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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什么时候才会给你钱？”
“是你带我去的。不是说要做三年四个月的徒弟不拿钱吗？”
“没错，我们是去学人家的功夫。”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贫穷与卑微，另一方面也体会到了他们的忍耐与期待，更感动于祖父对孙子的疼爱、对孙子艰苦学徒生活的关切，以及孙子身不由己、听天由命的无奈态度。不过，阿苍在山下短短的时间里，就做到了他爷爷一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他也许将因成为木匠而永远脱离山上的生活。阿苍在满徒回家时为节省巴士钱，请求木匠借给他一辆破旧的脚踏车，一路折腾着往家里骑，心里充满了喜悦，因为他没有忘记祖父的叮嘱而带回了一条很大的鲣仔鱼。
“阿公，我没忘记。我带条鱼回来了。是一条鲣仔鱼哪！”阿苍一再把一种类似胜利的喜悦，在心里反复地自语着。一路上，他想象到弟弟和妹妹见了鲣仔鱼时的大眼睛，还想象到老人伸手挟鱼的筷子的颤抖。“阿公，再过两个月我就是木匠啦！”
对于阿苍而言，这条三斤半重的“鲣仔鱼”代表的是成就感，是他孝敬祖父的爱心，是他成为弟妹们的骄傲的一种标志。然而，他只顾兴奋地幻想，却没留意挂在自行车把上的鱼掉在了半路上，车把上只剩下空空的野芋叶子了，当他发觉之后，重新回到两公里外找到那条鱼时，鱼已被卡车碾轧成了一幅鱼的图案，只留下一条鱼的影子在路面上。这个打击对阿苍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原来的喜悦顿时变成了伤心，回去后因懊恼赌气和祖父产生了“冲突”。阿苍一再说明他买了鱼回来，但阿公一再痛心地说：“鱼是买回来了，但是掉了。”孙子明明带回来了“鱼”，可祖父看到的却是“无”。阿苍揣摸不透祖父究竟是相信他？还是安慰他？而祖父对阿苍究竟是否真带回了鱼的那种理解、宽容而暧昧的态度又反过来折磨着孙子，结果孙子越是想证明自己就越是激怒了祖父，祖孙俩越是互相慰藉就越显得隔阂，导致本来亲密无间的祖孙关系，因彼此的怀疑而变得生疏了，最后终于变成相互的不信任。显然“鱼”不止是象征着祖孙俩深厚的亲情，也是两代人对于在现代社会里取得的“成就”或者“报酬”的不同感受，它还象征着吸引现代人去苦苦追求，最后却发现“一切都是虚空”的欲望。假若换一个角度思考，人们也许还可以把这篇小说当成一则寓言来解读，鱼和轧烂鱼的汽车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象征与隐喻，“鱼”是人的尊严与互信的意象，“鱼”的被汽车轧烂是人的尊严与互信的破碎。它暗示着一种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失望——满怀希望而离开乡土的贫困农民的下一代希冀实现的城市“淘金梦”的破灭。
值得玩味的是，在小说中，祖孙俩全都以相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阿苍下次回家那天，祖父果然实现了诺言，弄来一套木匠工具。阿苍虽然没忘了买鱼回来，却不幸中途掉了，被过路的卡车轧成了糊。小说中祖父一再谈到“山上的人想吃海鱼真不方便”，“因为鱼很贵，并且卖鱼的贩子，每人都像土匪，他们不是抢人的秤头，就是加斤加两的”。在这里，“鱼”成了老人生活里的期待，他真的非常渴望孙子买鱼回来。当阿苍空手回家，哭着一再向祖父表明事情原委时，祖父一再表示相信的安慰话语，却因为两者之间内心希冀的错位而导致了亲人之间，在相互理解中走上了极端的方面。祖父因为对孙子一再安慰无效而被激起了怒气，而孙子则因无法诉明真相而感到伤心和委屈，只能不停地又哭又叫来宣泄。显然，阿苍的这种哭诉和强辩，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无理取闹，而是基于一个孩子强烈的人格自尊，因为他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允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祖父爱孙子却拿扁担打他，还不准他再踏进门，只因为孙子因懊恼使性子，因为祖父没有看到鱼，显然一下子无法完全理解孙子阿苍的难过、失望、气恼乃至于哭泣的心理。