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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选举日还有两天，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同我连线，问我谁可能胜出，我说“不知道”，因为双方的支持率不相上下，变数又很多，一件意外事件就可能改变最后结果。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陈忠信后来告诉我，他们党内的民意调查预料阿扁会赢14万票。我反问他：“你们那时就知道会有那两枪吗？没有那两枪阿扁会赢吗？”
我想过种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谁会想到选前不到二十四小时陈水扁会挨黑枪？19日的中午我和朋友正在外面吃午饭，一位朋友的手机突然响了，大家马上分手。回去的路上，几乎所有人都在追听最新消息，议论事情的真伪。回到台北记者站，我立即准备同香港连线。凤凰卫视的大选报道也就提前开播。
傍晚时分，我同陈淑婉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出来，转往旁边的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国民党刚刚决定取消大选前夜的造势大会，已经到来的“蓝军”支持者一脸彷徨，最惨的是那些售卖选举旗子、帽子等助选物品的小贩，降价一半都无人光顾。实际上，国民党高层也乱作一团，无所作为，现场所见很难对他们增加信心。
入夜了，台北的气氛越来越诡谲，南部传来的消息说，支持民进党的“绿色”地下电台，正在全力散布各种流言。谁都知道，陈水扁和民进党一定竭尽全力利用两颗子弹提供的机会，来保住权力；但他们的对手却在束手待毙，连第二天投票、开票时，都没有动员组织到足够的人手去监督。
3月20日下午四点，各地票站同时开票，气氛同样诡谲。我和陈淑婉在台北的演播室里做直播，不时收看各大电视台的开票实况。开始，连宋的得票数一路领先，似乎稳操胜券。但到了晚上七八点钟，他们的票数突然停止增长，陈水扁的得票数却不断上升，最后竟然超过了连宋，一直到最后。看着那两个只相差0。2个百分点的得票率，我的评论是：“陈水扁已把台湾社会撕裂成两半。”
直播结束，我回到饭店继续看电视，只见连宋竞选总部门前的支持者既悲又愤，仍然在等待连战和宋楚瑜的下一步动作。我睡着了，半夜三点多，我被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惊醒，他说连宋总部前的“蓝军”支持者已经出发，正向“总统府”进军。我连忙打开电视，这时，窗外已传来示威者行进的声音。
我马上打电话给同来台北的“院长”王纪言和资讯台总编阎立宏，告知局势的最新变化，又打电话到香港把主管资讯台的程鹤麟叫醒，商定立即开始直播。我马上赶到台北记者站，通过电话同香港的夜班新闻主播李慧连线，综述和解读过去几个小时台湾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最新情况如何，会怎样发展下去。
直播结束，天色微明。走回饭店的路上，我突然有一种失落的感觉。从1993年算起，我到台湾采访数十次，只见十几年中，同样的那群政客，玩弄着同样的话题，毫无长进，把好端端的一个台湾闹乱闹垮，人心溃散。他们还要闹多久呢？我们做新闻的还需要陪着他们玩下去吗？值得吗？
离开台北回香港时，我对台北的同事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采访台湾选举了。确实，2004年12月的立法委员选举，我没有去台北。选前，3月大选侥幸获胜的民进党来势汹汹，有意一举夺下立法院的多数，为陈水扁推行“法理台独”铺平道路。不少人担心“蓝军”会溃不成军。
结果却非如此，不仅民进党未能过半，李登辉领军的极端台独势力更是受到重挫。对陈水扁来说，这次选举是他当政以来的最大失败，也表明台湾民众对他的厌恶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我第一次在香港收看开票的直播，感到陈水扁靠两颗子弹连任之后，台湾民众的心理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绿潮”已经到头了，应该退潮了。
