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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虬伞！�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曾在商务服务的陈云、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陈叔通等身居高位，胡愈之直接出掌了全国出版大权。当年出入商务的练习生、职工、编辑，此时居于或将居于国家领导地位，张元济留下的《1949年赴会日记》（9月3日—10月20日）的字里行间无意中记录下了他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变化。
商务一直缺乏一位能够董理全局的编审部主任，张元济极希望沈雁冰（茅盾）能南下重返商务。来京前的7月19日，他就提议将商务原先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拟请沈雁冰担任会长，董事会已通过了这项决议。9月9日，张元济抵京的第二天早上，沈雁冰就到六国饭店看他。“雁冰语余，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余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30＇沈雁冰因此推荐了郑振铎，实际上郑也很快另有高就，再不可能回到曾工作过的商务去了。
10月18日即张元济离京南下前一天，他还与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午后二时，偕叔通访沈雁冰。余复申前请。沈坚辞。嗣请代拟一进行计划，先用浅文小册，以自然科学、技术、文艺为主。沈谓当与振铎共同商酌。余言叔通未行，并乞会商。”＇31＇张元济回到上海后，沈雁冰还几次致信，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会会长一席。毕竟今非昔比，昔日的商务练习生、《小说月报》主编，如今即将出任新政权的文化部部长，要他回到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民间出版机构任职，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从11月14日、19日他给张元济的两封信中看来，他们已商定由茅盾约请国内专家为商务编一套《新民主丛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丛书的名称是茅盾确定的。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地位最高的无疑是陈云，他成为了新时代财政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门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一封信就出来了。这里旧称九爷府，后被收为励志社。10月2日，陈云来访，和他谈了约一小时才去。他们谈了些什么，张元济的日记中没说，除了叙旧、鼓励、客套，恐怕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出版界执牛耳的龙头企业，此时已陷入经营、发展的困境之中，这是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也没有遭遇过的。“沪、港、平三处商务印刷厂抗战前年用纸量75万令，而1948年降至6。6万令；人均用纸量1936年为341令，1948年为130令。1949年头五个月基本上没有出版书籍，现金已入不敷出。上海解放后，局面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有所扭转。1949年用纸量为1。37万令，人均27令，比1948年又有大幅度下降，职工工资减少。最严重的恐怕是新书出版的萎缩。1949年9月出了《小学教师学习丛书》等四套小学丛书，缺乏新意，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兴趣亦由此转向其他出版社。”＇32＇北上前张元济就曾向上海市长陈毅呈文，诉说商务连职工薪水都发不出来的困难，恳请新政府“垂念此五十余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33＇到北平之后，张元济更是无时不在为此操心，不断地与老商务同人商讨、寻找出路。9月9日，陈叔通对他说，夏康农可以到商务做编审，原因是夏“与当局亦通声气”。＇34＇10月4日，陈叔通又推荐宦乡进商务驻京收集稿件，称他们相识很久，非常了解其人，能文能办事，即将出任外交部欧非司长之职，“极为当道所重”。当天宦乡来和张元济见面，谈及商务，“将来可注重于文化的工业，如地图、地球仪、玩具等等。又言人情喜新厌故，有商务与新书店同译一书而人多就新书店购读，此必须费一番转移工夫，方可恢复旧日地位”。张元济认为“言极有理”。宦乡又说过去出版的书必须大加整理，不合用的全部废除。＇35＇他们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并言犹未尽，约定下次再谈。
10月6日，商务申请出版《共同纲领》，尚未得到回复。这一天张元济宴请了参加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他在致辞时说，商务向来重视华侨子弟的教育，曾专门为华侨学生编过用书，苦于闭门造车，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实际上他是不放过任何机会，耿耿于把商务的事业放在心头。10月8日，他请茅盾、郑振铎、陈叔通和宦乡等吃饭。“谈及联合出版社明春恐派纸更各＇ ＇援例，公司无以为继。同人均主直陈为难情形，当可变通。”＇36＇10月9日，郑振铎、胡愈之一起来见张元济，谈起以后的出版趋向，胡认为将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也要分别部门各专一类。将来可能会召集出版会议。张元济说：“联合出版社，闻春季须大加扩充，若如今年秋季例，由各家比例出纸，再加以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匪特商务一家为难，恐各家亦无此能力。”胡对他说，这本是试办性质，如有困难，自当变通。并告诉他11日午时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和徐特立要来看他。＇37＇第二天宦乡来访，他向张元济建议，政府的思路是分工合作，不妨请其将新华书店不能尽做的业务分一些给商务，如《毛泽东选集》等，“以图挽回馆誉”。以后对自然科学、技术书也可以出，教育、工业之类也要重视。＇38＇10月11日，胡愈之陪同陆定一、徐特立来和张元济谈出版事。“大意在分工合作。新华与各商营出版应互相扶助，国营并非专利，即马列之书亦可出版，但须送中宣部先看一过。至于印刷发行，亦须分工合作，定一计划。将来出版总署即召开出版会议，将计划提出总会，互相讨论。”这是陆定一的话，徐特立则认为政府可以不必编教科书，只须拟定纲要，给教师、学生以自由，不能越出范围，但不宜株守。这是法国的办法。对此陆没有发表议论。胡的讲话和陆“互相发明”，没有其他意思。＇39＇10月16日，张元济离京南下前夕，请胡愈之、叶圣陶、徐伯昕等商务旧部吃饭，也是“谈出版事”。＇40＇10月19日，他动身离开北京，胡愈之等到车站送别，等车相送，至开车始别。