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蟛糠侄荚诿髅难艄庵卸裙齘^｜｜｜。武德末玄武门之变前那几年，可以说是他这辈子最黑暗的日子了，曾经亲密深厚的父子手足之情被政治利益搞得分崩离析，功业荣耀渐渐远去，处境越来越困难，身边的知交忠属越来越少，到后来什么阿鼠阿猫嫔妃罗艺的都敢过来欺负他一下，在光环中活了二十多年的小李同志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_…｜｜｜能够一直忍过来，除了他自己有毅力之外，长孙兄妹这一外一内的安慰陪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吧。锦上添花有什么了不起，小李打了胜仗时、被父亲宠爱信任时匍伏在他脚下献媚的人成堆成堆计，但他失宠之后还在坚持雪中送炭的，可就只有小猫三只两只了，所以也就特别珍贵。不但对无忌如此，你看他对玄武门事变中站在自己一方出现的那些名字，后来始终都抱着特殊的好感，连侯君集造了反都还有特别优待处置。“黄帝得力牧，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为五伯长；朕得公，遂定天下。”这样赞美无忌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仍然觉得太过了，但小李就硬是公然这么说了，那就只能说“所与共艰难，赖无忌以免”的事实在心理上给小李的影响太大了。
其实呢，我以小人之心揣度，无忌那时候坚定地站在小李一边，并不能说明他人品高尚、对友忠诚、或者政治目光远大，因为他们长孙一家都跟小李的关系太深了嘛，他是别无选择滴。如果小李倒在建成手下，首先长孙妹妹那是不用客气地或者卡嚓或者没入后宫为奴婢了（说不定还会落得和那个杨氏一样……），无忌呢，他又没有李靖、李世绩、魏徵那样“到哪里都能混饭吃”的才能，怎么看建成也没理由饶过他，包括他们的舅父高士廉也一样。所以我说，玄武门之变前那段黑暗日子里无忌对小李的坚定支持，作用巨大、珍贵动人，但不能用“无私”来形容，也远远比不上少年时的友情那么纯洁了。不过，小李大概不在乎这些吧，他所记住的，就是“无论别人怎么样，无忌永远对我好。”（越写越象BL………_…｜｜｜）
有惊无险地熬过玄武门，光辉灿烂的贞观朝来临，对于长孙一家来说，那是进入了“说你行你就行”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小李坚持“我要给你”，长孙家推辞“我不敢要”的来回拉锯时期^^｜｜｜。双方辩手都为自己的观点举出了种种例证，其中有几个相当著名，我在这里也不复述了。让我感兴趣的是：对于皇帝坚持要对自己的妻兄委以重任的行为，贞观朝那些以耿直闻名的大臣们是什么态度呢？
结论是：大多数是模棱两可、不明确表态的态度。
我翻看魏徵、王珪、戴胄、张玄素、孙伏伽、马周、于志宁等著名“谏臣”的上疏，没有发现他们对小李任用无忌的事有所劝阻，甚至连“抑外戚”这样暗指的字眼也没看到（当然也可能是我查阅不细漏过了，此处待堪）。他们的谏章包括内容是很广泛的，不但有阻止建宫殿、游猎、征兵这些“公事”，后来连小李偏爱李泰想废承乾这种很阴私化的想法也都提出来批评，所以我不认为他们是因为皇帝偏爱无忌，而不敢去触及这个“敏感话题”。贞观朝当然也有人对外戚问题说三道四，可我们能看到的，几乎全是长孙家的人在推辞官禄时自己说出来当论据的话，唯一一次某甲的奏章到了小李手里，小李还立刻拿给无忌看了，并且断定这个某甲是想居心不正地挑拨离间。基本上全是无头贴子，也难怪人家小李不看重啦。
甚至，我在这个系列的前面也提到过一件事，就是头脑简单又喜欢炫耀的李神通叔叔，在小李刚刚登基后跳出来争功。查当时记载，其实小李排列“功劳第一”的好象是无忌哥哥，但李老叔冲出来说“我不服”，不服的却是房玄龄、杜如晦排名比他高，对无忌第一名不表示意见^^｜｜｜
不过要就此说，朝野上下都很拥护这位国舅宰相，似乎也不是那么回事。魏徵等人固然没说过无忌什么坏话，但也没夸过他什么，而对房玄龄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小李重用到底。“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这段有名的史料也很耐人寻思，王珪把那时候小李身边的重臣几乎数落个遍，就是漏了长孙无忌，是他当时不在场？还是小李明令王珪只谈论“玄龄以下”，而无忌位列“玄龄之上”，所以就自动取消入围资格了？反正，我的印象是贞观前期的时候各位宰相重臣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除了萧瑀这根“劲草”），不过无忌跟他们好象就凑不到一起去。以无忌那种相当温和谨慎、甚至连欧阳询都可以开开他玩笑的个性来看，该不是他自己招摇得惹人烦吧。
