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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只能说，不是蛇，也不是地，更不是夏娃，而是上帝自己，诱惑了人。
更何况，夏娃、蛇和地，还有那棵惹是生非的树，也都不过是上帝所造。上帝不把他们造出来，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东西来诱惑人，又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构成对人的诱惑？可见，正是上帝亲自策划了这一切。他布置了现场，投放了诱饵，找来了帮凶，设定了程序，总之，他做好了一个个圈套，单等人去钻。
那么，上帝精心策划了这一切，究竟要干什么呢？
也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让人真正成其为人。
真正的人，就是有自我意识、能够自我发现和自我证明的人。这里的关键是，建立自我意识也好，自我发现和自我证明也好，都只能是人自己的事情，也只能由人自己去完成。也就是说，人必须自己发现自己是人，自己证明自己是人，上帝不能替代。但是，人又是或者被说成是上帝的创造物。作为上帝的宠物、赝品和附庸，他永远也不可能自我发现和自我证明，更遑论建立自我意识？
惟一办法，就是让人背叛上帝，背叛伊甸园。
然而，这真是谈何容易！上帝的怀抱何等温暖，伊甸园里的日子多么好过，人怎么舍得离开呢？没法子，只有赶。但是，要赶，也不容易。比方说，一只狗或一匹猫，在家里养熟了，你就赶它不出去。猫狗尚且如此，况乎人？再说，即使赶出去了，没过多久他自己又跑了回来，岂不白搭？到那时，你再想赶他走，就更不容易了。
显然，赶，或者说，一般的赶，是不行的，只有逼，逼得他非走不可，逼得他走了以后再也不能、不想、不敢，或者不好意思回来。
也就是说，必须让他有“负罪感”。
于是，上帝便预谋了伊甸园里的罪案。不过，罪案虽然是上帝的预谋，犯罪的却还必须是人自己。因为“犯罪”的目的，是建立自我意识，是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证明。所以，上帝只能引诱，不能教唆。甚至引诱，也不能公开。因为倘若公开引诱，就成了上帝叫人犯罪了。这就只能用种树养蛇来创造契机，用禁忌恐吓来变相引诱，也只能用蛇诱惑夏娃、夏娃诱惑亚当的方式，绕一个大弯子来“曲线救国”。
上帝到底不愧是上帝啊！一切都没有超出他的神机妙算：由泥土带来而又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犯罪基因”，果然在沉睡中苏醒并外化为蛇，蛇果然去诱惑夏娃，夏娃果然作为一面镜子照亮了亚当的心，最后，人果然在伪装和转移为外部诱因的内心冲动驱使下犯了罪，并带着“负罪感”心甘情愿地离开了伊甸园。
也就是说，人终于背叛了上帝，终于因违抗上帝而自知其为人。
直到这时，上帝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直到这时，他的工作才算真正完成，才能彻底歇了自己的工，去过退休老人的闲适生活。从此，上帝的时代将让位于人的时代，人将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主人。
所以，当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伊甸园时，上帝一定会用仁慈的眼光看着他的背影，并为他祈祷：去吧，孩子，祝你好运气！
或许有人要问：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这我可就回答不上来了。上面说的这些，也许都不过是神话吧！但有一点却是真的，这就是：人是通过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证明自知其为人，亦即通过自我意识的建立而真正成为人的。既然如此，人就必须终其一生，去不断地发现和证明自己。如果人不能自己为自己作主，不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能自己去争取自由和幸福，却傻乎乎地等待着别的什么人来救赎，那可就真的“没救了”。
这，大概就是作为天启宗教的创世神话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初冬的朝颜
