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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门外六里桥往南150米处。被困了20多个小时。清晨两点，还围了好几万人。部队啃了一天干粮，喝的水不够一泡尿多。昨天就有6名战士晕倒。电线杆子上学生的喇叭说4点钟解放军要打进天安门广场。顿时，喊叫声、骂声此起彼伏，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我们的车队旁。几层――十几层――几十层，人墙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几十辆汽车的轮胎被放了气。我们部队是5月19日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5月20日早晨在六里桥受阻，围困时间长达三天三夜。5月23日凌晨4点20分，我们乘学生和群众极度疲劳之机，经过周密组织布置，仅用十三分钟就撤出了包围，部队安全无损地到达了休整地点。”（上校团政委杨清福：《艰苦忍耐的三天三夜》载《戒严一日》解放军文艺出版2005年版，第14－17页）
六里桥被困三天三夜的这支部队不得不向两公里以外的总后直属仓库转移。直到6月3日傍晚，才向天安门广场进军。
（上尉指导员李义：《伤》，同上书，第326页）
《戒严一日》这本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征文办公室编、2005年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总政文化部在北京风波后就向戒严部队亲者发起“戒严一日”征文，征文经过“严格把关”。全书没有军人向群众开枪的记载，却有大量群众如何阻挡军队进城的情况。后者有一定的真实性。
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在北京四面八方都被群众堵截。《戒严一日》中从军方角度记录了被围堵的情况：“5月20日上午10时，秦涛师长命令我团迅速进驻人民日报社等重要警卫目标。刚出营房大门，就遭群众围攻。
我旋及闯过，紧接着又连闯两道学生设立的封锁线。眼看已进入城区，不料，在朝阳区大北窑，被潮水般涌来的上万名市民和学生团团围住，动弹不得。后来，我们发现了一条远离工厂、学院、居民稠密区的线路，即通过292医院。同时命令部队化装成老百姓，调团办化工厂的五辆大轿车到司令部门前待命。20点30分，八里庄桥上聚集了2000多名群众，看趋势，夜间人会更多。23点，邓副参谋长报告，新路线全线被堵，不要说进北京，就是出通县也很困难。经过讨论，我宣布，改走顺义李桥乡，再插入官庄大道，进而向‘前进基地’――292医院开进。穿着花衬衣、牛仔裤、新潮服的217名官兵携带武器、弹药、电台等物资鱼贯登车。我们的几台大车跟在一辆运菜的卡车后面上了北关桥。算是闯过了第一关。但此时北京城内形势严峻，各个交通路口都设有路障，并有上千人把守盘查，开进困难。我们从地图上找到了一条路线，离开了马路开向农田区。在洞黑的田野里、村庄中迂回前进。最终到达了292医院。”（中校团长李旦生：《向首都重要警卫目标前进》同上书，第1页）
“5月20日上午7时50分，臧军长、曹政委奉命率部向天安门广场前进。9点10分，钢铁洪流从西山驶出。9点30分，进入八角街附近路段。车队受到数万人围攻。开始，部队让部分人下车，将躺在军车前面的人抬走，将横在军车前面的汽车开走。我们的部队继续向前开进。学生和群众又截住了3台10吨大卡车和6台公共汽车，并把车胎气放掉，把车钥匙拔走，组成三道屏障，横在路中央。在车队不能前进的情况下，臧军长、曹政委经过简短协商，决定留下看护武器和车辆人员外，其余下车步行，向前突进。他们两人带头下车步行前进。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来自前后的推搡，12点差1分，两公里走了两个多小时。下午5点40分臧军长、曹政委在古城被围。”（干事秦生祥：《将军被围记》，同上书，第17－21页）
受阻部队被迫暂时驻扎在北京四周，如沙河机场，南苑机场，三河县，通县，以及四周的仓库、学校。但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刻等待向城内进军的命令。北京市民对四周的部队也保持高度警惕。为了防止车辆开动，汽车轮胎被放气。有的地方，群众用电焊机把装甲车和坦克的履带焊死了。
５月２３日星期二戒严令已发布７２小时，还无法执行。政府已威信扫地。
昨天辽宁分社刘欣欣给本报一编辑打电话说：“北京市民真伟大，我以沈阳市民的身分向北京市民致敬！”赤手空拳的北京市民阻挡了几十万大军进城，这是世界奇迹，也是历史奇迹。当然，这也说明政府不敢真正动武。真正动起武来，群众是阻挡不住的。但是，能真正把枪口对准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吗？
八角村听说解放军来了，农民从四面八方迅速奔向公路，阻挡了军车前进。星期天，从外地调来一列车全副武装的战士，刚进北京站，火车司机鸣笛半小时。群众纷纷围向车站，逼着列车退到了丰台。
这几天由于公交停运。马路上自行车很拥挤。互相之间磕碰一下的情况经常发生。要是过去，势必要发生纠纷。现在，相互一笑就过去了。一位女同志被碰倒了。几位青年将她扶起来，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请相互谅解。”她起来后，拍了拍衣服就走了。
北京市政府宣传学潮影响交通。实际上地铁是政府让停运的。这些天，学生和市民一起维持交通秩序。晚上设路障阻止军车进城，天一亮就把路障清除，保持交通畅通。
北京市政府断了天安门广场的水以后，马上就出现了“学生没有水”的白旗。居民纷纷送水。各种可口可乐瓶、汽水瓶都装满了水，从四面八方送到广场。不少家庭的瓶子全收光了。北京市政府看到断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天就恢复了供水。但市民送水还持续了三四天。给在广场上的外地学生送食品、送稀饭的人更多。一位西安来的学生对我说：“我们不愁吃，不愁喝，全是北京市民送的。”昨天，２４名军人化装成老百姓，穿上便衣进驻了新华社，就住在大礼堂的舞台上。
礼堂大门紧闭。今天上午，不少人从礼堂侧门拥进去，向他们提问题。一位团长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来这里？为了执行戒严令。
二、为什么穿便衣？被迫的。我们本可以穿上军装，戴上军徽。但进不来。２０日我们来过一次，路过复兴门桥时被学生检查。
三、来干什么？协助武警维持秩序。保卫新华社。新华社是重要机关。
大家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齐声呼喊“反对军管”的口号。
