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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伍琴甫，曾任红四军第一路指挥第一大队大队长，第五团团长等职。
14向北辰，湖南桑植县人，中共党员，曾任红四军第一路指挥第二游击队队长、营长，红三军七师团参谋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在肃反中被错杀。
15廖卓然，中共党员，曾任红四军第一路指挥区队长、第二团营长等职。
16王湘泉，中共党员，先当战士，一九二九年九月任红四军特务营第一连连长。
范松之，中共党员，先当战士，后任红四军第四团特务连连长。
17九澧，是湖南省澧水流域的龙山、永顺、大庸、慈利、桑植、石门、澧县、临澧、安卿等九个县的简称。
18一九二八年一月，贺龙同周逸群等同志由上海经武汉去湘西后，贺龙同志的夫人向元姑（又名向至德）等亲属仍留在上海，文中提到的“云卿之家属”即向元姑等人。
*这是以贺龙为书记的湘鄂西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报告的时间由当时农历（三月初八）推出。在收入本书时，对文章中的个别内容和文字作了处理。
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日）
董朗同志①于阴八月初到桑植，接到中央六月十六日的来信，敬悉一切。此间在八一纪念后曾送上万言的报告，系由向宜桓同志送交宜昌县委转上的，不卜中央已收到否？兹将月余以来工作报告于下：
一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
自此报告发出后，湘西军事形势紧张，吴尚部②开来常德，对我红军有一大布置，即饬令湘西队伍和陈渠珍③所部向桑植苏维埃区域取包围的态势。不过吴尚部开来湘西，其任务不仅是要打击红军，对湘西队伍也要予以剿灭或收编。我们看到这点遂决定率红军向庸、慈发展，以动摇敌人的战线，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湘西劳苦群众于党的周围，这一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是颇值得报告的。（一）西教乡的战争——大庸熊相匪等共有枪三百支，是西教乡最大的土酋，握全乡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其本人是个最大的地主，与陈逆策勋④和徐小桐等都有勾结，我们要向下游发展，若不将他们扑灭，可为桑植苏维埃之患，因此，我们游击战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扑灭熊族团防，以除后患。
除五团留桑城外，大部红军均随云卿出发去前方，阴历七月初二由桑开动，初三与熊部接触，围攻敌寨子七日，经大小十余战，始将敌人击退，此次战争的经过有如下述：
l．敌人的布置——熊部在桥头飞塔坡、教子垭、坛子山、鸡爪岩、白马山等处，均筑有很坚固的寨子，尤以教子垭石寨为最难攻。这些寨子，敌人均驻有团兵把守，以为抵御。敌人的兵力虽不很多，战斗力虽不很强，但“强兵难打弱寨”，如没有飞机大炮，无论多么英勇的将士，也不容易把这样的寨子攻破的。
2．进击的情形——我军西路一面由云卿亲率大队由桥头向教子垭攻击前进；一由王炳南同志率二团由中湖飞塔坡前进，以作佯攻。初三上午攻下桥头，同日围攻教子垭石寨。初四拂晓，占领飞塔坡，即以全力攻取敌之主寨（教子垭），卒因石寨太坚，防守太严，未能攻下。
3。双方之酣战——我们初因不知西教乡有这样多的寨子，而且这样难攻，双方接触后，又不便中途停战而损军威，遂下最大之决心，誓将敌寨攻下。我军因为占领了教子垭寨子对面的狮子岭，在地形上颇占优势，故用兵自如，既可以围敌寨，又可以拒援兵，进战退守莫不顺利，同时得吴玉霖团（与云卿有旧好，且系云卿旧部）之声援，使敌人更加胆寒。在围寨时，我军爬寨三次，均被石块枪弹击下不得入，敌之援队如熊海清、陈策勋等亦死力救援数次，均被我军击溃，战争之烈，确系红军成立以来所未有者。
4．敌人之逃走——围寨五日，敌人粮尽援绝，恐慌异常，表示投降改编，但不愿缴枪，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并饬各部严防敌人逃走，但事出意外，在初八日晚上，忽下大雨，举目不能见人，而我士兵因连日攻寨，十分疲倦，疏于防范，致使敌人乘机潜逃，及至深夜攻寨时，寨内已无敌人踪迹，真是可惜。