？ 止庵灯下随笔今年二月二日往访丽雅兄，携鹤西散文集《初冬的朝颜》归。我早知道这本书出版，不知怎么没有买到。记得从前读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其中提到“可爱的小朋友”，据说就是鹤西；废名还写过《跋〈落叶树〉》，也是关于鹤西之作；此外《骆驼草》里还收有他们两人的通信，所以我对鹤西这名字印象很深，但是他的文章却没有读过几篇。那天告辞出来，一路上边走边看。书的前半是《野菜集》，多数写在三十年代，笔意近乎古人作词，且是南宋婉约一脉；又有点儿像梁遇春，只是没有那般浓郁周折，安安静静一个少年书生样子，一字一句却都从锤炼得来。我想起废名在《谈新诗》中好像提起过这些文字，回家一查，果然有这样一段话：“此外程鹤西有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是真正的新文学，几位诗人都爱好，都是二十六年（按即1937年）前的事，到现在无处出版，所以‘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句话也很不容易了。”
关于散文，我尝有“诗文有别”一说，鹤西之作应该算是上品的散文诗，怪不得废名要说“几位诗人都爱好”呢。我觉得这里真是文心相通，不由得好生喜欢。此书出版在一九九七年，算来距作者写作已有六十年了，就是废名也是隔着整整半个世纪在那儿太息。“初冬的朝颜”，出自日本的俳句，或许乃是一点生意，一种慰藉，但到底还是悲哀的；犹如一说“但愿人长久”，一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难道我们真的当它是两回事么。
书的后半才是《初冬的朝颜》，大约皆为近年所作随笔。还是给我安安静静的感觉，但不复是当年安静的忧伤，而是老人安静而平和的深思了。据书中所写推算，鹤西当已年过九旬，没想到废名“可爱的小朋友”这么老了。他也正写得非常好的老人文章，老而沉着，老而有趣，《追忆知堂先生》即为一例，末尾有云：“虽然涉世以来，也不是没有看到前后（或一度）判若两人的人和事，但仔细思索之后，多少都还能追溯到一些主客观的轨迹。惟独他的失足在我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最后，在百思莫解之余，我想到的竟是美国梭罗的话；‘奢华与舒适成了人类走向崇高的真正障碍’。而先生的生活，似乎又还够不上奢华，于是这一猜想也就只可供我自警了。”
我这些年来于出版周氏著作稍稍用心，顺便也就关注他的生平，只是不敢妄谈研究，因为好多地方不能懂得，却又好像无法绕过去，所以一向也没写过什么。这回看见鹤西的话，眼前为之一亮，实在佩服他说得如此干净实在。遂想起《论语》里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本来意思已经完了，然而跟着他又找补一句“是知也”，敢是因为若没有“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也就谈不上，所以要特地点明不成。孔子还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本是对己而言，然而对人正有如对己；不逾“知之”与“不知”的界限，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可以胸怀坦荡地对待了。我想鹤西是担得起古风可存这句话了罢。
当时时光已晚，次日早上打电话给丽雅兄，想要鹤西的地址。“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位君子还是智者，我须得写信去问一声好才是。她说鹤西一定回信，而且他是爱写长信的。末了还叮嘱一句，要联系就赶快啊，他可是都九十二了。又过一天我约丽雅兄见面于“三联”，在三楼的咖啡厅里，匆匆写了一封短信，附带提到：我最心仪废名，从他的文字中早就熟悉您了，所以感觉很亲切。连同我的一本《如面谈》，一并麻烦她代我寄给鹤西。谁知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说赵丽雅来过电话：刚得到消息，鹤西在十天前已经去世。那一晚我良久不能入睡，把《初冬的朝颜》翻了又翻，觉得若有所失。可是我失去了什么呢？仿佛失之交臂，又仿佛连这也算不上。“初冬的朝颜”，不啻一个幻影。又想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的心情也只是惘然而已。
记韦君宜
？ 许觉民
其人其事
在六十年代前，我知道韦君宜这个名字，她在编团中央办的《文艺学习》，但是我并不认识她。六十年代初，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因故人事大变动，一九五七年社长冯雪峰被划上右派而下台，一九五九年，接任的社长王任叔（巴人）又因大谈“人情、人性”而被免职，因此这个“社长”的交椅就一直空着。一次在开会时周扬告诉我，作家出版社与中国戏剧出版社将合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可以加强领导力量。不久，作家协会调来了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几位，戏剧出版社来了孟超。上面决定由严文井任社长，韦君宜为第一副社长，其余再按顺序排列。此时我方才认识了韦君宜。