有趣的是，这次凤凰卫视也有人参选和当选立法委员。当选的是李敖，立法院从此成为他的新游乐场，而他的所有对手，特别是民进党政府的高官，从此没有好日子过。没有当选的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淑婉，但她以一人之力在台中市拿到上万选票，很不简单，可谓是虽败犹荣。
贴身直播宋楚瑜大陆行
2005年5月宋楚瑜到大陆做“搭桥之旅”，我以随团记者的身份全程采访和评论，陈淑婉刚结束对连战大陆行的采访，紧接着又一轮的新闻大战。宋楚瑜所到之地，还有凤凰卫视的其他同事加入，像接力赛一样。凤凰卫视资源有限，当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都决定放手全面报道时，我们只有尽量发挥自己熟悉台湾情况以及灵活反应的优势，才可能以少胜多。
我们采访中常常遇到保安严密的难题。第一天在西安的晚宴上，安全人员把记者同台湾来客完全隔开，我们就是凭着与他们的熟悉，先后把立法委员刘文雄和立法院副院长钟荣吉请出来，上我们的直播连线节目。第二天到黄帝陵拜祭，我干脆混入访问团当中，拜祭仪式结束时，我把手机塞到立法委员李庆安女士手上，请她直接同香港主播对话。
这样的“贴身采访”屡试不爽，有一位《香港商报》女记者发现后，就“贴身”在我后面，保安人员以为她是我的助理，也就放行了。在南京中山陵采访时，我夹在访问团当中，一路登山一路作电话连线报道。上到孙中山墓室，记者都被挡在门外，我却在里面，继续报道眼前所见。
下来时却差点出大事。原来，吴小莉在中山陵大门前作直播，我下山后同她会合。不料宋楚瑜一行刚刚离去，大批保安人员也跟着撤走，数以万计的旁观民众从上面涌下来，看到我们凤凰卫视，特别是认出了吴小莉，就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我见势不妙，马上告诉香港这里已无法再做直播，拖着小莉落荒而走，跑到我们的转播车旁边，把她推进驾驶室，关上车门，才稍稍放下心来。当晚的《总编辑时间》里，播放了一段我和小莉受困的情景，大概是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画面，我们就像被卷入一个巨大的人群漩涡，而当时的香港主播李慧看着这样的场面，脸色都变了。
到湖南湘潭巨鱼村老家祭祖，是宋楚瑜这次访问行程中的重头戏。我到了他父母的墓地时，他们一行正在旁边的农户家中休息。宋见到我就，感慨地说：“以前我们在台湾见面，今天是在我的老家接待你……”（几个月后我在上海再次采访宋楚瑜时说：“这次到了我的老家了。”恰逢中秋，国台办的陈云林主任邀宋楚瑜一行在黄浦江畔边赏月边喝啤酒，台湾来客还举杯高歌《松花江上》，凤凰卫视的上海记者拍下了独家画面。）
祭祖之后，宋楚瑜在湘潭的一家饭店里，同老家的亲友见面。会面刚结束，凤凰卫视记者张玮娜不管保安阻挡，跑到宋的面前，递上三张颜色发黄的照片，那是广州一位九十岁的老先生委托凤凰卫视转交的。他是宋的父亲宋达的旧同事，那些照片就是当年宋达给他的，有两张宋楚瑜还是第一次见到。通过凤凰卫视的镜头，宋楚瑜向那位老伯表示谢意，当晚就在我们的新闻节目中播出。
在这样的直播中，我们不断同香港作电话连线，每次宋的专机刚刚停下，我们已经在飞机上拨通香港电话，报道宋和他的幕僚在飞行途中说了些什么。再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编好片子传送到香港播出，陈淑婉和我们摄影记者的高效率，令大陆同行感叹不已。常常是刚刚结束这一站的采访，在去下一站的车子上面就开始编辑片子，下车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饭店的商务中心，通过宽带把片子传送到香港，前后只需一两个小时。
要在新闻竞争中胜出，常常要靠灵活反应。宋楚瑜在上海会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时，现场只有凤凰卫视一家开来转播车，但只能停在迎宾馆的门口，无法直接传送会见的画面，这也许是中央电视台和上海地方电视台不做直播的原因。我们的做法是，摄影记者在里面拍完会见的场面，立即跑到大门口，用另一台摄像机把片子直接传送到香港播出。这里还没有传完，台湾电视台的朋友已经来电话，问我能不能使用凤凰卫视的画面。
