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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穷得连苹果都没有尝过的阿发及其家人,诚然是叫人万分同情,乃至悲悯的;不过,当他们全家沉浸在洋人所“赠予”的食品的滋味中时,却浑然忘却了已然失去的双腿,也失去了可以自主与自立的谋生资本。显然,当时普通的台湾民众还不能意识到新殖民化的政治、经济,对人们思想渗入的极大危害性。小说由此精心设计了一个阿发全家“吃苹果”的情节,将故事的批判主旨推向尖端。当答应了阿发家提出的要求的美军上校格雷和羡慕阿发一家因祸得“福”的同事们相继离开之后,阿发全家在欢洽的气氛中吃起了洋人格雷送来的苹果,小说这样写道:
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到咬苹果的清脆声,带着怯怕的一下一下此起彼落。咬到苹果的人,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总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但是一想到爸爸的话,说一只苹果可买四斤米,突然味道又变好了似的,大家咬第二口的时候,就变得起劲而又大口的嚼起来,噗喳噗喳的声音马上充塞上整个病房。原来不想吃的阿发,也禁不起诱惑说:“阿珠,也给我一个。”
从这个“吃苹果”的场面中可以看出小说的结尾处理方式颇具匠心,的确给人一种言虽尽而意无穷的启示。从未吃过苹果的阿发全家嚼着美国苹果,但却对苹果的滋味感到了一种无言的失望:“一时也说不出来什么,总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这真是神来妙笔,使题旨毕现。苹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甜蜜,实则恰好相反,竟是一腔难以下咽的“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可是,问题在于感觉苹果甜蜜的人正是当事者阿发自己。对陶醉中完全忘记了自己被撞断双腿的阿发及其家人来说,苹果之所以显得美味,并非缘于苹果本身的果肉和汁液,而是因为延伸自“洋人所送的苹果”这一特殊的意义;换言之,对阿发及其家人来说,他们嘴里嚼着的甘甜汁液,与其说是来自苹果的果肉,倒不如说是来自于那种和洋人沾上边的喜悦。小说用象征、隐喻手法,把外援表面的诱惑力和其实质的虚伪性形象地呈现出来了,这就宛如苹果表面的甜美与内瓤的酸涩、虚泡一般,暗示出台湾靠美援支撑起来的经济繁荣潜存的危机。面对这种丧失正常辨别能力、陷入麻木不仁精神状态的江阿发及其家人,人们从字里行间感觉到的当然绝非什么“甜美”,而是难言的“酸涩”,而小说的反思意味也就由这种尖刻而含蓄的讽刺中油然而生了。假若台湾社会始终依靠新殖民主义者的“恩赐”与“施舍”度日的畸形现状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后果委实是堪虑的。若换个角度来思考,即便有了美国人给的“赡养费”,江阿发一家的未来是否就真的那么幸福无虞了?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在这出略带嘲讽的批判新殖民主义的悲喜剧里面,既有对阿发不能自立自强的遗憾,更有对当时台湾社会一味依赖西方的感慨,作者确实是既“哀其不幸”,又“痛其不争”。的确,“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讽刺作品,虽然只描写反面现象,但仍然包含着作为生活的必然趋向的理想,这种趋向正确地阐明了作品中所有的形象”参阅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现实主义”条目中的相关内容,见1957年《文艺理论译丛》第2期,第209页。。当然,就客观因素来看,在台湾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引进外资势不可免。一方面,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迈向现代化的西方工业国家,相对于转型期的以传统自然经济为主的东方乡土社会来说,其以工商业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确实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居于主导的地位。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象征新殖民主义的西方资本、文化,以及跨国企业,很自然地要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开拓新的市场,此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取代落后的农业文化的客观态势早已是势不可挡地形成了。另一方面,处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仅仅靠自身的内部努力已远远不够,极需西方国家强大资金的外力支持。就是这样的国际经贸局势,给台湾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美援”、“日资”就成了水到渠成、两厢情愿的一桩好事。而随着外资和西方现代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入,相应的西方的思想文化、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及西方的行为观念也如开闸之水一般滚滚涌入台湾社会,特别是美国、日本式的生活方式、行为观念更是日益影响,并改变了台湾的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崇洋媚外的风气弥漫一时,引发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到了70年代,随着象征新殖民主义的西方资本与文化的进一步输入,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弊端亦越来越明显。洋人的飞扬跋扈同某些国人的卑躬屈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民族的自立与自主的精神逐渐沉沦消失了,而且出现了一味仰赖外国的恶习。这篇小说及时、敏锐地反映了这些新的生活波澜,揭示了台湾社会潜伏的崇洋媚外危机,而这正是以江阿发夫妻这种乡土人物形象为依托的。
