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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于憨钦仔的身上。之所以会这样，客观上是由于憨钦仔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使然，因为憨钦仔愚昧保守而未能明了自己的真实处境，特别是为了保持那份早已不存在的自尊，他常表里不一，言行脱节，以至于性格二重分裂，外在的我和内在的我相互对立，同受凌辱和折磨。若将其综合起来考察，便会发现憨钦仔确实已经成了某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形象确实已超越了为某类人物画像的狭小天地，已成为转型期社会中底层“小人物”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的象征。作为一个小镇贫民，憨钦仔对社会发展的趋势懵懂无知，亦无法认清自己真实的处境，所以常常自作聪明地显示自己的不一般。失业的憨钦仔无疑是弱者，既没差事，又没钱，但他在比他更弱的人面前，却成了高人一等主义者，明明已经身无分文，却还“打肿脸充胖子”，用自吹自擂吸引罗汉脚，或小孩子的羡慕与敬仰，而且还“莫名其妙的感到飘飘然起来”了。在憨钦仔身上，中国人爱面子的作风随处可见，这展现为一个卑下处境的人物身上那种源于人性本能的狡狯。这种狡狯曾一度为他赢取了茄冬树下罗汉脚们的爱戴，让他于群体关系中体现出自己的生存价值，使他面临危机时衍生出种种反败为胜的策略与应对之道。憨钦仔时时刻刻想着的是如何在生存与自尊之间保住昔日的荣光，心心念念不忘的不仅仅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更有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做人、当个体面人快乐地活下去的问题。由于他以前干的是打锣这样“名利双收”的职业，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使他滋生了妄自尊大的意识，因此当他不得不挤进“蹲在南门棺材店对面茄冬树下的罗汉脚”行列中之后，脑袋里时时想着的却还是“一个人能和人出入社会是重要的”处世哲学。他误将面子当成自尊，认为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为了保住面子他一再耍滑头，偷番薯被主人发现时，他假装大便瞒骗主人，主人一走他就“满载而归”了；偷木瓜时，又故伎重施，贼喊捉贼。他因为欠债而挨了打，却诡称是“好心的挨雷打”，还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故事：“昨天从这里回去，路过育生药房，我好心拣地上的花生米给那两只猴子，哪知道，我刚一抬头，一只猴子竟抱住我的脸，一下子就被抓伤，真夭寿的畜生。”然而，一旦狡狯发展为一种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就酿成了一种得意忘形的悲剧。具体来说，就是憨钦仔为了被罗汉脚们所接纳和信任，积极抓住“立功”机会，有一次依据民间传说用扫帚敲了三下棺材希望藉此诅咒镇上的人死亡，使罗汉脚们能通过帮丧而吃上饭，可到了晚上他又因担心死人而彻夜失眠；在疯彩事件中，他一再口是心非，加上自以为高人一等的骄傲，受到同侪排挤而陷于孤立境地；最后在难得的再次打锣翻身的机会中，又因为胡言乱语而终于走上被淘汰的结局。事实上，对憨钦仔来说，失业早已经令他的自尊随着饥肠辘辘的肚子而消解了，可他仍死抱着莫名其妙的面子不放，因而只能在自欺欺人的幻象中表演着一幕幕生活的悲喜剧，显示出其性格中种种负面的因素，让人在满怀同情与怜悯的同时，又不自禁对他产生鄙夷与厌弃的情绪。憨钦仔性格中这种双重因素之间既相互拆解又相互构建的关系，不仅形成了小说的张力，而且使其形象也就愈见立体。在憨钦仔的身上，依然保有对于传统文化的执著，因此汇聚着强烈的道德与情感力量，形成了一个足以与现代文明相抗衡的文化境界。小说通过憨钦仔这个卑微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指出他所面临的生存尴尬并非由于个人过错或道德上的弱点所致，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根本就是外在的社会环境。小说无意于铺陈悲剧，却用心去探索像憨钦仔这类人如何活在悲剧里，因此在憨钦仔身上倾注的不单是同情，而且是“源自热烈的爱、冷静而细腻的观察、与充沛的想象力三种不易糅合在一起的因素相互激荡而成之设身处地、形同身受的同一之感。”林毓生：《黄春明底小说在思想上的意义》，见1980年12月5日《联合报》副刊。因为作者博大的同情心使他认为即使是憨钦仔这样的人，对这个淘汰他的世界仍有自己的认识，而且还企图于现实世界中努力寻找到一个尽可能适合自身的位置。而这些不正是这篇小说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地方吗？
