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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了最大的潮流。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这为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深刻的用意，５月３日就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公开的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他对王震、邓力群和于光远三人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下讲的移到另一个问题，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３8－３9页）在《邓小平文选》的注解中写的是“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的一部分”，于光远多次表示，《邓小平文选》这个谈话下面的注解违背事实。他说，实际参与这次谈话的除了王震和邓力群以外，还有于光远，这篇讲话也是于光远整理的。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华国锋迫于形势，在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１９７６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但是，在正式场合，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他可能觉得公开宣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十多年时间，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一切场合，采用了凡是能够采用的各种形式，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客观地说，“两个凡是”正是这种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继续。要否定“两个凡是”，就是要扭转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还有可能被载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当时，这个“帽子”还像如来佛的五指那么沉重。所以，邓小平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只不过是借助这面大旗来反对“两个凡是”。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第42－43页）这段话是无懈可击的。不过，“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不如“毛主席语录”那样有“操作性”了。毛泽东思想模糊化了。也就是说，使毛泽东思想的约束（主要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人们各有各的解释。谁掌握了这个解释权，就可以利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１９７１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毛泽东设置的一座又一座大山。１９７７年８月８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两个估计”。９月１９日，他直接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出来的？……（同上，第66－67页）
然而，要推翻毛泽东的大山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这番讲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扞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解建国以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
第4节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曲曲折折
胡耀邦开动破冰船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七十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两个凡是”，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权威来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权威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失去了一个毛泽东，再造一个新的“毛泽东”。
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中国要前进，也必须打破用个人权威来裁决一切的体制。必须打破坚冰，开辟新的航道。
这条“破冰船”是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者胡耀邦驾驶的。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９日，中央党校开学。８００多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其中之一。他们学习的重点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在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难题。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对编写党史问题材料的人们提出的编写原则是：“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的学员把这两条原则理解成两个标准：判断路线斗争是非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校理论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认为，这两条标准是误解，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由孙长江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
在这个时期，不少报纸和社会舆论，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要求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甚至建国以来对一些问题的结论。这些问题都是毛泽东有过明确的指示。要改变是很难的。对其中有些问题（如“走资派”问题），胡耀邦让中央党校组织讨论，但有人出面阻止，认为这些问题是讨论的“禁区”。
１９７７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开会，结识了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稿，没有出题目。不久，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件：《女人是生产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觉得不好用，准备退稿。后来他反复考虑，还是将第二篇排上了，准备放在《哲学》专刊第７７期。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光审阅。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不久的杨西光，决定进一步修改后放一版发出。此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内容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
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界的负责人胡绩伟、曾涛、华楠，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新华社转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前，送胡耀邦审定。最后的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的《理论动态》第６０期全文发表，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５月１２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时7个月，修改１０次的文章终于发出。它产生了影响超过了人们的预料。
用哲学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吴冷西的电话。吴冷西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和胡绩伟在《人民日报》是老同事。接电话时胡绩伟边听边记：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问题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了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