韦君宜的特点是除开会外，平时不大说话。她有一点异样之处便是一个人坐着会不停地自言自语，说什么因为并不发出声来，所以别人也不知道，看样子她一人说得很有滋味。说着忽而露出笑容，忽而又收去了笑容，接着两唇翕动不止。说不定她在准备什么腹稿，像演戏一样，先来一个彩排。这可能是一种习惯，不足为奇。
韦君宜一九五七年在作协时，为丁玲陈企霞的所谓“反党集团”事说过几句公道话，为此也被批了一通，差一点戴上帽子，以后因胡乔木的说情，免了戴帽，到农村去改造了一阵。自此后她沉默少语，遇事不敢决断。她从作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带来作协下属的一些人一起来，其中有一个编辑，文化水平虽不高，却极有能量，实际上是一个隐性领导，韦君宜是很怕他的。有一次要出版杨朔写的一本《非洲游记》，封面设计是一群飞禽猛兽，画得不错，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不好，说把非洲人民都认作是野兽，是对非洲人民的侮辱，必须撕去重印。他在韦君宜面前力主要重印，韦未置可否，把我找去，要我判断一下。我说，非洲的奇异兽类是非洲风景的一大特色，写的是游记，用来作封面是可以的。那个隐性领导听了，勃然变色，同我争论起来，他要重印，我坚持不必重印，相持不下，那么决定权在二把手韦君宜，她终于同意了那个隐性领导的话，决定撕去重新设计。这时我方知，那隐性领导的权力之大。
还有一次，出版社印了曲波的一本长篇小说《桥隆飙》，内容是写抗日战争年代的一支民间游击队，首领名桥隆飙；神出鬼没，弄得鬼子兵晓夜不宁。这支游击队以后为八路军所收编，但桥隆飙有时仍有些我行我素。此书印好后，那个隐性领导认为此书要销毁，原因是主人公不服从党的领导，有损于党的形象。他又到韦君宜那边去力陈利害，韦无计，仍把我找去。我把小说全部看完后认为无妨，桥隆飙之被收编，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至于其部队有时有些越轨，正说明其要成为真正的八路军还有待于不断的给以教育，而且在小说中八路军正是那样耐心地做了，这也正是表现了小说布局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不料那个隐性领导仍大不以为然，声嘶力竭地要销毁此书。我说完就走了。以后知道，韦君宜还是听了他的，将此书印好的五万册全部销毁。
自此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出版社十分复杂，我这个第二副社长说话等于放屁，那隐性领导成了太上皇。这样，我对韦君宜也从此疏远起来，相处多年，几乎没有谈过一次心。
韦君宜的胆怯，只因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块心病，隐性领导是知道的，弄得她事事都没有主意。论人品，她是个好人。我看得出，她不整人，只要隐性领导不出场干预，她说话条理分明，有逻辑性，讲道理，不是糊涂人，更不是“左”的。
韦君宜在工作之暇也写小说，不过她从不告诉别人，起码不告知我，我只是偶尔在刊物上看到她的小说。我觉得写得很好，不但没有什么“左”气，而且文笔清丽，很耐读。这些小说不知又触动了什么长官的注意，认为不健康。一九六五年“四清”时，她奉命参加“四清”，据说与写了几篇小说有关。那年文化部改组，夏衍、陈荒煤、齐燕铭等下了台，调来了萧望东。萧的做法是派员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向他汇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位年轻人是部队里的，来后找我，首先了解韦君宜，我对韦君宜虽略有芥蒂，但觉得她为人正派，没什么邪门歪道，文艺思想也是好的。说到文艺思想，那个年轻人说不然，她的小说不行，有问题，什么问题他不说。我记得他说了两篇，一篇是《月夜清歌》，还有一篇现在不记得了。这两篇我都看过，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再三问我问题在哪里。我想不出，只说可能调子低一些，但也是可以允许的。他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更大的错误，我问他什么错误，他不说。每次他来，问长问短，我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