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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几天，当这些杂草抽身得比花生苗还高一些的时候，所有农家的五抓扒都给搬了出来，大大小小也都为了除杂草而出动。
要除去四分地花生园的杂草，是足够让一个年轻力壮的农夫，忙上五六天的。何况一个孤独的老年人，在这样一块地，整年够他除草、施肥、驱虫害、收获、翻土、播种等等忙个不停。而这些农事，都得弓着身子卖力。所以早几年前就叫六十多岁的老庚伯，变得弯腰驼背。也因为这些无法教他停息的农事，使他不为其他事情伤感，并且在他那枯干了的脸上，也经常因收获、播种、发芽、开花、结实等等的一串生机的现象，逗得泛起笑纹来。
不到几天的光景，整个粿寮仔溪埔地的花生园的杂草，都给连根拔了起来，抛在炎炎的日头底下煎晒。隔日，花生园的园头园尾，堆积着一小堆一小堆的干草，被点起火烧。那乳白而又带有一点鹅黄色的浓烟，在粿寮仔的田野里，扩散着季节性的干草香味。
这幅字里行间浸透着农家人欢欣情绪的乡村风俗画，却在浪漫抒情气息中隐约透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六十多岁的甘庚伯本该到了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时候了，然而他却不得不在花生园里挥汗忙碌着，担负着与年轻力壮的农夫一样分量的农事，这是为什么呢？小说暗示甘庚伯的内心显然隐藏着极大的伤心事。当他蹲下身去拔草，“那久已浸渍在汗水的黑布衫，尤其在两条弯弯拱起的背肌上，给张得紧的地方，结了一层微薄的细盐，有一点点微弱的闪烁”。甘庚伯只有通过如此劳碌的农事才能冲淡心里郁积的许多烦恼，农事成了他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命运的捉弄并没有完全使他挫败绝望，田园里勃勃的自然生机，仍然给他带来了不少愉悦。他目前最担心的事就是，在他把花生园的杂草处理好之前老天可别下雨，这担心让他心里起伏着“似急又不急的波动”，以致思绪不宁地咕嘟咕嘟地喝了两口茶后，才“突然觉得肚子里有点涨涨，这时才想起刚刚才喝了一大碗”。可是，正当在春日田园里辛勤劳作的甘庚伯“打算近黄昏凉爽的时分多做一些事儿的当儿”，邻家的小村童阿辉急急忙忙跑来告诉他：“你家的阿兴在店子街那边疯得厉害。”一句话点出了老人的伤心事。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像触了电般全身都痉挛了一下”。原来甘庚伯那个从南洋战场回来之后就又疯又哑了二十几年的独子阿兴突然从家中禁闭他的栅栏里偷偷逃了出来，赤裸着身子跑上街头滋事，遭到村里一群不懂事小孩子的凌迟和侮辱，他们嘲骂他，用烂芭拉、土块和石头粒扔阿兴。甘庚伯马上放下了田里的农活，以快得令人讶异的速度跑去肇事现场，他飞快奔跑的身影令乡邻们忍不住发出了赞叹：“哇！老庚伯实在勇健。看他！跑起来像牛起浪，连地都会震哪！池里的水也漾起水纹哪！”这些善意的议论充满了村人们对他朴实的关爱。甘庚伯沿途还听到村民们发出的各种不同议论：
“也只有遇到老庚伯这样的人。人家疯子是疯子，但是给他养得勇健得很。”
“唷！做人也是如此！像老庚伯做人这么善良，命运却这么歹？”
“就是。孤子来这样。老伴又来死。”
“天实在是太没有眼睛。……”
上面的议论，可以说全都对甘庚伯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与怜悯，而且乡亲们还故意把声音略略提高，让甘庚伯“把耳朵掏得灵灵的，一字不漏地捡着”，“命运对他这等乖蹇的地步，他苦撑下来，得到乡邻的尊敬”。这无形中起到对悲哀的甘庚伯一种间接的慰藉与嘉勉作用。小说由此将邻里乡亲对甘庚伯的同情、赞佩与尊敬完全表现了出来，而乡土社会中的人情美亦由此散发出来了。故事情节就在这么一段路程中展开。甘庚伯这个贫穷孤苦的老农有着甜蜜的回忆，也有着悲苦的嗟叹，更多的是无限的怜恤。当甘庚伯终于找到了发疯的儿子阿兴时，小说通过一段感人肺腑的文字呈现出了甘庚伯难以言喻的内心世界：
