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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猫它们的祖母》、《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夜雾》和《忠孝公园》等。
至于另一类，共有九篇小说，就主要是写这方面内容了。
比如，《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第一件差事》、《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累累》和《归乡》等，都是。
陈映真之所以如此热心书写这方面的问题，那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国结。在《中华杂志》、中华合唱团和夏潮联谊会召集的民主统一运动座谈会上，他深情地说：
对我来说，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都是我热爱的祖国。胡秋原：《〈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37页。
他还说：“从历史和文化的终极展望看，中国统一，主观上是必要，客观上也必然。”他“祈祷并且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内部的因政治与权力所带来的挫伤，批判外部帝国主义加着于我们的压迫，让祖国再度统一起来，让民族重新团结起来”同①。。
所以，在这一部分作品里，陈映真写了中华民族的乡愁，写出了一些中国人无“根”的痛苦。
陈映真表现了在台湾的大陆人的痛苦的回忆，以及钻心一般的思念。“他们将想起那些战乱的岁月、那些像虫豸一般的低贱的生命、那些离乱的梦魇了。”陈映真：《累累》。《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51页。你看那个鲁排长，望着公路边远远近近的山，“悠悠地想到故乡的小姊姊的山；想到一望无垠的高粱美地；想到那一丝好似海市蜃楼般的绽青绽青的线的很是不安定的起伏。这起伏又使他想到留在故乡的女人：那个苍惶而痛苦的女人。他突然地寂寞起来”同③，第55页。。陈映真还把这种回忆、这种思念比喻为哗哗地流淌的水声，说是“只听见过去的人和事物，在里边儿哗哗地流着……”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38页。于是，读小说，人们真能感觉到，这声音，声声都在撞击自己的心扉。自然，这痛苦之最，还是那无“根”的折磨。那时候，这一大批流落到台湾的大陆人，时时都感觉到自己是在“漂浮”，是“一种生命的波动使他们漂浮着，暮夏的阳光叫他们漂着，浮沉着”陈映真：《累累》。《陈映真作品集》第3卷，第53页。。他们都觉得，树有一种快乐，那是它从发芽就扎根在泥土里，往上抽芽，自然地成长；但是，这些漂浮的人们自己却没有树的快乐，他们以为，自己只是被剪除的树枝，北风一吹，太阳一照，迟早要枯萎的陈映真：《第一件差事》。《陈映真作品集》第2卷，第140页。。陈映真这样写他们没有立足之地的“漂浮”，写他们那种将要“枯萎”的树枝一般的感受，是一种挣扎中的无望，一种无奈里的浓浓的乡愁。这让人们感到，在民族分裂的状况下，它已经不是人们的一己的悲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了。
其实，这种无“根”的乡愁，不仅漂泊在台湾的大陆人有，居住在台湾的本地人也有。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五十年，当年的殖民统治者强制推行的“皇民化运动”留下的恶果之一就是，至今在台湾还有一些人，对中国根的认同还有困惑和犹疑。《忠孝公园》里的那个林标，不就是痛苦地发出了“我是谁？我是谁？”的质疑吗？
于是，有一些大陆人，台湾人，为了突破这种生活的闷局，就把自己放逐了，开始了漂泊世界的生涯。於梨华1967年写《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聂华苓1971年写《桑青与桃红》，还有不少作家的许许多多的小说或者别的什么文学作品，都是这种放逐自己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结果，在一些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里，这几乎成了一个当代意义上的叙事母题。而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又是陈映真，早于他们，早于许多作家，在1961年5月就发表了《那么衰老的眼泪》，讲述了这个母题的故事。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叙事母题的写作上，陈映真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位作家。从这个意义来看，徐复观称赞陈映真是“海峡两岸第一人”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华侨日报》，1981年1月6日。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15页。，也至为确切。
在这一部分作品里，陈映真还有一个重点，这就是书写了在台湾的大陆人和本地人相处的状态。随着这两部分人相处，他们那种从隔膜到相知种种变化，一一写来，陈映真也忠实地表现了中国海峡两岸同胞交往的一个历史发展的真实。
开始，陈映真写这种交往，是以男女结合为切入点的。陈映真先是描写了他们相处中的隔膜与尴尬。比如，《猫它们的祖母》里的娟子和外省人少尉张毅相爱而后结婚，遭到了人们的“风评”，连祖母也认为是“引狼入室”。《那么衰老的眼泪》里的外省人康先生和女工阿金同居，也被儿子青儿所不容。《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大学动物学教授季叔城，来自大陆，娶了台湾女工为妻，成了罪过；生下孩子，更为罪过，结果，歧视、压迫接踵而来，季妻终于病倒，又终于死去，留下的是一场悲剧。
1964年1月发表的《将军族》倒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它展现了陈映真的一个样板式的理想——在台湾生活的中国人，包括大陆人和台湾人，彼此的关系应该像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那样，相知相助相爱。
这以后，陈映真写的这方面的小说继续发生变化。这表现在：
一、沿着《将军族》的思路，陈映真继续塑造他理想的模式。像《夜行货车》里的詹奕宏，克服自身的狭隘后，在共同的理念下与刘小玲牵手。《云》里的小文家庭，后来又有嫂子，两个侄子，一家六口相亲相爱相助。这里突出的是彼此的理解和宽容。和《将军族》相比，这两篇小说又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彼此有了矛盾怎么办？办法就是宽待对方，反省自己。结果，大陆人刘小玲和小文的父亲都扎根在台湾大地上，同本地的亲人同命运、共呼吸了。
二、在社会活动中，人与人相处中出现的矛盾，包括大陆人与台湾本地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绝大多数都是观念上、道德上、性格上的问题。像《上班族的一日》里的黄静雄与杨伯良，《万商帝君》里的陈家齐与刘福金，他们之间矛盾的性质，都是在争权夺利。这样写，一是写出了生活变化的真实；二是针对“台独”势力人为制造省籍矛盾的险恶用心，作了无情的揭露。