今天下午，百万人上街游行。在西单附近的长安街上，三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并行（过去游行的队伍是一支，两边是旁观者，今天满街都是游行队伍）。靠北边的一支是汽车队伍今天游行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军管戒严军管，动乱之源撤消戒严令，恢复首都正常生话李鹏下台，以平民愤李鹏丧钟已经敲响罢免李鹏打倒李鹏，全国安宁；公审李鹏，人民必胜石油工人一声吼流氓李鹏抖三抖－－石油勘察院李鹏是动乱之源拥护赵紫阳等等游行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下午四点钟左右，突然乌云压顶，雷声大作，大雨如注。人人被淋成落汤鸡，标语口号被淋得七零八落。队伍有些凌乱，但没有人离开队伍避雨。
在北京大学的队伍中，几位年轻教师扶着一位白发昂首挺胸的老教授，冒着大雨阔步前进。使人们想起了“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教授的形象。
在雷雨中，所有的口号变成了一个口号：“李鹏，下台！”一部分人喊“李鹏”，一部分人喊：“下台！”成千上万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压倒了雷雨声。
雷雨稍停，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长安街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在一辆汽车上高举一幅李鹏投降的漫画，并且一边敲起大鼓一边齐声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他妈的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李鹏而是李鹏怕人民。
在南开大学的游行队伍中，学生们一边走，一边按着步伐的节奏齐声喊：周总理，在哪里？
你的儿子不讲理。
邓妈妈，少讲话，快把儿子领回家，再给三个大嘴巴：叭，叭，叭！
南开是周恩来的母校，传说李鹏是周的养子。“邓妈妈，少讲话”是指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今天发表的公开信，要求学生相信政府，相信人民解放军。学生对这封信很不满意。喊最后的“叭，叭，叭！”时，脚步声也同时“叭，叭，叭！”地响，口号声和脚步声共鸣，有很强烈的效果。
游行队伍把目标集中在李鹏身上，希望李鹏下台。这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戒严的决策不是李鹏个人做出的。邓小平不会让李鹏下台。如果真让李鹏下台，又有人要说邓小平“舍车保帅”。邓小平知道，李鹏下台以后，反政府的力量会得寸进尺。
５月２４日星期三今天是宣布戒严的第五天，军队仍未进城。
昨天下午的一场大雨之后，天气显得冷。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怎样过夜？我到广场转了一个多小时。
在纪念碑南面的二层台阶上，有一个小小的物资站（即群众救助学生的物资存放棚）。不少学生，瑟索地排队领取衣服，人人都得到了满足。我问发衣服的学生：“哪里来的这么多衣服？”他说：“都是市民送的，晚饭后两三小时内就送来了两、三万件衣服还有毯子和棉被。”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几乎全是外地学生。全国所有的高校都在广场上设有营地各校都用塑料搭起了低矮的、简易的帐棚以避风雨。北京市民除了把衣服送到纪念碑上以外，还送到各个帐棚。一对中年夫妇用塑料袋装了五件衣服送进西安一所大学的帐棚里。
北京医科大学一位研究生对我说：“我到一个居民楼里求援。一下子就送来了大量衣物。装了两汽车。小孩子也送来了煮熟的鸡蛋。”雨后学生被淋湿了。居民送来了糖姜水和热稀饭。有的还送来了酒，为学生暖身子。送包子、送鸡蛋、送黄瓜、送饮料……，送什么的都有。在挂有“体育馆居民大院”横标的送饭汽车周围，一群学生在高兴地吃着热稀饭。
但是，学生还是够艰苦的。在天津大学自动化系的小棚里，两个学生穿着短裤坐在水泥地上（他们的长裤被雨淋湿了）。我叫他们到纪念碑去领一件衣服，他们说：“需要衣服的人很多，我们就这样凑合吧！”在天安门前横跨长安街的地下通道里，数以千计的学生，像挤在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一样。躺满了整个通道。通道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
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北京市民的感情是可贵的。也有人从另外一个立场提出忧虑：这宝贵的热情会不会被人利用呢？
戒严以后，北京的局势非常复杂，社会各方面人士都十分焦急。游行队伍中有“召开人大紧急会义罢免李鹏”的口号。一份署名“首都知识界300余人”的《紧急呼吁人大常委提出弹劾李鹏案》中写道：“鉴于目前的局势，只有李鹏下台，才足以平民愤、拯救国家、民族的灾难。为此，我们紧急呼吁人大常委，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最高权力，弹劾李鹏，以解国忧。”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建议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希望通过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同意曹的想法，并且认为，“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曹思源在《建议书》中写道，“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在万润南的支持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全力进行院外活动。曹思源首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胡绩伟审阅了《建议书》后，明确表示支持，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并正式写了委托书。从5月21日晚开始到5月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同意这一主张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在听了内容后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代为签名。
最后，一共有46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有的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加上以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员也呼吁从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