老庚伯把扶在红砖墙上的手，放下来挺一挺身，深深地呼吸，一时才宽松了心里的紧压不少。但是，一俟他蹲下来和阿兴并在一起的时候，那股才消失的内心里的紧压，又突然堆上来，使得他不得不连连又深深地叹了几口气。老庚伯伸出左手，抓紧阿兴那浓密乌黑的长发，把深埋在双膝间的脸孔，拉了出来扭向自己。然而，当他们父子的目光相触的刹那，老庚伯教阿兴那清秀的眉目，和那苍白而带有高雅的受难的脸孔时，大大的吃了一惊，使得内心那股紧压，越发高涨了起来。现在他才发现，他从来就没有这般靠近，而专注的注意过阿兴的颜面。尤其在他触及到，那一对清澈透底的，有如无任何杂念的稚童的瞳眸时，一阵冷震的微波，萧然滑过脊髓，突然令老庚伯感到，自己萎缩得变成渺小的微粒，而掉落到那清澈瞳眸的深潭里，教他觉得他的心灵已经接近到什么似的，脑子里一时落得空空，只是心里那么无助而虔诚又焦灼的直喊：“天哪！天哪！”但是，这种一时令老庚伯对自己的肉体，无感觉的境界，却给阿兴此刻无意牵动嘴角的笑纹，一下子给弹了回来。
小说在这里运用不少自然不带斧痕的修饰词语，恰如其分地点明了甘庚伯的衷肠。阿兴即使神智失常，可见了父亲仍无意地“牵动嘴角的笑纹”，而且他还有着“清秀的眉目”、“苍白而带有高雅的受难脸孔”，这让匆忙赶来的甘庚伯，父子近距离相对时，不由大吃一惊；而阿兴“那一对清澈透底的，有如无任何杂念的稚童的瞳眸”，更使甘庚伯觉着“一阵冷震的微波，萧然滑过脊髓”，使他“心里那么无助而虔诚又焦灼的直喊：‘天哪！天哪！’”一个已经四十六岁的疯儿子竟能这样还原成纯真无邪的儿童，恐怕只有慈祥深情的父亲才能有如此的感受吧。这一番特写相当细致地刻画了阿兴在疯了之后还是那么斯文可爱，更遑论他正常时的状况，也正由于如此，甘庚伯的沉痛亦因此而加深，并进一步注定了甘庚伯仍将无怨无悔地宽容、爱护受难独子阿兴的余生。这种悲悯的爱怜之心，也更加呈现出甘庚伯命运的乖蹇及人格的高尚。
在甘庚伯押着儿子阿兴回家的途中，小说藉由甘庚伯与村人之间的问答，让人们得知了甘庚伯命运如此不幸的根源。甘庚伯的痛苦虽然是来自于儿子的又疯又哑，但究其根本原因，造成甘庚伯困境和痛苦的根源，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罪恶的太平洋战争，日本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当年才刚二十来岁的阿兴被强行征召去南洋当兵，在光复后第二年回来时就已经成了疯子，到如今已二十五六年了，“我们把一个好好的人交给他们，他们却把一个人，折磨成这个模样才还给我们”。甘庚伯夫妻费尽心力也无法治好这个独子的疯病，举凡能力所及的方法无一没有尝试过：“请神跳童乩，叫道士作法，老庚婶去菜堂吃斋，西医汉药，松山疯病院，任你讲哪一项没试过？他老人家勤俭累积，有一点钱就投到这无底洞里去。”当一切人为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也只能认命了。最后相依为命共同照顾儿子的老伴又在两年前过世了，独子阿兴还是疯疯癫癫的，使农事、家务，以及照顾阿兴的责任现在全落在甘庚伯这个年近古稀的孤独老人身上。面对如此悲惨的晚境，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之下千千万万受害者之一员的甘庚伯，并没有大声痛斥与控诉日本人的罪行，那些善良的乡邻也没有严厉诅咒战争。甘庚伯只是无可奈何地承受了残酷命运，坚忍不拔地努力撑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小说虽然是用冷静客观笔触来说明甘庚伯不幸命运的根由，但淡淡的几笔却具有千钧之力，这显然比用激昂语调直接谴责、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要更有力，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小说还在甘庚伯牵阿兴回家的路途中设计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表现了甘庚伯反抗宿命的思想，他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也有一些乡下人的迷信思想，但当一个与他同辈分的老婆婆责怪他用麻袋和草绳围裹阿兴赤裸身体的糊涂行为：“你死了，阿兴才替你披麻戴孝还未慢咧！”的时候，甘庚伯虽然觉得有些不吉利，但他却不再把这当回事了：“要是他真会替我戴孝，那总算天有眼睛了。我死目也甘瞌啰！”正因这一事件的刺激，顿时引发了甘庚伯对伤痛往事的回忆，令他不禁悲从中来，转向阿兴发起牢骚来：
