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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好吗？你不是可以用竹子做椅子，做畚箕，做筛子，做很多很多东西？”说得大哥“眼睛亮起来了”，重振了生活的信心。接着白梅又帮村人出了一个在销售农产品时多争取利润的主意，使村里的三万斤番薯“每一百台斤，已经多涨了二十四块钱了”。而且，即便是怀着身孕，行动不便，她还在暴风雨侵袭坑底后，陪着村人一同重建家园。正是在这场暴风雨中，白梅生命中的污秽有如“坑底都被得洗干干净净了”，加上她对家人的孝行和对村人的热诚，使“她在坑底很受敬重”。这些淳朴的村人也以善良回报了白梅的付出，他们非但没有嫌弃白梅的妓女身份和未婚先孕，反而纷纷称赞她“很乖”，还要求老天爷更完美地帮助白梅实现她的理想。小说这样描写村民们对白梅的关心：
“这个女孩子很乖，应该保佑她生一个男的。”一个年老一点的人说。
“是的，那是我长眼睛仅见的一个好女孩子。”
“哪里的话，是你们这些长辈不甘嫌她。”梅子的母亲暗暗在心里欢喜。
“说实在，我们赞美都来不及呢。”
“我猜她会生男的。看她的肚子好尖哪。”有一个女人这么说。
“该赏她一个男的才公道。”
从村民们这些善意的话中，可以看出白梅正是以自身的尊严、无私的爱心与坚忍自信，才终于赢得了亲人、同伴和乡亲的爱戴和尊重；她也沐浴在爱和温暖之中，逐渐恢复了做人的权利和信心。故乡以它温暖宽厚的怀抱再次接纳了她，这种纯朴的亲情和乡民们的友情，显示出来的正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道德观。
然而，白梅所要接受的命运的挑战到此尚未结束，白梅在怀胎十月的过程中还算平安顺当，没有出什么事；可是到了生产的时候却出了意外，碰上了难产。在她分娩的那晚，由于情况十分危急，村人们成群结队地连夜举着火炬护送她到县城医院去生产。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特别是那被风吹得火焰向一边倾倒的火炬闪耀着浓浓的人间温情与真爱，正是这种人间的温暖和关爱给白梅带来了生活的乐趣和无穷的力量。白梅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了难产中的痛苦和困难：“梅子又被一段很长而绵密的阵痛所折磨，而她一次都不浪费的将痛苦的挣扎化成力量。她全身湿得像从河里捞出来。看那样子，比刚才虚弱多了。那种虚弱而清醒的样子，有点令人害怕，老母亲从头到尾陪在身边痛得不断流泪。”经过在生死边界九死一生的顽强搏斗，皇天不负有心人，白梅终于梦想成真，如愿以偿地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样的生产过程是相当艰辛而痛苦的；不过，凡是拯救与升华都必须经历一番痛苦的洗礼，所以白梅的难产便成了接受洗礼的过程。毕竟白梅不只是代表着自己而已，它还象征着母亲、土地等未来希望之所在，因此难产使她完成了带有宗教性意义的受“洗”过程。而白梅重新做人的强烈渴望也就在这难产的过程里得到了升华，难产也因此染上了一种象征意味，变成一种宗教的拯救仪式，生产中所流出的血使白梅洁净起来。而最后婴儿的诞生，更使白梅的“自我”得到了彻底的拯救——她的身份已从妓女转化为母亲了。因此当那个代表着希望的孩子来到人间时，不仅白梅感到骄傲，而且大家也为她高兴，“老母亲却欢喜的哭出声来。产房的门开了，门外站着才锯掉腿的大哥和大嫂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大家亲切地迎接着她和那个刚刚降生的小生命。这个场景是相当温馨的，与她以往遭受的隔绝与冷漠截然不同。白梅奋斗挣扎、冲破藩篱，坚决不向命运屈服，终于在生活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诚如夏志清所言：“《看海的日子》的主角白梅，可视为一个对自身命运充满伟大理想的圣女。”夏志清：《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见《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200页。自从生下小孩后，白梅充满了对上苍的感激，她含着眼泪享受着做母亲的快乐和尊严，她借助婴儿的诞生在母爱与人性光辉的洗礼中洁净了自身，成就了自我的拯救心愿。
不过，也许是一种满足之余所产生的“感恩”心情在作祟吧，每当白梅看着孩子的时候，心里便会产生一股想抱着孩子去渔港的强烈冲动，奢望能再看一眼孩子的父亲。这愿望愈来愈猛烈地撞击着她：
