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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漂泊浪游了。这里是一个什么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我发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如果我担心死后，其实这是多余的。这里也有一个可以舒适仰卧看天的墓地，老猫阿盛也都躺在这里哪。”黄春明：《〈给憨钦仔的一封信〉》，见小说集《锣》“自序”，（台北）远景出版社1974年版。由此可见，黄春明之所以被称为“乡土写实派作家”、“悲天悯人的作家”，以及“小人物的代言人”，正是因为他的生活境况和社会地位决定的。黄春明曾经谈到当时自己一家人生活的困境：“像我的小家庭，我和太太、婴儿一家三口，而当爸爸的我，竟然是自私自利的梦想着当一个作家，那是很悲惨的事。结果太太和小孩子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了。”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见庄明萱、阙丰龄、黄重添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53页。因此“诸位要是看过那时候写的《儿子的大玩偶》、《癣》之类的作品，那里面多多少少都有我们的生活影子”同①。。因为那时黄春明自己就是苦难的“小人物”群中的一员，这种处境不仅使他较能感同身受地体察“小人物”生活的艰辛和理解他们的内心感情，而且也激起了黄春明替这些“小人物”树碑立传的强烈欲望。因此黄春明这一时期的作品，特别强调了作为一个人所必备的那些基本条件，如保持个人的尊严、坚毅不拔的精神，以及博大的爱心等，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生活在不利于他们表现这些美德的环境中，选择了为人们不太熟悉的和不愿接受的方式来表现这一切；人们也许会感到这些“小人物”的行动有些滑稽，缺乏人们一般理解的严肃性和悲剧性，但是这些“小人物”的可爱就是因为他们以独特的表现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换句话说，通过黄春明的小说，人们不仅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这是任何不利的生活环境都无法剥夺的，生活的艰苦、折腾与迫害都是对人性的考验而不是摧毁，而生命的意义也因之被积极地肯定了，因为人是坚忍的，不论他多么卑微，都有一种力量可以使自己站起来，而这力量是不可征服的；而且通过黄春明的小说，还使人们看到了那种建立在互助互爱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可贵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林毓生这样评价说：“黄春明在《青番公的故事》、《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一顶帽子》中所展示的世界是一个极不公平的世界；然而在这个世界中被剥削、被践踏的人却不知从哪里得到那样充沛的力量，自灵魂深处散着爱、怜悯、坚忍、宽容与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给予这些从世俗观点被认为是‘小人物’的人们的生活以庄严之感，并肯定了人的生命是由勇敢、自尊、希望、怜悯与爱而得其伟大。在充满了贪婪、卑鄙与不公平的世界里，这种精神居然‘无动于衷’，顽固地存在着。”林毓生：《黄春明底小说在思想上的意义》，见1980年12月5日《联合报》副刊。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黄春明正是通过对乡土眷恋和对城市的批判，找到了让自己的创作与社会相契合的一个榫头，进而形成了属于他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黄春明还让自己的创作在台湾文学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两者并存的繁杂多元的格局之中得以被定位，从而成为台湾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乡土文学史”上的一块鲜明的里程碑。这就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所说的那样：“黄春明的小说是千姿百态的，可是它们也有一个共同性。黄春明写的是台湾那里的家园，那里的风俗习惯，那里的不平，那里的美和那里的人——主要是写人，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即使他今天就停止写作，他已经用他的台湾乡土小说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和社会史，留下了具体的贡献了！”［美］葛浩文：《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见1982年1月《海峡》。然而，由于当时台湾社会仍处在“横的移植”滔滔滚滚的洪流之中，这些陆续出现的乡土作品似乎并不显眼，一直到了70年代以后，黄春明创作的这些小说才开始广泛受到注意，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和欢迎。事实上，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同台湾当时兴起的“民族复兴”和“乡土回归”运动有着直接与密切关系的，因为黄春明的小说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台湾社会进入70年代之后，即在爆发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前夜的台湾，整个社会中崇洋媚外已是蔚然成风。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从1953年开始，台湾当局开始接受美援与日援，外资开始迅速进入台湾，虽然促进了台湾社会的转型，经济开始加速发展，社会也逐渐繁荣起来了；然而，这也使台湾在科技上无法独立，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迅速增大。事实上，台湾已经再次沦陷为以美、日为主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上的新殖民地了。换言之，五六十年代那种主要以乡村小农经济为资本积累来源的资本主义，随着农村的凋敝基本上已达到极限，再无发展余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依赖美、日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为特征的，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为资本积累来源，进行加工出口的新殖民性质的资本主义。这种带有新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台湾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整个台湾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出现了一批迅速暴富的新兴资本家，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劳工，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在这一阶段，台湾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城乡之间，以及农民、城市劳工和市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被迅速拉大了。