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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贺龙向毛主席、军委和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的报告。
在中共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一九五零年二月八日）
首先，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①的报告。实际工作中证明，过去西南局所决定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但是过去，而且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也还是正确的，这一点很重要，它关系到今后如何建设西南，扎根坐稳的大问题。
其次，讲一讲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主要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改造九十万起义投诚人员问题。他们之中有胡宗南的副长官裴昌会②的部队，有西南“剿共”游击司令王缵绪的部队等等。现在我们已把这批部队集中起来，他们对共产党的改造，表面上表示“欢迎”，但实际上“哭脸来把笑脸装”，内心是很不情愿的。所以，有的说：“我当了三十来年军阀，现在作了阶下囚”，表现很伤心。有的说，他的军已有三十多年历史，被共产党去改造感到痛心，并表白自己过去对各党派都有帮助。有的在发起义通电和签字时流着泪，表明他起义是迫不得已的。还有的说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贯进步，对中国共产党很同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方面都以起义有功自居，企图以此为资本，保持其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改造他们的部队表现消极甚至抵触。再加上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官的破坏，所以对这九十万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西南局对改造起义投诚人员的指示很明确。首先，要把我们党的方针对这些人讲清楚：第一、你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第二、共产党无个人恩怨；第三、要从组织上、思想上按照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第四、在政治工作制度上，政委有决定权。要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这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之点。总之，我们对起义投诚人员，无论是个别谈话，还是开大会小会，要反复宣传党的方针，并向他们指出：政治改造是痛苦的，进步慢则痛苦的时间就长，进步快则可以缩短痛苦的时间。有的起义将领对我们的改造有抵触，开始故意穿得破破烂烂，当我同他谈了第五次后，他开始转变了，之后头发也理了，好衣服也穿起来了。有的起义将领开始还带钢盔，有的穿得比街上摆摊的人还难看，真是无奇不有。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表明他们原有的阶级立场还没有改变，在谈话中也表明了这一点：有的说：“共产党要打乱血统③，首先把我的打乱；有的说：“刘先生④来我相信，贺先生⑤来有点怕，徐先生⑥来不欢迎”。还有的对他部下讲：“共产党杀人，我挨第一刀。你们挨第二刀。”上述言论，都暴露了他们的阶级本质。所以，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改造，也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人在广安就有三千人的血债。如果不首先把下面的起义部队抓紧，就谈不到对他们的改造。
其次，选择好先从哪个部队开始改造？我们利用起义部队之间的矛盾，首先，改造王缵绪的部队。我对王讲：“你很有功，有功必有奖，但我只能作穿针引线的人，请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但你的部队必须改编。”这样，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⑦也不会恐慌。第二步，改编川鄂绥靖公署杨森的部队。第三步，开大会把改编的部队调开，一是便于解决粮食问题，二是有利对起义部队的改编。我十八兵团原有九万余人，一下扩大到二十几万人，无法熔化，后来照西南局指示分成两股。最后，改编裴昌会兵团，我们派了一个工作团，由黄陵青同志带领三四百名干部到裴兵团去，由一野副参谋长李夫克带领军政干校的三四百名干部，到董宋珩⑧那里去。我们发了两个命令：第一、明确职权，给予军代表很大的权力。明确规定：军事代表不签署，对上对下皆无效。军代表可以直接召开军官会议。第二、部队中建立战士委员会，取消反动组织，特别是取消特务的政治工作，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第三、要建立一套组织。特别是对电台，政治机关要把所有电台人员集中起来训练，并割断他们的横向联系。现在向刘、潘、邓的部队也派去了我们的军代表。根据我们的工作实践证明，西南局对改编起义部队的方针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注意克服急躁和怕麻烦的思想，其表现是：一部分同志感到与起义部队在一起搞不惯。一部分同志主张把伪军官拉出来，或要枪，或要人，简单从事，这两种思想都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了解，改造好旧军队，特别是改造好那些土匪武装，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改造它，让他们流散到社会上去，有的会变成新土匪，就会妨碍社会治安，影响群众生产。大仗好打，小仗难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如对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工作搞不好，就会给我们今后的革命工作带来损失。
第二、关于接管成都问题。我们对城市工作缺少经验，干部多是农村或小城市来的。第一无经验，第二与旧职员搞不来，有的同志认为“最好是一脚踢开，我来。”以后经过开会批评，这种思想慢慢克服了。接管对象有伪国防部一部分及省的一部分，省的归军管会接。接管要有重点，银行及造币厂应首先接，其他如学校等可慢一点。目前已接的差不多了，二月间可以大体接管完毕。
川北部队很少，情况了解不多。西康才派人进去，还须与刘文辉谈判，我同他谈了三次，廖志高⑨同志谈了二次，最后他才同意把政权交出来。川西在二月份已把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对成都的特务还未开始抓。总之，大乱子未出，小乱子不断。