5．战争之影响——是役，我军虽牺牲官兵十八名，伤二十名，消耗子弹四千发）且未得敌人的枪弹，但在军事上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西教的寨子，从来没有人攻下一次，而我红军不过是一个刚满十二个月的婴儿，竟能克敌制胜，当然可使湘西一般队伍胆寒。
敌人的主寨既经攻破，其他小寨莫不迎刃而解，于是熊族各部遂被我军攻散。为了补充子弹，消除士兵疲劳，我们在西教乡休息了约一个星期，同时敌人又渐渐地集中起来，然而我们正希望他们集中，这样才好一鼓击破，因为以我们的力量可以解决陈策勋、熊抱琴等部。
（二）慈利的游击——要使敌人大大的恐怖，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要激起湘西劳苦群众的革命情绪，只在大庸西教乡骚动一下是不够的，还要在九澧的重要区域慈利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才能完成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我们红军休息的时候，陈、熊各部均退据慈、庸、桑交界之处（康三谷、汉池峪、芳花界一带），与慈利江垭团防徐小桐部均取联络（徐小桐和邢聋子两部只有枪八十余支，均驻江垭），我们若不先发制人，他们必为吴尚之前卫来攻击我们。因此，我们即于阴历七月十九日分兵猛进，敌人望风披靡，沿途均无战事，仅在江垭小有接触，徐、熊、邢、陈诸逆即纷纷退却，而占重要位置的江垭商埠，遂于阴历七月二十一日被红军占领。
但我们不是来割据江垭的，而是来骚动以骇退敌人的，当然我们不能久驻江垭，坐待敌人的包围，故红军只在江垭休息一天，于二十三日即进驻杉木桥。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写信给周笃方（神兵）⑤，一方面写信给田少卿⑥表示合作，共同奋斗，他们都有比较圆满的答复，惟不愿在这风浪紧急的时候高树红旗致受敌人打击。虽然周、田两部都是对于土地革命毫无认识，但他们俱为伪湖南省政府所不容，无论如何不致与红军为敌，如田少卿回信说，“若红军入石门愿让出防地”，即可证明。但当时退却的徐、邢部尚未肃清，张晋武部盘踞慈利县城，态度暖昧，距杉木桥仅五十里，吴尚部已抵桃源之盘塘桥，距慈利仅九十里。此外，还有澧县李抱冰⑦，石门之罗孝之，对我们的防堵均十分严密。在这种情况之下，若红军深入敌境，势必遭敌人的袭击（鄂西西万池游击的失败就是忽略了这一重要的战术）。因此，我们决定把红军开回桑植，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用兵的奥妙，而我们也可乘此时机加紧军事政治训练。总之，此间游击的加强，云卿以二十年带兵的经验，随机应变，今后绝不致上敌人的大当。
（三）游击期间的留守工作——现在桑植县已有广大的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已有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之可能。所以，我们对于留守桑植的工作十分重视。我们决定，组织一留守委员会，由县委之李良耀、政府之汪毅夫、红军之胡海云⑧三人负责。因胡海云部与农民协会时有冲突，又调二团文南浦回防桑城，把胡海云部之五团调到前方来，参加慈利的游击战争。从此桑植方面得以无阻碍地惩治豪绅，进行没收地主的新谷等工作。虽然后方仅有长枪八九十支，而革命的政权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仍是稳固的。
在红军到达慈境之后，桑植团防队伍乘机骚动，尤以内四乡为最凶横。当时后方兵力薄弱，保护外四乡尚不够，自然无法顾及内四乡。长此下去，这一股团防队伍，势必逼近桑城，危害革命政权。故巩固桑植的政权，保卫已得的胜利，也是红军回桑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游击战争中，我们动摇了敌人的战线，使敌人暂时不敢打击我们，扩大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吸收了一些农民分子加入红军，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在游击战争期内的宣传工作，无不尽力去做。文字的有各种标语，各种布告及告湘西工农群众书，告湘西军人书等；口头的有各部的宣传队沿途演讲——尤其是士兵委员会的宣传队较有成绩。惟在这次游击战争中，因军事发展太快，纪律不够严，在西教乡及江垭两处，竟发生骚扰平民的事情。这是很大的缺陷，我们要加紧士兵教育训练，并从中吸取教训。