与此同时，伴随着政治与经济上对美、日的依附，各种畸形社会现象——崇洋媚外，特别是“崇美媚日”等，亦日益凸显为新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正处于国际冷战格局中，台湾社会虽然已经不再像戒严初期控制得那么严密了，但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台湾社会却不得不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外交动荡：1970年发生了保卫钓鱼岛事件；1971年台湾失去了联合国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美国同台湾断交；中日建交，台日断交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切强烈地震撼了台湾民众的心理，致使“许多人无法面对这种国际孤儿的冲击，纷纷以寻求自保远走他国，也使得台湾社会整体经济结构受到冲击”参阅了“风云书系”（43）之《台湾生存之战》中第56页的相关内容，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59页。。“初退联合国时，一时物价波动，资金外流，连带影响到对外贸易，房地产下跌；移民签证排长龙，对台湾的威胁，自然十分严重。”同①。而这一切也刺激台湾民众检讨以往过分依赖美、日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失策，于是对“洋”的崇拜失落了，人们开始弥觉“土”的可贵。具体来说，在这一阶段，台湾民众对于台湾国际生存境遇和社会前途的反省，顿时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促使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增强了民众的反省精神与自我生存意识等思想，更在台湾社会形成了一股“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巨大浪潮，人们开始寻求自救与自主之路。与此同时，由于在1973年所发生的世界性石油危机中，台湾又再次遭受了重创，台湾经济严重衰退，这也进一步促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台湾经济的性质及其弊端。我们知道，自1951年开始，美国为了稳定风雨飘摇中的台湾经济，强化台湾的反共军事实力，以平均每年一亿美元的额度对台施行经济援助。在这期间，美国通过资本控制，逐渐支配了台湾的经济。美援一方面支持台湾的军事性消费与政治性消费，巩固台湾军事政权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支持台湾公营和私营企业，形成了“美帝国主义特殊的双重介入方式”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台北）人间出版社1992年版，第362页。。事实上，美援经济的本质，就在于为美国独占资本培育其在台湾的买办性资本，并以这买办性官商资本为基础，美国独占资本大举侵入台湾，促成了台湾“依附型经济”的成型。当时台湾社会的情况，其实“和中心国资本主义在发展水平上、构造上仍有巨大落差，内包着诸多复杂的问题所造成的后进性”，陈映真：《台湾现当代文艺思潮之演变》，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3期。只能“规定为‘半资本主义’”同①。。而这个“半资本主义”即经济新殖民主义。台湾对美国的这种物质的、经济方面的依附化，也带来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对美国的扈从化，“而美日对台湾新殖民主义支配，因而成为现实”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台北）人间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这与旧殖民地时代几乎无异。这一切都使台湾民众开始认识到台湾经济的殖民弊病和帝国主义“经济援助”的侵略、掠夺本质。而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亦使欧风美雨滚滚而来，使崇洋媚外之风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甚至是各个角落，台湾一时间出现了“民族意识淡薄，价值观念倒错，社会问题迭出”的情况，促使人们开始在反观台湾“全盘西化”之风中彻底觉醒，对国人崇洋媚外的心态进行了尖锐批判。换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段时间的台湾社会，由于国际重大事件的冲击，与国内经济极不平衡的发展，而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帝国主义，与反抗殖民经济和买办经济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要爱国家、爱民族、要关心社会大众的生活问题”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见1977年4月1日《仙人掌》第2期。。这一时期，台湾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民族复兴”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间也产生了新的社会思潮，他们站在民族与民众的立场上提出了呼吁，要求批判“全盘西化”，要求回归民族、乡土，以及社会现实的思潮风起云涌。社会各界都开始重新反思台湾被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重新殖民”的现象，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深刻检讨“台美关系”与“台日关系”，揭露与鞭挞了国人的“崇洋媚外”。换言之，正是由于台湾当局在政治上、经济上长期依赖外国，美军和美军顾问团驻扎在台湾，美国的军事援助、经济援助源源不断，美资与日资在台湾开设的工厂林立，随之而来的就是外国人在台湾享有各种特权，不仅招徕美国兵和日本商人的酒吧、舞厅充斥于市，而且“崇美媚日”的社会风气亦愈演愈烈。加上这时期的台湾社会，“因现代文明冲击所导致的农村经济的动荡已逐渐平息，社会矛盾的焦点转移到都市，这时的作家开始反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带来的弊害，以及精神生活的贫困，并且开始寻求民族文化传统之根。于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作品中开始出现含有民族主义的抗议和控诉”参阅了徐秀慧《说故事的黄春明》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该文是提交给1998年10月在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黄春明作品研讨会”的论文之一。。黄春明由于同《文学季刊》的主要成员过从甚密，而《文学季刊》这个文学群体的成员在70年代以后，始终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积极反对“全盘西化”，反对西方的文化、经济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的侵略与压迫，这些思想都对黄春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时正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大步前行的黄春明，虽然还没将他所熟悉的家乡“小人物”的故事一一说尽，然而却毅然开始以一连串笔锋尖锐的作品来迎接70年代的到来。他小说的背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题材开始涉及到民族传统和民族自尊的重大课题，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齐益寿曾就此指出这一阶段的黄春明创作已经发生了弃“土”就“洋”的转变齐益寿：《一把辛酸泪——“我爱玛莉”序》，见小说集《我爱玛莉》，（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并且称“从‘锣’以后，黄春明就不肯再一味的‘土’下去，而写起‘洋’来了”同②。。而黄春明自己也幽默地承认了自己的“洋”，他说：“我这一只羊是淋湿了的羊，带三点水的‘洋’了。”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见庄明萱、阙丰龄、黄重添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47页。他的笔触转向关怀城市“小人物”生活的同时，也开始迅速将焦点集中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