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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既搞经济改革也搞政治改革的民意表达。如果说，邓小平在１９８６年大谈政治改革只是一种设想的话，那么，学潮就要求将政治改革赋予实践。学潮也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大演示。民主之潮如此汹涌，不仅超过了中国保守力量容忍的限度，也超过了邓小平的容忍限度。邓小平和陈云必然要联手反击，中国的政治形势一定要发生逆转。胡耀邦在这一轮政治斗争中被摆上了祭坛。
第1节“生活会”――宫廷政变
胡耀邦对学潮坚持疏导、说服、教育的办法，没有使学潮很快平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元老们对胡耀邦极为不满。
１２月２７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邓小平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让秘书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常务副总理）、胡启立（书记处书记）、李鹏（副总理兼教委主任）、何东昌（主持工作的教委副主任）到他家来。
１２月３０日上午，这几位领导人应召到邓家，邓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１９４－196页）了解背景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批评胡耀邦几年来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不力，批评他没有传达邓在六中全会上和陆定一那次争论的核心内容（王震在党校传达了，他还批评胡耀邦不传达），批评今天这种局面正是胡耀邦这种消积极态度造成的。
当时北京关心政治的人们感到，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前夕的形势似乎来临。
邓小平这次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还提到“反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１９５７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这个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时，删去了关于波兰的一段话：“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面对团结工会和教会势力勾结、并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势，他们用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有专政手段不行。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邓小平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态度一直是很坚决的。为此，必要时可以采取军事管制的手段。
胡耀邦对邓小平12月30日的谈话，毫无思想准备。他深思再三，觉得分歧之大，是以前没有想到的：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算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学潮、对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方针和自己完全不同。如今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去处置学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做的。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连累，他彻夜难眠。他决心顾全大局，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辞职下台，平息一切。1987年1月1日，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辞职信。
邓小平决定要立即把胡耀邦撤下来，得到几个重要老人的拥护。陈云早就对胡耀邦的一些主张看不顺眼了，他完全同意邓的决定。李先念当时在上海，邓小平打了个电话，李答：你们在北京定吧。
胡耀邦的政治命运，就这样被几位老人定夺了。
撤掉了胡耀邦这个总书记，党中央工作就无人主持了。邓小平又不愿自己走到前台来。于是，他指定赵紫阳（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薄一波（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万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组成五人小组，由赵紫阳牵头，在十三大召开前，主持中央工作，包括召开“生活会”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当时有人提出：胡耀邦的总书记是十二大和一中全会选出来的，召开一个“生活会”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是否合法？让他再干几个月，十三大改选下台不是更好吗？但是邓小平一刻也不能等。
１月６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2月30日的谈话以中共中央１９８７年１号文件发出。在文件开头有这么一段话：“当前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败，因此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站在斗争前列；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学生闹事，违者要给予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要从重处理。”这个文件发到全党，也就是向全党公布了对胡耀邦的批评。
1月10日，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出面，召集了一个“生活会”。他说，这个会中央常委委托我们五个人主持召开。他没有说明这个会的参加者是什么范围、按什么规矩确定的，不少参加者都是被临时通知到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事前一无所知，他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质问：“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胡耀邦也是被突然通知赴会，毫无精神准备。
根据老人们的意图，１月１０日，胡耀邦作了检查。胡耀邦在检查中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他检查说：“我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政治倾向上“我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用人方面“喜欢用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等等。他还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这是事先已经确定的）。胡耀邦这样检查，是违心的，其本意“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如果胡耀邦知道有人蓄意整他，要把他批倒批臭，他是不会作这样的检查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不管地位多高，既然被摆上了被批判的地位，在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得搜罗他的各种问题，进行倾向一致的批评发言。姚依林（国务院副总理）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说，胡耀邦不懂经济，没有好好学习陈云的经济思想，还到处自以为是。杨尚昆在批评中讲到陆铿当面吹捧胡耀邦，进行挑拨离间，贬低邓小平，批评胡耀邦对陆铿的胡言乱语没有抵制。胡耀邦于1985年5月10日会见陆铿的谈话录音作为“生活会参考材料之二”印发给与会者。