二红军回桑后之党务及群众运动
关于桑植的党务和群众运动等，桑植临时县委已有很详细的报告，特为转上，恕不赘。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已达千余，农民有近四万，这是很可乐观的。但在群众运动的急速发展中，有不少的错误应忠实地报告中央。
这些错误是什么呢？第一，党的组织没有很大的发展。虽说有个小小的组织，然而质量上还差得很，以致党在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一般工农群众，只在军事势力影响之下，起来粉饰革命，全没有阶级的觉悟，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第二，过去做农运和工运的同志，过于幼稚和浪漫，没有工作经验，把农协和工会弄成了个空洞的团防式的机关，并用以掩护豪绅的家属。各特派员与执行委员均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与下层群众脱离了密切关系，甚至出卖了广大群众，违反了本党目前争取群众的重大任务，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第三，一般同志不注意党的活动，仅仅机械地做党外的工作，不留意党组织上的发展，大家都好像有事不关己的样子。在当前这样好的环境之下，不去加紧党的活动，这是很大的缺陷。第四，各处的农协和工会，都没有使群众认识清楚自己组织的性质，简直把农协和工会都当成党部，对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混淆不清，因之各处农协和工会的错误，多半影响了群众对党的认识，使广大的群众不但对于农协或工会没有正确的认识，使他们的革命情绪低落下去，并且对于本党也增加了许多疑惑心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第五，是对暴动的误解。以为捉了人家一只鸡，烧了一所房子，或没收了豪绅的财产，都是暴动。因为不了解暴动的真义，故在工作的策略上发生了极大的错误。如第三区农协执委，视富农为土豪，专去寻私报仇，任意抓人。各区没收地主的财产，只是几个执委和卫兵去做，没有号召广大群众参加，而所得的财产亦没有给予农民。又如第二区农协执委事事敷衍，毫不彻底，都是不明白暴动意义所致。第六，工会中执委绝大部分不是同志，他们的错误尤多，如只顾捉拿土豪，以谋罚款等事，应该加强工会组织。
关于以上错误，幸经前委一一考察出来，并由桑植县委拟定了新的工作计划，下发了紧急的通告，要求此间同志一致努力完成三大任务，纠正过去的一切错误，急速地发展党的组织，搞好群众运动。
我们为了完成三大任务，首先，用铁的纪律处分了违反党的纪律的同志（如开除X区农协特派员李后初、田益生等的党籍），用教育的方式训练新的同志。其次，分派县委委员及党的特派员下乡活动，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限期成立各区区委或支部（如二区已有新同志二十人）。第三，决定陈叶平为农运特派员，计划一切。并加派较有经验之彭纬、郭天民、刘须吾、郭藩诸同志下乡工作，领导各区农运之发展。这样去做，我们自信，错误一定要少些，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一定较有成绩，这是在近期内已经观察得到的。
关于前委本身和红军中的党务：
前委本身最大的缺点是组织不健全，对全盘工作没有很好的计划。尤其红军中党的组织非常涣散，党在士兵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关于此间党的组织，我们和董朗同志、鄂西派来的罗正品同志，曾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有的主张成立军党部，另设特派员管理地方党务；有的主张，如设了军党部，须另设暴动委员会，指挥暴动区域党的工作。这些意见，我们认为都是对的，但因工作人员的缺乏，如只建立几个机关，而没有人去指导，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的组织，我们决定暂不取消，军党部暂不建立，而只设团委和特支，直属前委指挥。
前委原只有云卿（书记）、良耀（组织）、一鸣（宣传）、叶平（秘书）、毅夫、统一六人负责，因各人都负有党外工作，以致前委的组织十分散漫，失了指导的作用，对于开会训练及整理纪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