几乎同孩子一起诞生出来的一个意愿，一直在心里鼓动着梅子，而这意愿却专横的不允许她做最简单的说明。虽然，这是她自己的意愿，但是，在她的心里面始终站在另一极端的位置，而不怕被孤立。她心里如此地挣扎着：
“走！抱着小孩到渔港去。”
“鱼群还没有来呀。”
“我知道。”
“那么不可能遇到他，这孩子的父亲。”
“我知道，这不是我主要的目的。”
“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可以遇见他。”
“遇见他怎么办？”
“我会告诉他这孩子是他的。”
“想去依赖他？”
“决不！”
“那是为什么？”
“我明知道他现在不会在渔港，因为鱼群还没有来。现在他可能在恒春。”
“那么你去渔港有什么目的？”
“没什么，我知道我不会遇见他，但我必须去一趟。”
“……”
“我也不明白，所以我不能说明那一点意愿是什么？”
从有了这个意愿开始，梅子始终不能教自己明白。她只知道这是急切的。现在她的健康已算恢复了，这个意愿在内心撞击得更强烈。
这段精彩的内心独白，真实地反映出白梅内心的苦苦挣扎和矛盾的复杂心理。最后她终于下决心抱着孩子再回一次渔港去看海，让自己的心情释然。于是白梅又一次乘坐上了前往渔港的火车，相较于前次坐火车的经历，这次坐火车的境遇则完全不同了。前次在火车上，碰上嫖客以猥亵暗语轻薄调戏、肆意凌辱她时，白梅是孤立无助的；而今次，当她抱着孩子登上火车时，车厢里的气氛是热情温暖的，她得到了同车旅客的友善对待。走上了人生的正途，她也就不再被人冷漠地歧视了。白梅的心里因此充满了一种“感恩”的激动——孩子使她终于重新被社会接纳了。小说里的这段描写非常令人感动：
梅子抱着她的孩子，买了一张往渔港的车票，和一群人挤火车。火车来了，车厢里面没有一个位子是空的。但是她只要能登上火车，握一张往渔港的车票，她心里就高兴了。正在她想找一个角落偎依时，在她的面前同时有两个人站起来要让位给她。对这件平常的事她感到意外，由于过于感激而发呆，有一个女人走过来，牵着梅子去坐她的空位。梅子开始正视对方的眼睛，那女人亲切而和善的微笑着。她看旁边的人，她看所有车厢里面她所能看到的眼睛，他们竟是那么友善，这是她长了这么大第一次经验到。她的视觉模糊起来了。曾经一直使她与这广大的人群隔绝的那张裹住她的半绝缘体，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她所看见的世界，并不是透过令她窒息的牢笼的格窗了。而她本身就是这广大的世界的一个份子。梅子十分珍惜的慢慢的落到那个空位，当她的身体接触到坐椅的刹那，一股暖流升上心头。她想，这都是我的孩子带给我的，梅子牢牢地抱着孩子轻轻地哭泣起来。
此刻，抱着婴儿去看海的白梅终于以一个母亲的姿态重返正常人的社会，享受着被爱和爱人的快乐，享受着生命的活力和动力。换句话说，孩子之于白梅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不仅使她改变了生活环境，而且还恢复了梦寐以求的人的尊严，那个“曾经一直使她与这广大的人群隔绝的那张裹住她的半绝缘体，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她所看见的世界，并不是透过令她窒息的牢笼的格窗了。而她本身就是这广大的世界的一个份子”。这感恩的心情使她激动得“牢牢地抱着孩子轻轻地哭泣起来”。这哭泣流出的是喜悦的泪水，人们也同样感受到了她的欢欣与感恩之情。人性的尊严和母性的光辉也就在此时在她的身上熠熠发光。虽然曾历经重重磨难，但白梅却在希望的星光指引下，毫不畏惧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始终不懈地向着高峰攀登，终于站到了顶峰，不再为过往的命运所控制。不过，对于小说为白梅安排的这个光明的人生结局，有些人认为似乎是过于浪漫了，甚至显得“过于传奇”、“有伤真实”，是“温情主义”这类评论可以江汉的《乡土呢？还是迷旧？》一文为代表：“黄春明小说对乡土意识的处理，乍看是由于他对社会卑小人物的深厚同情与关切，这样的努力的确使人耳目一新，激发了奋励鼓舞的意志，但细读之后，终不能发现他的作品也是带有相当程度的迷旧色彩的。”见1997年4月《仙人掌》第2期，第123—130页。，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不承认白梅追求自我拯救和升华的历程中所洋溢的乐观与浪漫精神，而且在“中国近代文学中，再找不到一个与白梅等量齐观的女子，在这种神祗委弃的世界中，放射着信仰和希望的光芒”夏志清：《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见《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201页。。