从小说取得的艺术成就方面来看，小说熟练地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法，运用言行和心理描写相结合、讽刺调侃和正面叙述相结合、精心的细节描绘和粗略的概述介绍相结合等方法，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中国小说美学是非常强调写人的，塑造人物形象时强调个性化，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一百零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他们“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这篇小说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美学原则，充分借鉴了传统艺术方法，不仅将人物刻画得血肉丰满，而且以浓郁的地域色彩显示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如写憨钦仔住在防空洞里，早晨从竹床上坐起时的神情是：“从防空洞入口侧射进来的阳光，顿时显得光亮而带着生机的希望。他凝望的片刻间，感到自己就要化羽，从那阳光中飞走似的。”不仅形象揭示了憨钦仔的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而且显现了作者很强的语言运用功力。至于憨钦仔回忆往事时敲锣通知庙事时则是这样叙述：“当！当！当！/打锣打这儿来——/通知让大家明白——/明天下午两点啊——/埼顶太子爷要找客子呀——/顺时跳过火画虎符——/当！当！当！/列位善男信女啊——/到时备办金纸爆竹——/到埼顶太子爷庙烧香参拜啊——/当！当！当！/列位慎足听唷——/不干净的有身孕的查某人不可去呀——/戴孝的人不可去呀——/当！当！当！/去的人每人虎符一张赠送——/拿回来贴门斗保平安啊——当！当！当！”这段“顺口溜”鲜明地表现出了憨钦仔的智慧和才情。小说还很擅长通过对话和细节来突出人物个性。譬如憨钦仔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竭力隐瞒失业的真相，当卖烟酒的杂货店老人问憨钦仔：“好久没看你打锣了。”他先是一愣，编好的话一时说不出，于是“马上将手里的空碗送到嘴，假装喝茶没作答。突然他想出来了，说：‘还是有，不过很累，有时候就叫一个少年家的出来叫嚷，有时候我还是亲身出来打。’”生动呈现了憨钦仔因过度自尊而至撒谎与自吹自擂的过程。这次总算搪塞过去。可在茄冬树下时，当罗汉脚们又提及这事时，憨钦仔的回答就显得愈发矫情了：
“怎么不看你打锣啦？”臭头的那个人问。
“是啊！好久不见你打锣啦。”别人和着说。
“不打了！”憨钦仔故作不在乎的样子，把话题和烟一起吐出来说，“老是打锣没意思。”
但是另有人以怀疑的口吻说：
“不是给那喇叭车抢了你的饭碗？”
憨钦仔觉得这话太不中听，看那个人还在抽着他敬的烟，心里更加不快活。他大声地想压过上句话的锐气，很不以为然地说：
“那种不伦不类的东西算什么？碰巧我憨钦仔不想打锣，他拣去干罢了。干伊娘！好多人都以为我憨钦仔这个老鸟精的饭碗，竟砸在少年家的手里。”
“其实打锣并不坏嘛！”
“不坏？”他皱着眉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你没打你不知道，有时一天打下来，喉咙都失声，腿脚酸好几天。这还不打紧，还有拿不到钱的哪！你说可恶不可恶？好？好个屁！好。”
从这里的描写可见，憨钦仔这些话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真是大言不惭，活脱脱就是一副新阿Q的嘴脸。憨钦仔既狡猾又机灵，善于见风使舵，且熟谙世故，即便是陷于孤立状态时，也能忍气吞声、韬光养晦，以便伺机而动。这使他既顺利地挤入了罗汉脚的圈子，又保住了面子，可谓绝处逢生。而吸烟屁、偷番薯、盗木瓜、敲棺材、想疯彩、添加公告内容等细节，则活灵活现又滑稽幽默地描绘出了这个小镇失业者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小说结尾时，憨钦仔所敲的那最后三声锣响，写得实在震撼人心，即便是故事已经结束了，但那破碎的锣声仿佛仍在整个小镇的上空盘旋回荡着。