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蛭俏幕康母尚！热弧拔幕蟾锩贝蟾锏氖俏幕拿胛幕说拿敲凑�6000余人便最终不分彼此地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进入干校之前
“五七干校”的正式提出是在1968年的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标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应该说此时每一位天真的知识分子，在没有亲口尝到这个“梨子”的滋味之前，无一不是抱着欢悦的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
（一）战天斗地型。
卢永福是一个典型。这年他才四十出头，出身好，又没有什么“黑线”问题，是个响当当的“革命群众”。出发的前一天他写了一首诗：“千百人的洪亮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震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战士激动的眼泪涌上眼眶。”来到干校之后，面对着荒湖野滩他又抒起情来：“‘五七’路，‘向阳’路，像红色彩带／把山冈和村湾衔接在一起。眼前是一片辽阔的向阳湖，和天空的骄阳竞放光辉。五七战士来到这美好的所在，五七战士对这里无限向往。这哪里是想像中的荒野，这分明是真善美的故乡。”〔5〕
于是他准备战天斗地了，要将已经插遍“上层建筑”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插遍在这“经济基础”之中。尽管三十多年之后卢永福对此进行了反思：“这或许也是一种‘愚昧’，一切都和革命联系了起来。”但是在当时它确实代表了一批年青的造反派的思想。
（二）脱胎换骨型。
陈白尘是一个例子。他在《牛棚日记》里曾记载了1969年的秋冬为自己这个“黑线人物”能否被批准去干校而焦躁不安的心理——刚开始时被批准了，于是“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但不多久又被除了名，于是“兜头一瓢冷水，木然者久”，“极为苦恼”。等到第三次终于又被通过了，于是“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
持有陈白尘这一心态的，亦大有人在。比如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中也留下了相似的记载：“我们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我决心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今后就是要长期和泥水打交道，要过泥水关，要培养对泥水的感情。”
“劳动”一词在当年的干校中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变成了“惩罚”和“改造”的代名词。但是为什么这些堪称是“时代的预言者”的老作家们却要用如此的心态去对待它？这便不能割断他们本人的历史：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一批虔诚的“殉道者”，以往的革命经历使他们最怕被排斥于自己的队伍之外，宁愿“脱胎换骨”，也要紧紧跟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他们正应了摩罗所批判的：“不敢对生命和世道这样严肃的问题进行审视，甚至对与具体人物连接的具体权势也不敢稍有怀疑。”
（三）政治避难型。
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是萧乾。1995年萧乾在应“中国向阳湖文化村”的邀请而为之题词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这“避难”二字看似荒唐，但却真正表达出了他们这类人——少的是革命的资本，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污点”——的特殊心态。在这类人的心中满是恐惧与惶惑，以及“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的绝望。在干校期间，萧乾家的一只小猫突然失踪了，等到找回来两条后腿全都被人打断。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它活活受罪，不如给它一个‘安乐死’。”于是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6〕
这就是萧乾当年的心态——他宁愿让猫“安乐”地去死，也不愿看着它继续活在世上受罪。因此当批斗与劳改同时摆在他的面前让他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去干校接受体力上的惩罚与改造。明明是流放地却偏偏要称之为“避难所”，这便是这一类屡经政治风暴袭击的人的真实心理。
——就这样，在进入干校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去反对过它、批判过它；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或以此为荣，或以此为罪，又或以此为避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段历史在整个“文革”期间应该算是最大的悲剧，甚至比初起之时的打砸抢更有悲剧性——那时毕竟还有着一部分人敢于以死相抗争，而如今则倒退到了异口同声的拥护与向往！
二、进入干校之后
“五七干校”最初的这段历史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耻辱的。摩罗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说：“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这段话从总体来说是对的，但它却缺少了历史发展的眼光。
干校的岁月的确不堪回首，阎纲曾经这样总结道：“不管是新区来的、老区来的，还是内定为接班人的，不管是老教授、老权威、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是红卫兵小娃娃，不管是保皇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也不管原来是亲密无间的、后来步步紧跟的，还是无限忠于的，无一幸免。到‘文革’后期，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斗批走’的再度横扫，‘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全国从全面内战到万家墨面，冤狱遍于国中，文化部‘五七干校’成了对文化人实行军事管制的改造农场。”〔7〕这一灾难沉重地压迫着这批文化人，使得不少人凄惨地离开了人世；然而也正是这一灾难“成全”了这批文化人，使得他们原有的天真“美梦”终于破灭！——中国作家群体心理的变化从这一刻开始了，尽管它还比较微弱，而且是千姿百态，但是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与耻辱意识终于苏醒了！