当“火车穿过大里的那道长长的山洞”时，广大无边的太平洋展现在眼前，面对这片曾在白梅生命中有着重大意义的大海时，她知道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白梅指着海对她的孩子说：“我的乖孩子，你长大以后不要做讨海人，你要坐大船越过这个海去读书，你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面向着大海，白梅告诉儿子长大了不要辜负自己的希望，希望孩子超越他的父母，有更光辉远大的前程。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白梅和她孩子的将来会如何，可是我们有理由期待，并相信她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因为在白梅的思考里，她甚至想到了如何解决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她将孩子的父亲虚拟化，她对孩子这么说：“噢！我可以不让我的孩子知道我的一切。我会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且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去。”并且“我说你爸爸死了。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希望他的孩子同他一样，他还是期待着你”。这个孩子虽然没有父亲的关爱，但是透过白梅对希望与未来执著的信念，我们可以知道孩子“父亲”的形象已经依照白梅的想象被塑造出来了，并将伴随着这个孩子成长。从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白梅义无返顾的决心。故事就这样终结于白梅坐着火车回去的路途上。小说结尾时，梅子又像在祈祷似的对她的孩子许下承诺：
“不，我不相信我这样的母亲，这孩子将来就没有希望。”她的眼睛又湿了。
太平洋的波澜，浮耀着严冬柔软的阳光，火车平稳而规律的轻摇着奔向渔港。
小说结笔的这一句，“太平洋的波澜，浮耀着严冬柔软的阳光，火车平稳而规律的轻摇着奔向渔港”，显然有着多重的象征意义。“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它之于白梅的意义自不同于一般，海具有宽容、生命、净化等象征意义，包容了白梅的过往，也象征了经过一番洗礼的心灵获得了重生；“平稳而规律的轻摇着奔向渔港”的火车，则暗示了白梅的强烈心愿，希望从今以后自己能和孩子可以像“平稳而规律”的火车一样奔驰在美好生活的轨道上。带着儿子去看海的白梅，已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本质上的蜕变。同样地，大海的宽容就像白梅对这个迫害她的社会的宽容一样，海水本身具备的净化功能令白梅的生命得到了涤净；大海所代表的原始蓬勃的生命意象，更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从这里可以发现小说对白梅“重生”后获得的幸福所做的定位——人格的重新确立，这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幸福。换言之，白梅从沉沦为养女到妓女的宿命，到依靠自身力量去改变命运，她所拯救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人格与理想，她心中所复活的是人性的尊严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就这个意义而言，白梅从妓女到圣母的自我拯救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有善报”的劝世故事，而有着独特的意义，具有拯救人类灵魂与复活理想的象征意义，突显的是“小人物”同命运相抗衡的昂扬不凡的意志，庄严化了其生命的存在。正是这种在伤痕中绽露出来的凄美光焰使白梅成了台湾文学，当然也是中国文学中追求理想和尊严最为动人的典型之一。就像著名学者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