三、在《归乡》里，陈映真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都是我热爱的祖国”，融入到杨斌即林世坤这个人物形象里，说出了“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的共同心声，集中表现了海峡两岸的所有的中国人的意愿：归乡的路，其实就是统一的路。这也是游子漂泊海外，寻根回归的大方向。
第四个问题：现代跨国企业下人的异化本质。
在《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四篇小说里，陈映真传递出来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一是，当今世界各国要不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向富强、更富强的国力目标前进。回答是肯定的。问题是这个目标不能在损害、剥夺穷国穷人利益基础上去达到。二是，当今世界广大的民众要不要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要不要过一种富足丰裕的生活呢？回答当然也是肯定的。问题是，人们不能以此变成物质欲望的奴隶，进而成为跨国财团牟取利润的工具。
《华盛顿大楼》系列告诉人们——
一、就像《云》所表现的，在跨国财团里，利润是至高无上的，利润高于人权。他们倡导的“民主”只是牟取利润的工具罢了。也像《万商帝君》所表现的，跨国财团并不是为民众的真实需要而生产的。它们营销的本质乃是人为制造人们对产品的物质欲望，以牟取更大的利润。
二、就像《上班族的一日》所表现的，作为一个人，不能像黄静雄那样，贸然落进逐利的大网之中，在物欲奴隶的位置上动弹不得。也就像《夜行货车》所表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像林荣平那样，为了一己的金钱地位而丧失民族的尊严，做了跨国财团的奴才；要做詹奕宏那样的人，做一个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男子汉。还像《万商帝君》所表现的，作为中国知识精英，不能像刘福金、陈家齐那样，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心，而攀登上了万商帝国的宝殿，向万商帝君俯首称臣，从而做稳了奴隶。林德旺则是攀比做奴隶而不得而致疯的人，物欲把他从人变成了鬼。这确实触目惊心！
三、就像《云》所表现的，张维杰们应该猛醒！要回归到为他人而活着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王瑶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告诉我们的，鲁迅总是从农民的角度看问题。凡事对农民有利，他拥护，反之，他排斥。当代的陈映真，也继承了鲁迅这种精神，他从第三世界人民，从穷国穷人的角度观察问题，从而敏锐地认识到跨国财团的剥夺本质，并且迅速地给予了揭露和批判。
这，对眼下的大陆，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第五个问题：二战后，台湾急需严峻的精神清理。
这方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问题必须清理，是陈映真的基本观点。
形成这样的认识，除了陈映真从台湾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获得见闻、感受和思考、探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对他的启发和教育。陈映真甚至用“振聋发聩”来形容这部书对自己的影响。2004年11月，人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的陆平舟等人的中文译本。陈映真为它的出版写了《出版的话》。
在这篇《出版的话》里，陈映真指出，四十多年前，尾崎秀树“就构建了关于严厉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伪‘满洲’和朝鲜文学中留下的心灵和精神的伤痕的系统性论说”，那就是一种“后殖民论（postcolonialism）的先驱性思想与研究”陈映真：《出版的话》。尾崎秀树著《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卷首第iii页。。就此而言，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实在是一部“划时代的，无与伦比的巨著”陈映真：《出版的话》。尾崎秀树著《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卷首第iv页。。
就这部书的内容，陈映真特别关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尾崎秀树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明治维新以来，以牺牲亚洲为代价所达成，亦即以日本殖民地为牺牲的结果”同①，卷首第i页。。而台湾，又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最初的牺牲者”同②。。“1930年到1945年十五年侵略战争，是‘明治以降’日本现代化的归结”同②。。陈映真认定，尾崎秀树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深刻反省的历史意识下，凝视台湾文学史，特别是其‘战时下’台湾文学”的同②。。这，和陈映真自己在《出版的话》里一开始就说到的当年读到台湾籍留日学者刘进庆的《台湾战后经济分析》一书的影响完全相契合。陈映真说，那部书对他的影响是在于，为他“开启了从社会的、物质的推移，去科学地认识台湾”的思路，也从而有助于使他“从台湾社会经济的推移为参照系，比较科学性地认识台湾文学及其思潮的演变。”同②。
二是，尾崎秀树研究的视野，是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五十年时期的台湾现代文学史，从而，“对殖民地→法西斯统治所造成的台湾文学和作家在心灵与精神上留下的伤痕，加以严肃、认真和诚挚的批判与反省”同①，卷首第ii页。。
三是，尾崎秀树痛烈地感到，这种严肃、认真和诚挚的批判与反省，就是要集中在对日本殖民主义、对“皇民化”的毒害的清理上。尾崎秀树认为，对台湾民众，“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所带来的伤痕实在是太深了”陈映真：《出版的话》。尾崎秀树著《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陆平舟、间ふさ子共译本。《台湾新文学史论丛刊》8，（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卷首第iii页。。早在1961年，尾崎秀树就看到了“被收夺了民族母语、又被强迫接受以日语为‘国语’的同化、奴化教育的台湾人，最终丧失了祖国意识，产生了认同的‘白痴化’”同①。。尾崎秀树沉痛地回忆到，在台湾迎来日本战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