（一）当年的“矢志不渝的虔诚”开始动摇。
《向阳日记》的作者张光年即开始流露出他的“不满”与“反抗”了。那是一次全排的大会，有人揭发他在麦地除草时有意漏掉半行，而且“拒不承认”，“态度嚣张”。他忍无可忍起身反驳，结果被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在干校中张光年的“脱胎换骨”的自觉性到了令人刮目的地步——爱人来信，他主动上交给政工组审查；集体背粮，他非要比人多背上二十斤……然而他的赤诚不仅没能帮他解决“历史问题”，就连现实的表现亦遭到了践踏。他开始悲怨了，愤怒了，“彻夜失眠”，“肝疼加剧”，以致最终拿起笔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永远也发不出的信。张光年的“反抗”完全是“张光年式”的——他一头钻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之中。他在《向阳日记》的引言中写道：“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时发现过去实际上未曾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发现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独自拍案叫绝！赞赏之余，不免同以往坚持的东西、当前学习的东西对照一下。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
由深信到怀疑，这就是张光年的变化，作为知识分子存在标志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二）当年的“难以排遣的哀怨”转为坚忍。
苦难是最好的老师。干校中的知识分子们虽说也出现过献媚邀宠者、趋炎附势者，但大多数人开始由惊恐和哀怨变得坚忍起来。对于这一点，《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和《耻辱者手记》的作者似乎都没有觉察到，后者尤其强调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
〔8〕
其实，干校中的悲剧已经在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悲剧意识”。显性的比较容易看见，比如说“胡风分子”牛汉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半棵树》：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岳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
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
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
树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
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
这不是“悲剧意识”又是什么？读着它已分辨不清谁是树谁是那不屈的灵魂了。他还有一首叫做《悼念一棵枫树》。牛汉说，那天当他听到这棵曾经供他小憩、供他倚靠的有如亲密的伴侣似的大树轰然倒地时，他飞一般地奔了过去——“整个天空变得空荡荡的，小山丘向下沉落，垂下了头颅，枫树直挺挺地躺在丛莽之中。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村里的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9〕这难道不是“悲剧意识”么？——“一个生命又倒下了！”
牛汉的坚忍是显性的——他毕竟用自己的笔将它写了出来。然而在干校之中，还有更多的人的变化却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形式——我称它为隐性的。这个“隐”是因为它来自于一种看不见的文化的力量，而表现出来的也同样是一种看不见的文化的力量。作为文化，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它软弱的一面——一夜之间可以被全盘打倒，再踏上一只脚；但它同时却又具有着极为强大的另一面——就像岩石下的小草，时刻在挣扎，在生长。
早已是命如草芥的冯雪峰，铺盖中细心裹扎的仍然是书——陪伴了他一生的书；被折磨成“鬼”般模样的孟超，一旦躲避开“人”的世界，便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他的《宋词选》的海洋中……如果说这二位尚属“烈士暮年”的话，还有更多的原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树叶掉下都怕砸破头的典型的文化人，这时也都开始从久违的文化的蕴蓄中寻找到支撑了。
沈从文被“流放”到咸宁干校时已年近七旬，周围没有一个亲人，血压高到240／130mmHg。至于居住的条件，“房子似乎适应‘窄而霉斋’称呼，虽不太窄，湿得可称全区首一位。平时雨中不过四五处上漏，用盆接接，即对付了，这月大雷阵雨加五级北风，三次灾难性袭击，屋里外已一样不分”。然而他却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在这么一种离奇不可设想的狼狈情况下（全房地下只床下不湿），却十分从容写了好些诗，可能有几首还像是破个人记录，也是破近二十年总记录的”〔10〕。
陈羽纶下乡的时候是“老弱病残”四个字占全了，尤其是左腿被截了肢。然而这位善良到没有任何防人之心的翻译家居然也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他默默地亦同样于黑暗之中选择了文化这一特殊的“武器”，来同灾难周旋，同生命抗争。他开始有计划地复习英文——“我总是想，过去所学的一切，总有一天还会派上用场的。”他怕人发现，每晚躲进蚊帐里偷偷地阅读，还将书包上了一个假的封皮。1995年筹建中的“向阳湖文化村”请他题字，书生气不减的他写下的竟然是：“回忆在咸宁向阳湖干校蚊帐中油灯下窃读英语文学名著引发
1981年创办《英语世界》杂志的情景，令人怀念不已。”
“什么地方有文化的存在，暴力就不可能在什么地方长期作威作福。”〔11〕这句话曾经被用在索尔仁尼琴身上，但它同样也适合于“五七干校”中的作家——无论是帐内读书，还是灯下写作，它们所反映出的都是文化的力量！韦君宜写有《回忆小川在干校写诗》、周明写有《记咸宁干校时的张天翼》，程代熙写有《我所珍视的“手抄本”》，宓乃竑写有《老前辈冯雪峰二三事》……他们所记载的无一不是这样一群以文化支撑着自己、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而作为他们的同辈与后辈又无一不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到了文化所带来的力量与内涵。
（三）当年的“宁折不弯的抗争”更继续下去。
不管今天的人们如何评价“文革”之中的知识分子——“全军的覆没”、“启蒙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