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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不仅被红军迅速粉碎，而且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活捉。铁的事实使
蒋介石认识到，光靠军事实力是不能消灭共产党的，于是提出了所谓“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的指导原则，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加强军民政治训练”的
办法，维系其内部统治，破坏红色根据地内鱼水一般的军民关系。由于贺衷寒早年
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又曾两次去过苏联，蒋介石便认为他的这位高徒对共产
党的政治工作最熟悉，于是急召他回国。
１９３１年２月，贺衷寒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
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
处长等职。国民党部队分为嫡系与杂牌两大类，嫡系部队因经过“清党”运动，一
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被“清”出军队，杂牌部队原来就
无政工人员。针对这种情况，贺衷寒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在原有高级政工干部中
挑选１３０人，办起了“星子训练所”（即军校特训班前身），对这些人进行为期
两周的短期特别训练，讲习“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及所谓“对全国军民宣传和
平统一的国策”。蒋介石对这个训练班也特别感兴趣，先后５次亲自到该所训话。
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政治训练的骨干。
当时，国民党部队不仅政工干部缺乏，政工体制也极为混乱，南京的中央委员
会政治训练处，不能对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实施有效控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
１９３３年２月，贺衷寒接替刘健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后，
采用办“政训研究班”和“军校特训班”的办法，抽调一批又一批军队中的原有政
工干部和大专毕业生进行短期集训，然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军队中去，并规定各
军、师都设政训处，团、营、连派指导员，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都由军事委员会直
接委派，而这些人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这样，贺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
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最多时达３４００余人。贺衷寒还与刘健群、袁守谦等
人策划，采取派遣“宣传队”的形式，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东北和西康等地国
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以防止这些军队“异动”。
贺衷寒先后主持召开过３次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一整套反动政
治理论，制订了一系列反动政工文件。如：１９３３年５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军第一
次政工会上，拟订了《政训令》，明确了所谓政治工作在军队的１７条任务和职
权；１９３４年３月在南昌召开的第二次全军政工会上，针对“剿匪”（围剿红
军）与“整军”之双重任务，又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１９３５年４月在汉口
召开的第三次全军政工会议，专门研究了军队各级政工机构如何配合抓好“整军”
的问题。７月，由贺衷寒主持制订的《整军宣传方案》和《整理部队政训工作纲
要》等文件正式出笼。
贺衷寒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围剿”红
军方面，可谓呕心沥血，绞尽了脑汁，提出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点子。如在他
主持军队政训工作以前，各种书刊和公私文件上对于围攻红军一事用词各不相同，
有的用“剿赤”，有的用“剿共”，贺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统一用“剿匪”二字。
他还着重从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围剿”红军的办法，更是受蒋介石赏识。
从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６年，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
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
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这样，贺衷寒就将国民党军队、
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政
训系统的总头子。
五、揣摸出“老头子”的真正意图，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
贺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训练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直接为蒋介石所掌握和为其服
务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的筹组工作，成为该组织“十三太保”中
的核心人物，他与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被称为“复兴社”的４大台柱，而贺衷
寒名列第一。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
内部派系斗争的倾轧，坐在“国民政府主席”宝座上的蒋介石，深感自己的统治岌
岌可危。但他处心积虑、苦心焦思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出、一个什么
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巩固其独裁统治。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惯于用骂
人的方式，迫使部属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次也是这
样。这年的１１月间，他接连几次在南京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
复、膝杰、郑介民、戴笠、曾扩情等黄埔爱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
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
命就要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角戏唱完，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贺衷寒脑瓜最
“灵”，每次蒋介石“训”完之后，就把“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他家里去商
量，揣摸“老头子”的真正意图。第一次没有结果，第二次大家议出了一点头绪，
认为“要组织起来”。当蒋介石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去开会时，蒋介石一骂完，贺衷
寒就立即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即“要组
织起来”的意识），还是有办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
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一点点真
实意图。他说：“我们要有像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最后，蒋介石
叮嘱这些“不中用”的学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结束了这次会。于是，贺衷寒又
第三次把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研究怎样组织起来，对组织名称、政治纲领、组
织原则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但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了几次
会，还是没有结果。这时，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离开了“主席”宝座。但
是，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根据胡
宗南的提议，这些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学生，推举贺衷寒、邓悌、膝杰、周复、康
泽等５人负责筹备。第二天又召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
律条例。１９３２年２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赶快搞成那个组织。
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
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决定这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名称为“中华复兴社”。
１９３２年３月初，由贺衷寒主持在南京励志社开复兴社成立大会。按该社章
程，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邓悌、腾杰、周
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９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
指定贺衷寒、邓悌、膝杰３人为常务干事。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膝杰，他是黄埔四期生，资历较浅，能力也比较弱，并
且与贺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１９３３年１月，贺衷寒接
替膝杰担任书记，由于贺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遂引起蒋介石的讨
嫌。１９３４年８月，由邓悌担任第三任书记。邓梯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
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
不亲近，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１９３５年１０月，贺衷寒联合留日派将他赶
下台，由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以前三任都为“书记”）。刘健群不是黄埔
出身，原只是何应钦的秘书，因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
勒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人称为蒋介石的“螟岭
子”，但贺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１９３６年８月，刘健群调北平工作，由郑介
民代理书记长。这样，至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之前，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
以常务干事的身份负实际领导责任。
另外，贺衷寒还与他的湖南老乡肖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潘
佑强、杜心如等暗中结成了“湖南派”小集团，以贺衷寒为首领，肖赞育居第二把
交椅。连江西的桂永清、周复也与他们很亲近。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
数是留俄和留日的，而贺衷寒既留过俄，又留过日，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１９３３年下半年，在南京的留俄学生２００多人发起成立留俄
同学会，贺衷寒虽被选为理事长，但因同学会负实际责任的是非黄埔出身和非复兴
社分子的代表段诗园，致使留俄同学会的活动并不完全受贺衷寒控制。贺衷寒便与
邓文仪召集留俄学生开会，说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都非常需要人，所有留俄学
生都可以包干安排，因而许多留俄学生部被贺、邓拉入了自己的控制圈。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的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不仅到处发表演
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的《前途》月刊和《扫荡报》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
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运
动”等活动。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讲演却很不少。他对“蒋介石教义”
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所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
介石所提倡的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贺衷寒写文章
或演讲，不像邓文仪那样总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槽的口号堆积，而总要咬文
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７年间，贺衷寒每
年出版一册《一得集》，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
共”的反动政策。
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因此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器重。１９３５年１１
月，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１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１０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四等云麾勋章。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能力、势力
和蒋介石的器重，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六、西安事变爆发，贺衷寒积极主张“讨伐”，遭到蒋介石破口大骂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
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
解决派”。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
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１７０余名青年将领通
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
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
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
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
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
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３００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
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
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
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
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