这时，“他们之间已经拉了一段很远的距离”。阿苍丢了鱼，对于抱怨、训斥、责骂，他都可以接受，惟独受不了的是被祖父认为说谎。祖父其实已经相信了孙子，孙子却不相信祖父会相信自己，仍然不停地坚持表白自己的诚实，一再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可见在祖孙俩的内心深处，仍有着敦厚、质朴的真情。很显然，小说关于人的尊严的开掘是一步步深入的。因此在故事的终结部分，作者另外安排了一段效果更强烈的对话，即阿苍因途中失鱼，怀抱着不可弥补的悲痛回到家以后，听到祖父遵守了诺言替他买木匠工具后，就变得更苦恼了，他跟祖父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真的买了一条鲣仔鱼回来。它掉在路上被卡车轧糊了。”
“那不是等于没买回来？”
“不！我买回来了。”很大声地说。
“是！买回来了。但是掉了对不对？”
阿苍很不高兴祖父变得那么不在乎的样子。
“我真的买鱼回来了。”小孩变得很气恼。
“我已经知道你买回来了。”
“我没有欺骗你！我绝对没欺骗你！我发誓。”阿苍哭了。
“我知道你没欺骗阿公，你向来不欺骗阿公。只是鱼掉在路上。”他安慰着。
“不！你不知道。你以为我在骗你……”阿苍抽噎着。
“以后买回来不就好了吗？”
“今天我已经买回来了！”
“我相信你今天买鱼回来了，你还哭什么？真傻。”
“但是我没拿鱼回来……”
“鱼掉了。被卡车轧糊了对不对？”
“不！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以为我在骗你……”
“阿公完全相信你的话。”
“我不相信。”
“那么你到底要我怎么说？”老人实在烦不过了，他无可奈何地摊开手。
“我不要你相信，我不要你相信……”阿苍一边嚷，一边把拿在手里的葫芦水瓢掼在地上，像小牛哞哞地哭起来。
由此可见，祖孙二人在对待同一件事上，相互之间产生的理解落差都在这里的对话中巧妙简洁地透露出来了。细读这段文字，人们看到的除了一个满怀内疚，伤心欲辩的孩子的委屈之外，更看到了老人所表达出来的微妙复杂情绪。对话中的一个关键句子“那不是等于没买回来？”这是老人的最初反应：他不但没有公开原谅孩子的大意，也未直接对孩子的过失表示愤怒和失望，反而显得犹豫不决的样子，这个态度却是孩子受不了的。老人一边安慰着孩子，一边又极想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就是没法把那条几乎到手却又失去的鱼忘掉，真令人感到痛心难熬。换句话说，阿公根本就没告诉孩子说掉了鱼没关系，因为即使他对孩子有着深深的爱和同情，可是不小心掉了鱼，又的的确确是“有”关系的，他的心里还是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芥蒂。而阿苍为了给阿公买回一条鲣仔鱼所做的努力，以及丢鱼之后那种纠缠不休的解释与辩白，这种情感的焦灼与看似琐屑的自我证明，守护的是一个孩子真诚而庄严的诺言，包含了他关于尽孝的苦心、对遵守诺言的认识，以及渴望得到祖父肯定、提高自身地位的全部内容，这也正折射了作者本人性格的光辉之处，也是贯穿其小说创作的鲜明线索。显然，正是因为贫穷的关系，才使得阿苍一家的处境总是受到别人的摆布，因此即使是这样的小挫折，也会使他们在情绪上受到狂风暴雨般的煎熬。可是虽然人们可能感到祖父对狂乱不知所措的孩子的反应是太突然、太激烈了，但他们祖孙之间的爱并不会因此而造成永久的隔阂和疏远。倘若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场关于守诺和失诺的辩解与理解，使祖孙俩越是互相证明，互相安慰，他们之间就越是显得隔膜，在这爱恨纠缠无法廓清的刹那间，最终只有藉着激烈的伤害言词和行动才足以平息一切。如此一个小小的生活波折，竟然让祖孙两人经受了如此强烈的感情折磨，这种被贫困和无奈摧残得疲惫不堪的原始性反应，实在令人感到悲哀。换言之，阿苍出了偶然事故，鱼没带回来，惟恐祖父不信，顽强地解释原委，要祖父相信，半点怀疑也不许，及至察觉这一点不易做到，就伤心地叫喊：“我不要你相信，我不要你相信。”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心灵陷入极端痛苦之中。人们并不觉得小孩蛮横，而只觉得可爱。虽然祖孙俩的情绪终会冷静下来的，可是这些人的生活却难以改善，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因此，作者在故事结尾再度以浪漫的笔法渲染了阿苍精神上的崇高性，阿苍吼着嗓门大声喊道：“我真的买鱼回来了。”立刻在傍晚静谧的山谷间起了回音“——真的买鱼回来了。”这一声声“真的买鱼回来了”的山谷回音，意味着天地为阿苍的买鱼回家做了真实的见证。而祖孙俩因为理解和信任错位而产生的对峙愤怒也就这样被化解了。这种关于人的尊严的确证中，既有支撑人生向上进取的力量和道德追求，又有生活底层卑微“小人物”在窘困处境中难言的辛酸。
