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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学术和政治分开的，我以为还是胡适他们。五十年代，胡适在台湾对冯友兰是有看法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贡献。四十年代中期，顾颉刚写作《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时，并不是不知道郭沫若在政治上的选择，但他在自己的书中却对郭沫若做了这样的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可惜的是：受它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而一般所谓‘社会史的研究者’，受到他的影响却反不大，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郭先生这部伟著，在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反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顾颉刚先生还认为，在甲骨文的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继承他的“是郭沫若先生”。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时，最初人文组候选人有五十五人，经过五轮选举，在最后当选的二十八人中始终有郭沫若。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出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力主郭沫若当选的就是傅斯年。由此可见他们那一班人的气质和风度。一九四九年，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给他看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录，陈毅都说中央研究院有兼收并蓄的胸怀。什么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这就是。
下面还以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情况为例。在选举中，马寅初也是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中的一位，而我们知道马寅初在四十年代的政治选择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软禁过马寅初，三十年代末期，他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发生了联系，以后的马寅初就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左倾的知识分子了。在四十年代，他是在经济上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对国民党政权、对蒋介石、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马寅初都写过很多文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对他恨之入骨。他也是一九四八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了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前几年，我看过一本《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出版，周永林、张廷钰编），其中所收的文章都是在一九四八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前写的，也就是说，他的那些抨击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他的当选。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李扬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史》第143页）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五十五人，最后有二十八人当选，是两个人中才选一个。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把人文组五十五名候选人的名单抄在下面（下划线为当选者）：
吴敬恒、金岳霖、陈康、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王力、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徐鸿宝、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燕树棠、周鲠生、张忠绂、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方显廷、何廉、巫宝三、马寅初、陈总、杨西孟、杨端六、刘大钧、吴景超、凌纯声、陈达、陶孟和、潘光旦。
从上面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五十五人中多数是主张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少，像蒋廷黻、吴景超、何廉等，他们和胡适、傅斯年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们都没有当选。在这次院士选举中，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但我们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和胡适、傅斯年关系好的学者当中没有当选的很多，如张忠绂，他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另一个是钱端升），还有潘光旦也没有当选。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是抽象的，而是由这一点一滴的小事构成的。
现在还是要多向胡适他们那一班人学习。他们不是没有缺点，但他们对待政治观点、学术观点不同的人所取的那种方式，是不应当丢失的。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他们是有意识从自己开始就要学会这一套现代人的文明习惯的。这从他们当年办《独立评论》所具有的风度就可以看出来。《独立评论》的创刊“引言”是胡适写的，现在看来，这些话虽然平实到了极点，但它的意味还是很深长的。胡适说：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地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这些都是家常话，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但我们正是从这些平常的言谈中感觉到胡适他们那一班人的学者风度。教育的结果应当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而最能见出一个人文化素养的，很多时候不是大事，而是小事。
那时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还组织过一个名为平社的团体。平社不是正式的文人社团，而是胡适他们那班新月社同人在新月活动期间，又生出的一个以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为主要活动的定期朋友聚会。《新月》在第二卷第二号的“编辑后言”中曾说：“我们本想为这时代，为这时代的青年，贡献一个努力的目标：建设一个健康与尊严的人生，但我们微薄的呼声如何能在这闹市里希冀散布到遥远？我们是不会使用传声喇叭的，也不会相机占得一个便利于呐喊的地位，更没有适宜于呐喊的天赋佳嗓：这里只是站立在时代的低凹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而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因此为便于发表我们偶而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另提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这些话可以说是“平”社的宣言，可惜这本设想好了的刊物，最终没有能够问世。胡适他们编刊物总是要用这样的话来说明自己的立场，从二十年代的《努力》《现代评论》到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四十年代的《观察》《新路》《世纪评论》等，都是这个风格，如果不信，可以去看他们写的发刊辞或者编后记，这就是自由主义传统。
对事是这样，对于人也是这样。三十年代胡适在许多问题上和罗隆基都有分歧。胡适在日记中曾写到他对于这一时期罗隆基的看法，他说：“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11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胡适和罗隆基的个人关系依然很好，他到天津办事，还住在罗隆基家中。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四点到罗努生处写了几幅字，都不好。打牌到深夜，次日早车回北平”。（11册）那时胡适和他的清华朋友们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谈论政治，《独立评论》的活动罗隆基参加的不是很多，他只在这本周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训政应该结束了》（171号），另一篇是《国联还可以抬头？》（204号）。后一篇是罗隆基为天津《益世报》写的一篇社评，由《独立评论》转载。此文是和胡适唱反调的，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可以抬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的。”胡适虽然只比罗隆基他们大四五岁，但在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上却比他们要有远见。“七·七”事变以后，胡适曾当面批评过罗隆基一次。“这天晚饭时，先生还有我同时吃饭的几个人商量明天到庐山开会的事情。饭后会谈，在座者还有罗隆基。当时罗隆基发言，‘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适之先生严厉指责罗隆基。他说：‘国民党抗日，被迫撤退。各党各派如果抗日，也不能不撤退。若是不抗日的党派，在河北干什么？那不是卖国吗？’胡先生一向批评训政制度，此刻却说：‘依训政约法，国家的政权由国民党代行。敌人迫国民党退出河北，就是迫主权者退出河北。这是什么时候？努生！你不应该这样说。’”（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见1951年2月6日《中央日报》，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5册第1598页）这些方面，当时也许看不出什么，但多少年以后，我们还是认为胡适这个人了不起。他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识分子，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
胡适是这样，到了储安平那一代人，他们在待人接物方面，走的也是胡适的路子。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他希望这本周刊能成为自由主义的刊物。他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客观》第1期第1页）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就说过：“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他还告诉胡适：“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168页）
说了这么多具体的事，无非想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是一些瞎胡闹的人，他们确实是想做事的。说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张东荪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