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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显微镜中看人生-自然主义文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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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到了,巴斯加由于伤心,加上劳累,大病了一场。侄女朝夕相伴,精心照顾他,一天,他偶然听到自己的学生拉蒙医生在向侄女求婚。这时,他才痛感老而无伴的悲凉,猛然意识到侄女在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地位,不得不承认心底掩藏的爱情。但他觉得这是一种罪恶,是不顾侄女的幸福,于是劝侄女答应拉豪医生。克洛蒂德钦佩伯父直面人生的勇气和拯救人类的雄心,终于发现真正的上帝是人类自己,是真理。

  她更加爱戴巴斯加,感到没有他,生活就没有幸福,没有希望。因此她告诉伯父,她爱的就是他。他们幸福地结合了。

  正在这时,公证人卷款潜逃。巴斯加忍痛送走了妻子,自己继续研究。清苦生活加上繁重工作使他病倒了。公证人即将还款和妻子怀孕的消息使他振奋,打算接回妻子,可他已是奄奄一息了。他在家族世系表上,克洛蒂德的名字旁边写道:“将于1874年生下她的伯父巴斯加的儿子。”又在自己的名字旁写道:“因心脏病死于1873年11月7日。”

  而后呼唤着妻子名字离开了人世。

  克洛蒂德闻讯赶来,悲痛欲绝,守在巴斯加旁边睡过去了。突然,她被一阵呼呼作响的声音弄醒,原来是菲力西特夫人将资料扔进了壁炉。老夫人得意洋洋地说,她终于除去了多年心病,“卢贡家族胜利了。”她走后,克洛蒂德忽然发现,家族世系表还完整无缺地摊在写字台上,由于老夫人的疏忽,这份珍贵资料才得以幸存。

  次年五月,克洛蒂德生下了巴斯加医师的遗腹子。这是卢贡·马加尔家族断代史中最后一个孩子,是克洛蒂德的全部希望,也是这个家族的希望。

  这部小说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巴斯加医师对整个家族史小说的总结,也是代左拉阐述了关于遗传规律的见解和遗传与社会发展之内在关系的见解。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左拉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其创作深意所在。他通过巴斯加说明,他试图通过遗传规律的探讨,弄明白种族的遗传因素随不同环境而在各成员身上发生了怎样的不同影响,然后进一步发现哪些遗传因素可以导致善行美德而哪些因素趋于腐化堕落,从而怎样运用遗传规律来改变种族遗传,优化人种。他认为,只要从其他种族中给一个种族输进新鲜的、优质的血统,这个家族就可重新振兴,推而广之,人类也可通过这种方法得以复兴。这种想法当然是幼稚的,但在当时,又是难能可贵的。科学家、思想家们以不同方式关注着人和人类,从种种角度对人类前途、社会进程、发展手段与方式提出设想,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一种意义。它不一定能立刻、具体导向一个结论,但所有这些创造性的思维总体上是导向真理的。左拉在小说中演绎自然科学知识,与有些小说在人物命运中展示社会规律一样是合理的。

  小说的另一部分内容是巴斯加的一生,主要是他与侄女的爱情。在他们的爱情纠葛中,巴斯加的研究工作是一种推动情节发展的外在矛盾力量,是它使得巴斯加长期单身而与侄女相依为命,是事业使他压制了情感同时也是事业使他赢得侄女的爱,又是事业使得菲利西特夫人来干涉他、来诱骗他的侄女,使他俩都陷于痛苦,经过一番磨难才终成眷属。这是一段有血有肉的内容,不管作者本人意图如何,前一部分内容更象骨架。虽然这个预设的框架将二十部家族史小说连为了一体,但具体看每一部小说,都是独立成篇的,完整地展示了一个或几个人物起伏跌宕、成败荣辱、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