众所周知，工商经济的发展，加速了60年代台湾社会的都市化进程。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人口的激增，依靠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因此伴随台湾城市经济发展的，还有农村的瓦解和破产。而黄春明小说关注的焦点之一，便是在这种城乡转换中，离开土地的农民，在进入城市处于新的经济关系之后，如何继续着他们从乡下就开始的悲剧。黄春明对此往往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一是自我尊严的保持与自我人格的自证；一是面对环境的命运挣扎与精神困惑。就此而言，这些“小人物”皆生活在社会底层，都面临着贫穷、知识不足，以及宿命的困境，他们的人生奋斗与命运挣扎都充满了坎坷。然而，这群“小人物”并没有屈服，即便身处困境，却始终对生活心存感念，并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哪怕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生活愿望，都能给他们带来向上进取的原动力。实际上，在这篇寓言式的现实主义小说里所反映的人的尊严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仅仅局限于生活小事，实则不然。对于满怀希望而离开土地的贫困农民，奔驰着汽车的城市并未给乡村带来什么希望，相反地却是进一步增加了彼此的疏离和矛盾。而小说的社会意义虽然不曾明白揭示，却蕴含在人物关系之中，对于希冀买回一条鲣仔鱼实现自己诺言的学徒阿苍来说，他心中平凡得近乎卑微的生活希望，却支撑了自身某种生命历程。更重要的，在这种希望、追求与实现的过程中，“小人物”完成了一种人格自证，保持了生命尊严。显然，小说关于人性悲剧的开掘不是属于英雄式的，而是属于普通人的。就如黄春明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无视人们的嘲笑，不想在历史上占有地位，他们只是一步步地走着，用种种方式让自己的子孙一代活下去。”黄春明的这段话转引自黄重添、庄明萱、阙丰龄编著：《台湾新文学概观》（上册），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然而这一切，更符合底层百姓的生命状态，更接近贫民的真实性格，也使乡土人物在那黯淡、艰困的生存背景上，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而阿苍通过自我求证，恢复人格尊严的故事可谓是黄春明所塑造的乡土小说中最见光彩的篇章之一。
至于小说《癣》则描写了一对贫贱夫妻面临生理需要与生育计划无法两全的尴尬处境。小说由一个离开乡土到大城市谋生的工人家庭的困窘生活展开。主人公阿发与阿桂夫妻在穷困潦倒的生活中，惟一负担得起的快乐就是“性”了，然而伴随着这种本能快乐而来的，则是孩子的不断降临。结果五个孩子跟父母挤在一张床上，弄到他们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空间都没有了，生活更是每况愈下，只能靠吃番薯饭维生。小说通过阿发的妻子阿桂面对三儿子迟迟不肯吃晚饭的反应，对他们一家的穷困境况做了生动的揭示：“不吃，不吃就算了！你出生到这里来就注定吃番薯。你这长嘴鸡还想吃好米。”阿桂还对大女儿阿珠的“命运”也说了同样认命的话：
“如果她生在有钱人家，这个年纪还是离不开大人的照顾。”
“废话嘛！”阿发说，“穷孩子除了歹命，其他哪一点比他们差。穷孩子能干的多啦！像我十三岁就能养我母亲。他们大部分都是靠祖公仔业过活，我们是靠自己流汗过活哪！”
“那是人家前生积德，有什么奇怪？”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生活的极度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