＇41＇半个多世纪以来集编印发于一体的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面对从未有过的变局，商务职工也因薪金等问题怨言不断，劳资纠纷高涨，后来老商务人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文中回忆说：“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商务为了解除不可克服的困难，八十高龄的张菊老曾经亲自到北京，邀请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和我等几个人，商谈争取公私合营的办法。”可惜张元济《1949年赴会日记》中没有记录，其后人张人凤说称这一思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当然用不了多久，百年中国的出版巨无霸、老牌的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将不可抗拒地走向公私合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为学者傅增湘困境陈情
张元济在给陈叔通的信中曾列举了五条不愿北上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阔别北平二十年，故地重游，不能不与亲戚故旧有所周旋，会给自己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也是一大苦事。旧游之地确实勾起了他对往事无比感慨的回忆。9月8日，他到达北平，被指定下榻在六国饭店，他感叹：“至则犹是三十九年前之旧状。宣统三年夏，开全国教育会议，余曾寓此数日也。”＇42＇自到京之日起，一个半月中张元济与北大在英文系任教的侄孙女祥保经常见面，这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在侄孙女陪同下，他游览了故宫，在他当年参加殿试、从而鱼跃龙门的保和殿前摄影留念；参观了北大校园，在故友蔡元培的塑像前久久不肯离开；在北大附近的几个京菜馆吃饭，品尝久违的北京美食；他还为祥保出生不久的外曾孙起了名字。这一切他都一一记在了他的日记中。
在京期间，他与许多故友亲朋都有会面，看到一些多年不见的年长者，83岁的他禁不住发出“甚清健”、“神识清明”、“有老态矣”、“步履稍艰矣”等感叹。回首前尘，他也曾冠盖京华，春风得意，一日看尽京城花，而今垂垂老矣，重游故地，不禁有物是人非之感。特别是9月12日，他到石老娘胡同看望了挚交老友傅增湘之后。
傅增湘是一位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者、教育家、藏书家，“双鉴楼”、“藏园”的藏书名动天下，曾官至民国教育总长，他们自1911年6月在全国教育会上相识以来，书札往来长达四十多年，一部30多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出版）成了他们文字之交的永远见证。他们在收藏、校勘、保存、影印古籍等方面多有合作成果，被誉为“珠联璧合”。张元济在商务主持影印大型丛书时，也曾得到傅的鼎力支持。傅一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性情豪迈，60岁以后仍腰脚犹健，一年要几次出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此时当张元济见到这位老友时，已是贫病交加、风烛残年，“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但他们的心意还是相通的，傅增湘将心爱之物一一给老友看。先是从床头拿出自己所作已刊成红本的游记给他看，说是一共有5册。再出示叶恭绰朱笔题的诗扇一把，还叫人从柜子里取出卷首有沈曾植题词、他自印的《衲本史记》给他看。“欲取其所题书签，令其仆检觅，不可得，甚为不怡。”张元济和他握手，“嘱其珍重而出”。＇43＇9月16日晚上，陈毅带梅达君到饭店看望张元济，问及他在北京的故友“存有几人”，他说自己前几天看了陈毅的同乡傅增湘，“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所住的正房也为人所占，听说是军队所占，过去是国民党军，现在不清楚。陈毅表示要去查明，设法解决。（他又说到82岁的金籛孙在上海的住宅最近被盗，还被捆绑了两小时，希望能严缉罪犯。陈毅告诉他，他与唐文治为江亢虎请求出狱就医一事，因为同案人多，有牵涉，很为难，所以没有回复，很抱歉。他表示这本是为私交所请托，非分要求，不必介意。）＇44＇10月13日，张元济又写信给陈毅，详述了傅增湘的近况。＇45＇10月15日，张元济即将南下，临别之际，他与周恩来、朱德都是写信告辞，但他还是抽时间专门去看望了傅增湘，病榻上的老友只问及上海一些友人的近况。“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
当天，他与儿子一起寻访岳丈许庚身的故居，半个世纪前他曾在那里住过三年，故宅依然，只是已分给多户人家，而且“门墙多有移动，非复旧时景象矣”，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不胜感慨”。又路过老友许寿裳的故居，“不及其门，怅然而过”。＇46＇此前，他曾托一位北大学生陪儿子一起去看了当年恩人、海盐同乡徐用仪的故宅。戊戌变法之后，他被清廷革职，时在朝廷任职的徐用仪悄悄赠他白银200两，他终生不能忘怀。
向毛泽东当面进言
在所有出席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张元济恐怕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毛泽东对他可谓极尽礼遇，不仅两次召见，而且10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开会结束时，还亲自“送于门内”。
9月19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毛在祈年殿外等候他，相与握手寒暄，毛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非共产所＇ ＇＇ ＇私。即如重庆舰来归，舰上凡七百余人，并无一共产党人，此可为证”。毛对他说商务出书有益于民众，毛曾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全》，“得新知识不少”。＇47＇
10月1日，张元济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了一套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 ＇前贤，铲此＇ ＇毒，一雪此奇耻。＇48＇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10月5日，毛泽东回信，感谢送书。
10月6日，吴贻芳来看张元济，说起“共产党上级多能虚心采纳众论，唯下级未能配合。觉上级与初政有异，颇有异词”，希望他“与当局见面时相机进言”。＇49＇
尽管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张元济似乎都极为谨慎。9月13日，《大公报》记者高汾对他作了两小时的访谈，高汾临行前他“谆嘱所谈勿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