“你母亲对你那么疼！她死的时候，要你这个孤子披麻戴孝，端香炉送出殡，你却疯得厉害！害你的母亲一柩棺木抬出门，一直伐不开脚。嗯！跟你说有什么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也是疯子。”
在这里，甘庚伯对着阿兴诉说关于老伴的往事，语气中实有一份对曾经相依为命，共同照顾疯儿阿兴的老伴的深切怀念，在牢骚中自有一种平淡的爱意显现出来。由于甘庚伯一再想起老伴临死前的遗言，叮嘱他要多“吞忍”这个疯儿子，因此面对“半句话也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的疯儿子，他并未显出厌弃与不耐烦的情绪，努力遵守着老伴的遗言和儿子谈着永远也没有回应的“话”，而不管他能理解多少，儿子一个劲儿地自顾自沉默。他仍然絮絮叨叨地告诉儿子今年已经四十六岁了，凄凉地说：“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还回忆起个把月前，阿兴发过一阵疯，把木栅圈里的马桶打得稀烂，当他忙乱的时候，阿兴不见了，追出去时竟发现无知的儿子差点连人带桥都落到河里，眼看儿子对自己的行为根本就是毫无感觉，世间的是非对错，在他真的是邈如云汉，原想揍他一拳的，“拳头却重重地落在自己干瘦的胸脯”，“一时为自己的命运，怨叹得泪都掉下来”。禁不住难过地斥责阿兴说：“你该知道我是你的老奴。到现在我还得给你动屎动尿。”事实上，甘庚伯的无奈与悲哀正是缘于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走进儿子的心灵世界中去。明知道阿兴听不懂自己的话，明知道阿兴不明白自己就是赋予他生命的父亲，甘庚伯自嘲、痛苦，却仍然渴望儿子能听懂他说的话。他和阿兴谈起父子俩曾经计划开垦的沙洲，可这计划却因阿兴的癫狂整个破灭了，只能眼看别人在那片沙洲上开垦出丰收来。“近几年来溪床高得很多，浮出几块沙洲。我们粿寮仔人，每一家都多少分些地开垦。惟独我们家，看你这模样，白白地把我们的份让人去耕了。”因为日前拥有的几分地，甘庚伯已经是很不容易地勉强应付着了。小说恰如其分地呈现了甘庚伯的心性，以及他在凄惨境遇中的嗟叹和怨怼，然而其间所表露出的那份深刻动人的父爱，却的确令人感到唏嘘不已。甘庚伯、他的疯儿子阿兴，以及伴随在他们身边的小村童阿辉，三人走在夕阳的余晖中，甘庚伯回忆起关于阿兴的种种往事，一开始还颇有怨怼，想到自己这把年纪了丝毫没有享到儿孙之福，反而还要当成年儿子的“老奴”，因此他边走边喃喃自语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然而当他们自“夕阳从小屋顶跳上前面的苦楝树”走到“落日已从树梢落到树干，显得比刚才看到的还大，好像他们越走近了它”时，正好路过甘庚伯自己耕种的花生田，面对今年丰收有成的情景，甘庚伯心里的郁闷之气也逐渐平息了。本来甘庚伯夫妻两人守着他们的独子勤俭安定地过着日子，家里的“六分多地，一家一年一季土豆，一季番薯，一年笑两次，笑得嘴巴咧海海的”。虽不富裕，但全家其乐融融。可是战争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原本在儿子阿兴还没有回来以前，甘庚伯心里还有不少关于未来的憧憬，可当他从基隆把儿子接回家时，被糟蹋成疯子的阿兴使他所有的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小说写到战争末期甘庚伯得了很严重的胃病，痛得他死去活来，差点送掉了性命，可是把疯儿接回家以后，他的胃病反而渐渐地不再发作了，最后竟然神奇地好了，这真是他悲苦生活中惟一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也许上天正是要让他好起来照顾儿子。关于这点，小说以甘庚伯的几段自言自语予以证明：
“你回来之前，我的胃病痛得死去活来。他们一直劝我去检查，但是我没去。我知道胃一定破了一大孔。去检查医生一定要我开刀。哪有那么简单？一来没钱，二来你不在家没脚没手……”
“嗯——！以为你回来什么都会改变的，哪知道你却变成这种模样回来！要不是我到基隆港接你，你连我们家在哪里都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