这“当当当”的最后三响锣声呜咽着、哀号着、悲泣着、诉说着憨钦仔这个“小人物”的千种辛酸和万般苦辣，象征着他永远堕入罗汉脚行列的命运。小说还显示了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如写罗汉脚们窥探憨钦仔口袋里的黄壳子香烟时是这样的：“他伸长脖子，像咽喉科的医生，看病患者的喉咙那样，两只眼睛直勾到憨钦仔的袋子里。”一个“勾”字，传神地表达出了他们内心强烈的欲望。罗汉脚们边抽着憨钦仔发给他们的香烟边听着他讲到某个雇主请他打锣找丢失的小孩，结果孩子没找到就不付钱的不公平待遇时，臭头立刻为他抱不平：“哪有做媒包生小孩？”这个比喻显得异常贴切，完全符合什么人说什么话的情况。而憨钦仔抽香烟的模样则是：“他小心地吸那短得不能再短的烟蒂，像在做最后的吻别那样，当他不能不把它扔掉时，他还捏着那么一点点的地方，望了一下，实在再也容不下嘴唇了，他吐出最后一团烟雾，觉得舒畅死了。恨不得一下子就腾上烟雾飞到南门。”这个吸烟屁的细节，使一个贫穷的罗汉脚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憨钦仔这种个性化的行为举止可谓蕴含着传统农民性格的复杂内涵，富有特别的文化韵味，或者说憨钦仔的每一个动作都与他罗汉脚的身份相符合，也都同他的主导意识相吻合，实在是典型的“这一个”。小说的语言确实极为到位、生动、形象、凝练，有着巨大的容量。此外，作者还很善于在矛盾中塑造人物，通过种种艺术描写，把人物置身于逆境之中，集中表现人物因出身遭遇和性格迥异而带来的不同态度，在揭示打锣与憨钦仔的命运关系的同时，还以高度写实的艺术手法予以了表现。憨钦仔失业后常常回忆起往日的辉煌，其实他并非贪恋于过去的职业，而是极力想寻回失去的尊严，从而重新确定自己的生存位置，但他所有的努力全都归于失败，这显然是一种追求的失落。因为就憨钦仔而言，打锣不但是他在小镇上换取维生物资的工具，而且维系了他在小镇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是他取得小镇社会中人们认可的资格，以及维护个人尊严的基本条件，更是形成他特定感情、意识和意志的主要物质力量。简言之，打锣就是憨钦仔这个人物命运的全部。小说确实做到了写实与真实的高度统一，不仅深刻反映出转型期台湾社会的具体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中人的社会经济本质，而且充分揭示了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同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小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还有一处，那就是它的乡风民俗描写中渗透着揭示国民性的题旨。茅盾曾于《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导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见1936年2月1日《文学》（第6卷）之第2期。显然，鲜明地描绘乡风民俗一直就是古今中外乡土文学表现的重镇，但将揭露国民精神病态和乡风民俗的描绘融为一体，则是由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一大传统。小说使人清楚地看到对这一传统的承续。特别是憨钦仔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使我们在隔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又见到了鲁迅小说艺术的再现。而黄春明的乡土文学创作，其故事背景与小说人物大都取材于他所熟悉的罗东小镇，而小说中的国民性探讨也具有宜兰、罗东地方的特色。小说中的憨钦仔形象决不是某种国民性概念的符号，而是以其生活的本来面目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正面形象并非完人，负面形象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因此被人称之为“台湾的阿Q”的憨钦仔虽是弱者，却始终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甚至竭力和同属于一个社会阶层的罗汉脚们拉开距离，一再声明，“目前我还没找到适当的工作，想暂时和大家一起生活，一旦我找到工作，我马上就要离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