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阿发之所以乐于当奴隶乃是生活所迫,使他别无选择,因为阿发全家长久以来无法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他们全家甚至从来没有尝过苹果的滋味,而美国人的“恩惠”确实使他们全家不但吃到了从未吃过的苹果,答应补偿给他们的金钱与物质也确实带给了阿发全家一份欣喜,而且也令其贫穷的命运大大改观。事实上,美援也好,外资也罢,对社会底层的贫穷民众来说,都不及维持基本的生存权利重要。阿发一家人吃着美国人送的苹果,虽然“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但却是他们平时再怎么辛苦工作也无法享受到的滋味。如果一个家庭的幸福需要靠牺牲一家之主丧失自主谋生的能力才能获得,那么这样的社会如何能不让人患上精神上的“软骨病”呢?因此故事结尾并没有苛责阿发全家人对美国人格雷的感恩之心。然而阿发全家品尝的美味食品是用丈夫和父亲的双腿换来的,所以尝起来难免会有“酸酸涩涩的”、“泡泡的”和“假假的”感觉,“苹果”的这种奇怪的“滋味”无形中也暗寓江阿发和送苹果的人的关系是不牢靠的,付出的代价实在是过于苦涩而沉重了,隐藏在“苹果”背后的是江阿发从此成为残废,必须一辈子躺在床上无法站立,这真可谓是令人难过与愤怒的肉体的重创和精神的迷失。面对以美、日为代表的经济新殖民主义的大举入侵,台湾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和农产品换来经济成长与繁荣的同时,也引进了民族的屈辱,滋生了一部分国民依赖外来势力的奴性,因此尽管阿发一家是令人同情的被损害者,但小说的同情里面则包含着一种揶揄,还是让他们在美国医院中处处出洋相,严厉嘲讽了他们对损害者感激涕零的奴化心态,直截了当地将他们刻画成为可怜又可鄙的丑角,从而透露了这一喜剧场景背后所隐藏的深深的民族悲哀。简言之,阿发拿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象征独立行动和自主谋生能力的双腿去换取暂时的“幸福”和家人生活的保障时,面对给他带来严重灾难的美军不仅感激涕零,甚至连协助处理灾祸的外事警察和来探病的工友也对此极端羡慕,他们均不以为祸反倒认为有“福”。这种心理状态典型地反映了五六十年代以来台美之间的畸形关系。事实上,阿发全家的暂时满足和台湾社会表面的繁荣都是虚假的,都只能以尝得“苹果的滋味”来自我安慰。显然,这是一出令人倍感痛心的国民精神沉沦、道德堕落的民族悲剧。
从艺术方面来看,《苹果的滋味》是一篇富有象征意义的小说。主人公阿发是被作为台湾社会的某种象征来塑造的。小说透过这一带有典型色彩的形象,不仅对台湾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还深刻地“检讨”了台美之间关系的实质。小说以一种嘲讽的喜剧手法来处理江阿发的悲剧事件,但在这个表面悲剧所呈露出来的喜剧色彩里,却深刻地提示出潜藏在“喜剧”背后的真正悲剧。具体来说,那就是“苹果”象征着“美援”的酸涩滋味,阿发则可视为台湾社会日渐依赖与屈从于美国的一种象征;台湾工人阿发与美军上校格雷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则象征着美台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文化侵入与腐蚀之下,不仅台湾社会上层阶级以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就连阿发这样的平民百姓也未能免俗,亦同样仰人鼻息。小说对此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
在灿若星辰的台湾当代作家中,黄春明的眼光可谓深具历史洞察力。面对转型期的欧风美雨的迅猛侵蚀,台湾社会中弥漫的那股越来越浓烈的媚外崇洋之风,令黄春明感到深深的忧虑:“在目前这个媚外崇洋很厉害的环境里,如何来对媚外崇洋的人加以开刀,这和我以前写乡下,写我所熟悉的穷人,下层人的笔调,和目前的笔调大不相同。我现在的笔调是非常无情的,明知道媚外崇洋的人也是我们的同胞,但在这社会他们是属于另一个阶层,而这个阶层,不但自己不能觉醒,而且堕入那一种生活。当我遇到这种实体的时候,我就无法刀下留情。”黄春明:《〈莎哟娜拉?再见〉?自序》,见小说集《莎哟娜拉?再见》,(台北)远景出版社1974年版。因为黄春明希望“将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同①。。这篇小说情节简单,人物描写也不算鲜明,不过采用嘲讽的喜剧手法来描写悲剧事件,倒是别出心裁。它的价值主要是在思想意义方面——既批判“美援”的实质,又揭露受“援”者的精神麻木,对民族“软骨病”患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若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由作者的忧时伤世的思想指引着,让读者活生生的体认到,我们的民族到底为了自己的什么缺点受苦受难”同①。。有点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篇小说发表之初并未引起台湾文坛的注意。因为那时美国与台湾尚未“断交”,普通的台湾民众大多还陶醉在“美援”的所谓“安全”和“幸福”感之中,但仅仅才过了数年,美国就因其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考虑,突然抛弃了被台湾人认为坚如磐石的“友谊”,一下子翻脸不认人了,迅速与台湾“断交”、“撤军”与“废约”,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打击使台湾民众猝不及防,带给台湾民众难以愈合的深远心灵创痛。此时他们才惊叹黄春明早在台美“断交七年之前”便对台美关系的实质作出“最全面最正确的反映与检讨”。这篇小说所影射的是三十年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就如阿发及其家人用失去自主谋生能力的双腿换取了美国人所“施舍”的那一笔沾着鲜血的赡养费一样,;那拿自己的主权作代价换取美国“恩赐”的台湾当局,最终从美国手里的换回来的就是这么一点点酸涩可怜的“经济实惠”,就像小说中所说的那种“总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的“苹果的滋味”一样。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三节 《莎哟娜拉·再见》
《莎哟娜拉·再见》发表于1973年6月6日,三个月之后,日本就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台湾断交了。黄春明能于日台“断交”前夕就创作出这样一篇彻底检讨“台日关系”为主题的作品,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由于70年代台湾连续面临了“保卫钓鱼岛事件”、“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此时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因这些国际事件而愈益高涨,因此这篇小说一问世,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便连续再版了十二次,由此可见这篇小说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反响有多么巨大与强烈。创作《莎哟娜拉·再见》这篇小说的时候,黄春明已经离开素朴的罗东小镇,从宜兰电台前往台北这个大都会谋职了,生活场域的变迁使他更加贴近地看到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在台湾急速流行的情况,也更加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变迁所导致的台湾社会变迁与文化异变。而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