没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江青正要发作，张春桥阻止了她，对大家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小张清理一下嘛！”江青支持张春桥的意见。华国锋没有同意。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材料、文件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没有就此结束。９月２１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拿走两份文件没有退回。一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另一个是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汪东兴等人认为，这是两分带有重要机密的重要文献，他们找江青等索回，开始不给。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华国锋看后正式批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华国锋没有理睬。从江青等交回的文件看，他们已经对文件进行了删改，向有利于他们方面删改。
江青得知中央办公厅封存文件的消息，深夜两点种给华国锋打电话。说封存文件占了它的房子，大哭大闹，说：“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赶我走吗？”为什么对毛泽东留下的文件进行“大战”呢？显然，都想争夺继承人的合法性。想从这些文件中得到自己合法继承、打倒对方的根据。谁得到了这些文件，谁就可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根据。毛泽东留下的文件中到底有些什么与此有关的内容，恐怕是永远揭不开的秘密。
“四人帮”等在这些老元帅面前，深感没有武装的危险。他们在军队里也有人，但不一定指挥得动。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就是一个。丁盛听说毛主席病危，特意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我在南京很孤立，准备被杀头的，因为有的军不听我的。……这个军从南京一直摆到苏州，发生什么事情，对上海是一个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四人帮”知道军队多数听老帅的，就抓“第二武装”。所谓“第二武装”就是工人民兵。经过丁盛催促，马天水批准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发放武器，到八月底就发出了７万多件。９月２１日，王洪文悄悄回到上海。大力督办“第二武装”。实际上，几年来上海动用地方经费３０００多万元，制造了大量武器。９月２３日，王洪文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秀珍：要提高警惕，斗争还没有结束。他宣称上海要搞４０万民兵，要有４０万支枪，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９月２８日，张春桥派秘书肖木去上海。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９月２９日，晚１１点。政治局会议。华国锋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后的国庆节怎么过的问题。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怎么办？”它还批评华国锋在保定问题上优柔寡断。王洪文和张春桥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安排江青的工作。华国锋心里明白，江青已经有工作，何须再安排？他们的意思是想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意见被否决。
第一个议题失利，他们又提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他的父亲毛泽民也是共产党的高干部，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毛泽东把他当亲儿子看待。１９６４年，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的时候，放暑假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同他谈到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后来《毛主席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大学生传达。从这时起，毛远新的名字就被人们所熟悉。文化大革命后期，毛远新当了沈阳军区政委，成了东三省的实际上的一把手。毛泽东晚年，把毛远新调到身边，作为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他是能接近毛泽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在政治上站在“四人帮”一边。毛泽东逝世了，联络员无事可做了。“四人帮”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希望毛远新留在北京。华国锋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江青很生气地说：“毛远新应当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华国锋寸步不让。他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让毛远新留下来处理后事呢？”双方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会议一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惫不堪。华国锋让叶剑英、李先念等年纪大的先走了，会场只剩六七个人。江青等人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一会儿说要召开三中全会。等他们话说完了，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江青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华国锋最后以主持人的身份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说：“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在，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就站起来宣布散会。（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５９－２６２页）
在这一场斗争中，“四人帮”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以外，在务实派面前，显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他们都不是务实派的对手。如果说他们在战略上的错误是，把本应当团结的文革中的受益者推向了对立面，那么，在战术上的错误在于，在毛逝世后他们全都留在北京，在政治聚光灯下明目张胆地进行夺权。他们这样有恃无恐，也许真的有北京高层人士传说的那个遗嘱的名单。
华国锋面对“四人帮”的威逼，除了正面顶回去以外，也在密谋对策。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书李鑫。华国锋听了李鑫的话先和李先念通了个气，然后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此人和“四人帮”在政治理念上不见得有多大分歧，但毛泽东晚年不见江青，都是汪东兴挡的驾。作为一个女人，江青恨汪东兴。汪东兴也知道，毛死后，江青有可能执掌更高的权力，这对他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采取果断措施“解决”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