想必大家都有过这种经验：上学时在班里也好，上班后在办公室里也好，如果某个同学（同事）特别受老师（领导）青睐，那么无论此人本身品行怎么样，其他人都会一致疏远他，我猜无忌在贞观朝也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_…｜｜｜。他的“国舅”地位，他与皇帝的布衣交情，他对于小李本人的贡献，再加上他的才学和法政方面的建树，都是那些正直大臣们不能无视的，所以小李坚持让无忌当宰相，谁也不能就此给他扣“任人唯亲”的大帽子。不过看着明明算不上最好最出众的无忌一路扶摇直上，取得远远超出他自身才能所应有的地位，那些人也不会太服气就是了。于是就在大家心照不宣的沉默之下，长孙无忌陪皇帝聊聊天、喝喝洒、颂颂圣、执行一些事务性工作、修订修订律法，度过了十几年“敬陪首座”的悠闲日子，“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那段时间他大概还是挺幸福的吧，直到……贞观十七年易储大风波起。
风疾，按照黄仁宇、王永平等多位学者的观点是指高血压及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轻则头晕目眩，视力下降，重则半身不遂，言语不利，死亡率极高。这似乎是李唐皇室的家族遗传病，史籍上明确记载患此症者有7位帝王，即高祖、太宗、高宗、顺宗、穆宗、文宗与宣宗。唐高祖是第一个得“风疾”而死的唐代帝王。据《资治通鉴》贞观九年五月载：“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年71。太宗也有“得风疾，苦京师盛暑”的记载，并曾经把自己服食的药物赐给同样“以风疾废于家”的大臣高季辅。其后的唐顺宗更是因为风疾而导致四肢瘫痪，口不能言，只能靠眼神和点头摇头来表示意见，“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导致继位后朝政为权臣王叔文所把持。穆宗“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文宗“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这里讲到唐文宗因为得风疾而口不能言，郑注便是因为治疗有效而得到文宗的宠信，委以腹心，然而郑注才不能任，最后导致了甘露之变的惨剧。有学者甚至认为，唐朝诸帝多患“风疾”之症，很可能就是导致他们耽湎于金丹服饵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治的病情不象顺宗那样严重，但经常头疼难忍、目不能视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而他似乎并不真正信任朝臣。前文已经提到，李唐皇族尤其是前期帝王，和朝臣的关系是比较健康的，对功臣待遇优厚，且往往都有一位深受信任、愿意付以国事的宠臣。唐高祖有裴寂，太宗有长孙无忌，玄宗更是因为对李林甫、安禄山信任太过而导致了安史之乱，但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高宗。他不是没有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才华盖世的人才，裴行俭、刘仁轨都是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人中龙凤，高宗对他们赞赏重用，却从未到达委以腹心的程度。对于许敬宗，高宗颇为照顾，但也不过是对他在立后事件中对自己支持的回报。只有对李绩，高宗还说得上有点特殊的信任，然而李绩却是从来不过问朝政的人，是否因此才得到了高宗的特殊信任，那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认为，高宗之所以常常出尔反尔，也是他生性多疑的结果，并非没有道理。