萨文对决木子美
凤凰卫视上海记者站原来是在西区的一座商住两用楼里面，进门有点暗，也没有明显的凤凰卫视标示。有一次我们请复旦大学一位女生来上节目，与香港连线直播，她的父亲死活不让她上楼，因为我们只拿得出一张名片，如何证明自己确实是凤凰卫视呢？
不过，我们却有一种其他境外媒体不可能有的“秘密武器”；我们租用了一条专用光纤，连接上海和香港。就在我们记者站简陋的客厅里，记者或嘉宾随时可同香港连线，一天可以连好几次。2004年《全球连线》开播后，我们常常要寻找嘉宾来同胡一虎或萨文对话，有一晚，前来敲门的嘉宾是木子美，香港那边是萨文，北京嘉宾是王小波的夫人、研究女性问题的李银河
我有时会把萨文称作“无定向飞弹”，他与评论员或来宾对话当中，有时会突如其来问一些怪问题。这次，萨文的招数是先把木子美的性观念定下调子，木子美不同意，想要辩解，萨文却不让她说清楚、讲明白。本来，三十分钟的节目去掉广告时间，实际只有二十来分钟，一个主持加上两个嘉宾，每人都讲不了几句话，意犹未尽就进入了尾声。
连线结束了，木子美很有点不服气，忿忿地对我说：“他就是不让我把话说完，他就是不让我把话说完……”没想到，自有网友要为她报仇雪恨。第二天的凤凰网的BBS上面，一长串的帖子都朝着萨文开火，为木子美打抱不平。我不知道萨文看了这些帖子有何感想，反正我想到当时的情景实在有趣，笑了半天。
萨文的可爱，更多是在镜头之外。每次他做完《全球连线》，一定会同节目的编辑在电梯口争论好久，而且每次都是他理直气壮。不过，今年3月北京开“两会”期间，他在香港主持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华文大直播》，我和闾丘露薇在北京每天同他连线，每天都会在正式开播前评点一番他的服装。我们的取笑，不止一次让他红着脸脱掉西装，便装上阵。
“移师”北京 重回大学
2005年凤凰卫视的九周年台庆活动有两场，都是在北京，也都把我们变成了客人。第一场是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演出，当中穿插凤凰卫视主持人对芭蕾舞的感受。我说的是四十多年前在上海第一次观看中央芭蕾舞团表演《天鹅湖》的情景。
1963年我还是初中生，为买《天鹅湖》的票子排了大半天的队，我还记得那天正是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日子。而《天鹅湖》的芭蕾舞音乐，真的使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仙境。晚会之后的宴会上，舞团团长赵汝蘅告诉我，当年我看的《天鹅湖》，她正是台上的一位舞者。我向她敬酒，送上迟到四十二年的谢意和敬意。
第二天的台庆晚会在北京大学举办。那一晚，凤凰卫视主持人的角色全都被北大的学生取代，我们反而成了接受采访的宾客。北大学生十分精彩的表演和专业水准的主持，很有一点要同我们抢饭碗的势头。
中午，我们几个评论员绕着北大的未名湖散步，春风拂柳，令人不想离去。就在那天，我决意移居北京，再度感受一下大学生活。晚会后，我邀一群凤凰同事到鼓楼附近的一家酒吧聊天，直到半夜三点多。实际上，我是想对他们表示一点感谢，也带有一点告别的意思。
但告别没有告成，我虽然已经在清华大学作了一年访问学者，但仍然是凤凰的一员，继续在北京作评论。
去年7月，我把“家”从香港搬到了北京。所谓搬家，也就是在香港呆的时间少了，在北京住的时间多了。我在《重回大学，感觉很好》里的一段话表明了我当时的心态：
“一个人忙忙碌碌大半生，已是年近花甲，能在退休之前到大学呆上几年，无论是上课还是教课，都是人生美事。给我这个机会的，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而凤凰卫视允准我“移师”北京且身兼两职，也显示出主事者的气度和眼界。”
今年，我又从陈晓楠和许戈辉手中，分别接过了《口述历史》和《风范大国民》两个节目。在年初的节目推介会上，我说这是凤凰的新策略：“老头当美女用”。三月的北京“两会”，再度与闾丘、小莉和亚芳等在人民大会堂内外奔波。“两会”一结束，我又回到清华大学的课堂。
一转眼，就是凤凰卫视的十年台庆了，我们宣传片的用语是“十年奉献，百年真情”。本书也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