有人说说胡耀邦很注意树立自己的形象，有野心，要把邓小平挤下台。
本来许多重大人事决定是邓小平定的，却误会到胡耀邦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进中央，等等。批评者认为胡耀邦排斥异己，搞“青红帮”（青年团干部和红卫兵）。令胡耀邦痛心的是他过去的好朋友也不顾事实地揭发他。例如，王鹤寿和胡耀邦关系一直很好，在延安时胡耀邦、陶铸、王鹤寿三人关系密切，人称“桃园三结义”。在这次生活会上，王鹤寿列举“晋江假药案”、“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事例，说胡耀邦“目无中央”，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说的话，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顶着不办。还把胡耀邦对他讲的一些私房话也揭了出来。
有人在发言中讲了很多与事实不符的话，知情者没有一个人为胡辩解。万里、赵紫阳这样的改革者也作了批判性发言。
赵紫阳发言说：“耀邦为人宽厚，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
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讲到这里，赵紫阳说：“早在１９８４年我给小平同志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讲党的领制度问题。”赵没有说信的内容。乔石发言提到1985年7月14日邓小平找胡启立和他谈话，批评耀邦和陆铿的谈话，批评耀邦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胡启立发言也讲了邓小平1985年7月14日同他与乔石的谈话。胡启立还谈到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单独和他谈话，说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比较软弱。而作为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缺点。小平托胡启立把这些话带给胡耀邦。但小平这次打招呼，对耀邦同志没起什么作用。
散会后，胡耀邦坐在怀仁堂门前台阶大哭一场，可见他在会上受到多么大的委曲。习仲勋把他扶了起来。万里知道胡耀邦爱吃狗肉，当天晚上，派人把烧好的狗肉送到胡耀邦家里。
这次生活会上发言时间最长、最为系统的是邓力群。
邓力群一开头就说：“耀邦同志1月10日在会上的检查中说，他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我同意他这样的自我批评。我只希望并建议他，检查思路再宽一些，认识更深一点。”他抓住了胡耀邦自己承认的“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这一点不放，还穷追不舍，向宽处和深处追击。接着，他围绕以下问题对胡耀邦进行揭发批判：１，关于统一思想。胡耀邦在统一思想中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很少讲或者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了，甚至别人讲四项基本原则，还引起他反感。２，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力群说：“搞精神污染就是搞资产阶自由化，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他揭发胡耀邦“从１９８３年的二中全会到这次学潮以前，在对待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经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几次反复。”“两次否定，对党的损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耀邦本人来说，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一阵子这么说，一阵子那么说，反复多次，很难说他哪次讲话是能够信任的。”３，关于“四项保证”和“四有”问题。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但后来耀邦很少讲了。
４，关于“左”和右的问题。耀邦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这种思想状况由来已久。在实际工作中只防左，反右是很不得力的。５，在用人方面，“对有错误思想的人和搞资产阶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事都显露出来的。”“常委中陈云同志分管干部工作。”但耀邦“实际上剥夺了陈云同志管干部的职权。”６，“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635－678页）
在这些问题上他又举例证，又作分析，上纲上线，使人感到，胡耀邦是资产阶自由化的总后台，邓力群的发言是对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算。
邓力群在发言中自我表白说：“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我是毫不动摇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是矢志不二的。别人骂毛主席、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他这段表白是什么意图呢？有人分析，一种意图是，他对胡耀邦批判如此严厉，是出于一种革命的义愤。可能还有一种意图：为争取接替胡耀邦的位置作舆论准备。
当时北京有陈云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传闻。这是有可能的。邓力群“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在１９７５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表现好，社会上也没有他的子女搞腐败的传闻，对陈云的思想又很忠诚。对陈云阵线来说，他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邓力群对他违反中央规定擅自向下传达１９８３年3月17日会上陈云批评胡耀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为什么１９８３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１９８３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过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耀邦同志批评谅解。”接着，他把矛头指向了支持胡耀邦的一批人：“可是我也要向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