在此情况下，高宗把国事交给颇有政治才能，又主动斥退外戚、表现得毫无私心的武皇后处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一决定，应该说不乏合理之处，因为历来后妃干政的虽多，但都无损大局，汉代大权在握的太后皇后不在少数，但不管怎样新帝成年后政权依然会回到皇族手中。而一旦放任权臣坐大，那就是改朝换代的灾难性结局了，这一点，可以从后来玄宗酿成安史之乱得到验证。然而高宗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妻子，实是千百年的第一人，这位巧笑倩兮、婉转承欢的枕边人，最后会成为旷古绝今的女皇帝。
对于具有进攻性权威人格的武后来说，这一机会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个生性聪慧、精力旺盛的女子，从此找到了她生命中最刺激也是最危险的游戏，得以在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下参与朝政，和男子一样加入到权力追逐的舞台上来。她向来不是个安分的女子，此时更是如鱼得水，在品尝过杀伐决断、主宰他人生死的滋味之后，她已无法停止内心的渴望与野心。高宗为她打开了那扇门，让她见识到后宫窄小的空间之外，是更为寥廓旷达的天地，而一旦曾经见识过天空的高远，怎么甘心再局促于金丝鸟笼？一旦曾经掌握过万人至上的权柄，谁又甘心再居臣妾，任由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意淫是弱者的仙丹，无可奈何的小人物，只能靠阿Q精神来自我麻醉，权力则是强者的罂粟，杀伐决断一任于心的称心快意，一旦接触，便如幼狮嗜血，从此步步深陷，再不能回头。
通鉴有云：“（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皇后理政并非常态，而是在皇帝病重之际偶尔代行君权，而武后处理也颇有分寸，事事按照高宗的意思顺旨而行，因此得到了高宗的信任。然而，武后一度“权与人主侔”仍是暂时性质，她之所以能长时间的掌握朝政，实为高宗不时发病且病势日益加重，以及武后自己乘机刻意发展的结果。
高宗自显庆五年风疾发作之后，病情一直不曾好转，同时似乎还染上了肺病，“久婴风瘵，疾与年侵。近者以来，忽焉大渐，翌日之瘳难冀，赐年之福罕邀。” 风是指风疾，瘵多指痨病，也就是肺病，中古时期几乎无药可治，只能长期调养休息，经常服药。据史籍记载，高宗患病之后仍然十分勤政，大臣曾经上书劝谏他保重身体：“天皇昔常服饵，近更躬亲，睿情勤苦，天仪憔悴，若何以万能乘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指皇帝经常因病服药，近因勤政，更是憔悴，不宜顶着酷暑长途跋涉劳累不堪。咸亨四年，又患上疟疾，一度病危，下诏太子监国。在久病不愈头疼难忍的情况下，高宗不顾先帝服丹毙命的前车之鉴，开始广征方士，炼丹合药，于开耀元年（681年）服食丹药，然而服饵并没有任何效果，病势反而更加沉重，两年后便去世了。
由于病魔缠身，高宗虽欲勤于朝政，然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他人代理协助，武后得以在后宫帮他参决朝政。不过高宗当时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训练太子监国理政。太子弘8岁即受命首次监国，到上元二年暴毙于合璧宫，其间15年间先后受命监国10次，有时候高宗甚至没有发病也命他监国，足见对他的重视。只是当时太子还小，许敬宗以太子少师并同三平知西台（中书省）事掌握出旨权和东宫，因此即使太子监国理政，对武后也没有大的妨碍。这一段时光，也就成为武后一生中最平静的日子，没有什么杀戮和血腥。她常因屠戮亲人而被人指责，但在这段时间里倒不是那么峥嵘毕露。对于非自己亲生的几位皇子如杞王上金、雍王素节等，仍然维持着嫡母的风范，并没有明显的迫害举动。其中雍王素节为武后情敌萧淑妃之子，武后未进宫前，他是最为受宠的皇子，被封为雍州牧，京畿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易后易储之后，以他的敏感身份不适合再担任这样的职务，雍州牧由武后次子李贤接任，素节外放为刺史。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