第三、关于公粮问题。接西南局指示后，曾作了调查研究。有人反映，广元城郊不出粮食，川北对粮食问题有讲价钱的味道，但执行西南局指示无问题。川西搞了个征粮条例，经西南局批准后，一公布马上就有反映。首先杨尚伦反映公粮重，因他是代表地主“国大代表”，所以，对他反映并不怕。但是党内一老同志张秀淑也有反映，虽然尚未听到农民的呼声，却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便组织几批同志下去调查。一号已回来一个组，据说按一般的比例，农民是交得起公粮的，但顾虑是一下交不出来。灌县有二个村，一个村地主交百分之四十几，另一个是地主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如讲民主评议，则川西的粮食是可以拿出来的。西康的粮食，曾和刘文辉谈了一下，他也搞不清楚能出多少，总之，比较困难。
征粮是件很大的事情，搞好了，今后困难就少，财政、生产等问题都可解决，否则就会增加我们困难。走群众路线，民主评议是个很好的办法，不但完成了公粮，而且发动了群众。另外保管也是个大问题，要把仓库、口袋、生虫子、老鼠吃等等问题解决好，把消耗减到最少。一颗小米须经十八道手续，因此要加以爱护，防止损失。
第四、关于军队工作问题。西南局提出反倾向斗争。十八兵团某些方面比较严重。有的说：“我们对上级对得起，就看上级对我们怎么样？”在大陆战争结束后，他们还觉人少了，你要二千万人干什么用？过去战争时期我们拚命的扩建部队，壮大野战军，但今天还要这样多的部队如何养的起？现在不是要扩大，而是如何减少军队的问题。到西康去的同志没有生根的打算，我要求去的干部要作二十年的准备，因为去的越久，就能学到更多东西，比新调去的干部要好得多。有的提出到成都的是一等军，到川北的是二等军，到西康去的是三等军。这是根据生活条件提出来的。此种思想不克服，对工作会有妨害，人虽然在西南，心还是水上浮萍，未扎下根。这次会开的很好，我们要很好教育干部扎—下根、安下家，西南就是家，只有下决心好好作工作，才会作出成绩。
第五、关于进军西藏问题。正如小平同志说的，我们对西藏的情况很生疏。我曾找一些人谈了一下，其中有道士、和尚、博士、留洋学生，男的女的都有，搜集到了一些情况，有些情况很有用。从已了解到的情况看，有两个问题最困难：第一个是运输问题，要比用兵困难好多倍。地是冰冻的，雪很厚，卡车很难进去，好的卡车一小时只能走五公里。修路须有特别工具，路比崖还坚硬，路修不起来，运输就很难解决，因此，对修路及运输要有一个长远计划。据了解，西藏还有帝国主义势力，故兵可以多去点，但要精，电影队、剧团等可以慢点去。多路进军也是一个办法，可能比较容易些。接济没有问题，但有的东西可能搬不进去。第二是政治问题。现在情况了解得太少，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又那样讲，因此，要组织一个学习委员会，把对边疆有经验的人组织在里面，集中学习民族政策约法八章。同时，准备藏文的宣传品。他们对民族问题有些意见，首先要把国民党的汉化方针丢掉，国民党要夷人变为汉人的政策是失败的。其次是国民党放官放大了，卡不住了。第三是政权未弄清楚，他是政教一体，政为教服务。一般农民无地位，当了喇嘛后才有地位。政教分开的提法不好，还是提信仰自由为好。西藏有的人文化水平很高，有的还懂英语，英国在那里培养了几千青年，他们把老年人抬起来，而实权在青年手里，所以主要是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把以上两个问题很好解决，如果搞得不好，还要被打出来的。
第六、关于财政问题。节衣缩食的口号要提出来，成都公教人员生活水平最低，十分艰苦，开座谈会时，他们向我们诉苦，结果我向他们诉了一顿苦，因此，现在要提出过“节衣缩食”的生活。财政搞不好，其他一切问题都不好解决。但西南地区地广人多，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得好，财政问题也是容易解决的。
铺摊子安家，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现在有两个来源：一从军队中调，只要西南局作了决定，保证不讲价钱，无论从三五兵团或十八兵团调都行；二是从川西北军政委员会调。
我听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后有两点感想：第一是方针明确；二是坚决。这表明我们西南局的领导很强。我坚信有了西南局正确领导，西南地区的工作一定能做好。
＇注释＇
①即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
②裴昌会：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时，任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胡宗南为绥靖公署主任，所以说他是胡宗南的副长官，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四川孝泉起义。
③所谓“打乱血统”，是指人民解放军在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时，把它们原有建制打乱，进行重新编组。
④刘先生，指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⑤贺先生，指贺龙，西南军区司令员。
⑥徐先生，指徐向前。
⑦刘文辉，为国民党西康省主席；潘文华、邓锡侯都是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潘、邓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在雅安宣布起义。
⑧董宋珩，为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布起义。
⑨寥志高，当时为西康省委书记兼川康军区政治委员。
贺龙和他的军事思想
贺龙（1896。3。22…1969。6。9），湖南桑植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组织起一支讨袁护国民军，任总指挥。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
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 8年初，与周逸群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回湘西发动领导武装斗争。同年3月领导举行了桑植起义，7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创建湘鄂西苏区。以贺龙 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在给中共中央的三次报告中，充分论述了建军、作战、建立根据地等问题。1930年7月任率部到洪湖苏区与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任总指挥。1932年秋，率部辗转数省，回到湘鄂边开展游击战争。后率部进入川黔边，创建黔东苏区。1934年秋，与任弼时等统一指挥红2军团和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在湘西开展攻势，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并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等职。1935年11月，与任弼时等率部开始长征。1936年7月在四川甘孜地区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