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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报告会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宋振庭主持。周扬的报告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周扬念了开头以后，由于身体不好，由广播员代读。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广员读稿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长时间掌声。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他“异化”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说不能换。邓力群为了听这个报告，特意从医院出来。他听着听着，就觉得有问题，特别是关于异化的问题。下午邓力群就给胡乔木打电话，说：“上午到党校听了周扬的报告，觉得有些观点和提法需要斟酌。”他建议胡乔木看看周扬的讲话稿。还建议让黄楠森等人第二天讲一讲与周扬不同意见（《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上册，第397－398页）。当天晚上，胡乔木就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说周扬的报告有政治错误，报告会不要解散，延长三天组织批评这个报告。经过两天的准备，3月12日继续开开会。由北京大学的黄楠森、人民大学的靳辉明、社会科院的王锐生、《文艺报》的唐达成发言。这四个人的发言都是上面授意的。他们的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其观点是鲜明地批驳这个报告的。
周扬这个报告本来是中共中央的安排。1982年11月间，中共中央就有一个决定，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了纪念，要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由周扬作报告。为了起草这个报告，周扬请王若水、王元化、顾骧协助。从1983年2月15日到3月初，他们在天津迎宾馆工作了20多天，才拿出稿子。在这期间，法院要开庭审理王若水与前妻离婚一案，通知王若水出庭。因此，到天津的第三天，王若水就回北京了。执笔起草的只有王元化、顾骧两人。讲话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印成清样，分送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审阅。大约过了三天，胡耀邦将稿子退了回来，在他的名字上划了，没有提修改意见。
周扬在党校报告的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对总编辑秦川说：“周扬的报告很精彩，宣读过程中鸦雀无声，读完后掌声很热烈。王震和邓力群都参加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发了这个学术报告的消息，消息中说，周扬的“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3月12日，秦川去周扬家，对周扬说：“你的文章我们登出预告好几天了，你的稿子还没有给我。”周扬说：“木说让改一改，关于异化问题，联系实际略为展开一下。我在监狱里蹲了几年，出来后又没有专门搞过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比较困难，加上身体也不好，我没法改。”秦川说：“那就发表吧，七日晚上的电视我看了，王震、邓力群都过来与你握手，还会有什么问题？”周扬说：“我考虑一下给你。”他又反问一句：“你敢发吗？”周扬把文章看了看，还是交给了秦川。
3月13日、14日，胡乔木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和王若水到周扬家谈话。胡乔木说周扬讲话中关于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要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周扬讲话发表的问题，周扬谈了看法。但事后在场的人回忆的情况不一样。周扬的记忆是，当他问到“是否改了以后再发表？”胡木回答说：“可以在出单行本时再改。”事后胡乔木认为，他坚持改了以后才能发表。当时在场的王若水作了详细记录，他在《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中写道：“胡乔木把身体略为前倾，对着周扬说，’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衰，两样都有。……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没有涉及到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人民日报》发表呢。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关系，……，如果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前面加一个说明。”３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用一又四分之三的版面发表了周扬这篇讲话，用不到半个版面发表了四位批评者的发言综述。发稿前，王若水和总编辑秦川商量处理这篇稿时，王若水说，作者周扬不同意修改这篇文章，编辑部不应勉强。
胡木和周扬谈话时并没有指出这篇文章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些地方“不够”。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文章是探讨，不是结论，不必请示发表是可以的。
文章见报的这天一大早，邓力群给秦川打电话，大发雷霆，说：“讲话是王若水‘钻’到周扬身边搞出来的，宣扬的是王若水的主张。你要把这个情况点钟以前送到中宣部来。”秦川解释：“是我同意王若水去的，不是他要‘钻’进去的。”春节前周扬请他帮助起草讲话，他不愿意去。（秦川不知道王若水去天津只三天就回来了，没有参加起草）
当时，他刚离婚不久，把几年不在身边的孩子接回来，准备过一个团圆年。秦川对他说：“周扬同志是轻易不求人的，去去为好。”但文章发表后邓力群还是打电话给王若水，让他作检查。秦川和王若水二人不得不作了检查。
事后，邓力群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向中央书记处呈报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这份材料中写道：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据此，邓力群提出了三点处理意见：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阐述。
二、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得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前言，不作修改。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态度。
这个报告中央没有下发，原因是胡耀邦阻拦了。他提出“报告”要与被批评的人见面，要核对事实。根据胡耀邦这个意见，3月21日（《邓力群自述》中说是3月26日），开了一个核对事实的见面会。见面会由胡乔木主持，参加者有邓力群、郁文、贺敬之、周扬、秦川、王若水等人。地点在中南海的中宣部的一个小会议室。1998年春，本书作者访问过当事人之一秦川，他向作者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还给我他写的记述这件事的一篇文稿。
这一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面对面地坐在会议桌的两旁。被批评者先看邓力群的这份报告。秦川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说清楚，觉得邓力群有点意气用事。周扬看完了，脸上的气色发生了变化。他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邓力群写的那个材料，掷在胡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胡乔木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胡乔木瞪大了眼睛，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反中央！”周扬说：“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大声说：“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说：“我只是反对你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拨弩张。出现了党内会议中少见的情况。坐在胡乔木对面的秦川只好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胡木也意识到自己失态。接过秦川的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年在上海就在一起工作了。”他冷静下来后问周扬：“告诉你不要发表，你为什么还要发表？”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胡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坚持他从来没的听到过不让发表。
二人相持不下。旁边一位插话说：“我们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让发表。”《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写的是，胡乔木不让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让他修改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周扬说没有听到这句话。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申明他没有听说过不让发表。
贺敬之说：“我相信中宣部的记录是真实的。我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贺敬之骑墙的插话使会场一时沉寂。邓力群突然站起来，大声说：“周扬同志，希望你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的工作！”周扬是中宣部的顾问。
会上，只有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只有我的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这次会核对事实的任务没有完成，不欢而散。事后，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写了一封信，说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写的报告与事实有出入。他还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了一个事实真相的说明。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说：开会把事实核对清楚以后，我们又把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作了一点修改。4月20日，把这个报告，连同胡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信和检查再次报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我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我就说，周扬的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他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把马克思主讲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我也只好把它搁在那里。
从邓力群这段话来看，这场冲突实际上已经在胡乔木和胡耀邦之间展开。由于谁也说服不了谁，4月份以后，这场冲突进入了僵持、胶着阶段。但是，这场斗争还没有完。
文艺界充满火药味1983年4月以后，胡乔木为了扞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他暂时放下了“异化”问题，转而从文艺界入手。
4月30日到5月3日，中宣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胡乔木、邓力群、周扬出席。列席旁听的顾骧记录了这次会的情况。会上不仅批评了《苦恋》，还批评了《在社会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妙青》、《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早晨三十分钟》等一系列作品，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当严重”。会上，胡乔木作了语气严厉的发言。他说：我读的文艺作品不多，全局估计不好说。但是，从许多方，从许多人：作家，批评家、读者里了解的情况，说一点看法，我想不会离事实太远。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在文艺界不是很高了。会上列举的一些材料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久了，出版的文学作品，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不是愈举愈高，而是愈举愈低。作家批评家躲开它，躲开社会主义。如果说程度如何估计说不清，但事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