  《萌芽》是法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详尽地正面反映工人斗争全过程的作品,是一部特别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人小说,是作者在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受到工人罢工 (主要是奥班与拉里卡玛里地区的矿工罢工)的触发,而在家族史小说中着意加进的一部社会主义小说。作品主人公艾蒂安·朗第耶是《小酒店》中维尔维丝与朗第耶的次子,成年后在里尔的铁路工厂里当机器匠,因打了工头几耳光而失业,流浪到蒙苏煤矿,当了一名推车工。他受到老矿工马赫一家的友善照顾,并与马赫的大女儿卡特琳结下深厚情谊。由于他懂文化,肯干能干,作风正派,在工人中很在威望。这时,他与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家普鲁沙有了书信联系,研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刊,形成了革命思想。在矿工们对劳动条件与报酬强烈不满的情况下,他组织建立了矿工互助基金会并发动了一次罢工。煤矿经理不答应增加工资,使罢工规模更大。艾蒂安请普鲁沙来演讲,并使蒙苏矿工都成会“国际”会员,得到经济支援。

  只是由于援助不足,工人们财尽粮绝,加上资本家挑拨分化,部分工人在邻近的设备较好的让—巴特矿区复了工。其他矿工忿怒地来此砸毁了机器设备,惩罚了妥协分子,不顾饥饿,坚不屈服。结果煤矿公司招来了新工人,由军警保护着恢复了生产,当罢工群众前往制止时,军队开枪镇压,工人死伤数十人,被捕若干。老工人马赫惨死,艾蒂安幸免于难。此后,煤矿工人迫于暴力与饥饿回到了矿井,罢工完全失败。艾蒂安也跟着卡特琳下了井。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出于疯狂的破坏欲,故意损坏了矿井坑道的防水装置,导致坑道被淹,许多矿工惨死。艾蒂安·卡特琳及卡特琳的男人、工贼沙瓦尔都被困地下,艾蒂安与沙瓦尔进行殊死搏斗,杀死了这个卑鄙暴虐的人。十来天后,他们被救了出去,但卡特琳已死在他怀中,他则变得满头白发。公司解雇了他,普鲁沙请他去巴黎,他就此踏上了新路。

  左拉的这部小说,首次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国际工人联合会”的革命活动在文学中被加以正面表现。这是当时最先进的主题。

  作品以艾蒂安的成长反映了无产阶级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而普鲁沙的出现则代表了“国际”组织、共运思想与工人阶级的真正结合,使得这一过程有了动力和指南。“国际”对蒙苏矿区的经济支援和罢工工人的加入第一国际充分体现了这一结合,大大加强了小说的社会政治意义。

  艾蒂安作为接受了先进思想的优秀工人代表,从生活作风、劳动技能、工作态度、影响力和号召力等各方面都是高出一般工人的;与此对比,作者设计了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这一形象,他代表一种盲目的、缺乏理智、违反一般人性的路线。这个巴枯宁主义的信徒只知破坏,不择手段,不顾后果,仇视一切,结果带来的只是工人阶级更大的损失。这个人物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思想状况的复杂,扩充了作品的反映生活的厚度。

  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家以自然主义大师特有的精致、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工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那些触目惊心的悲惨现实:男女混居,连洗澡也无法互相回避;经常挨饿,如去赊物,则要以妻女满足店主兽欲为代价;他们的工作条件也非常恶劣,几乎谈不上劳动保障;长期浸泡水中,造成双腿僵直;呼吸煤灰,吐出的痰总是黑的;而与此对照的则是资本家舒适的住宅与办公厅,食利者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这些描绘揭示了劳资对立的根源,也为以后的罢工斗争作了铺垫。

  作品在结尾透出一片光明,充满了信心。作者通过艾蒂安的沉思,表明革命即将到来,革命烈火将把本世纪最后几年映得通红,从而以高昂的笔调,阐明了“萌芽”这一主题。

  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描写了工人阶级的蜕变倾向,如艾蒂安在成立基金会后俨然一个头目,讲究起穿着来。这不啻是给革命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作品也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关于革命道路和革命前景的设想还是很模糊的,这不必求全责备。作家为了使艾蒂安更成为真实的人,而以自然主义手法描写他在卡特琳身边劳动时的性冲动;不惜篇幅地表现矿工男女们的放荡生活;将艾蒂安的革命性与家族遗传带来的嗜杀狂联系起来,这都是自然主义的败笔。

  《土地》的创作意图是为了补充对法国农村生活的描写,其中心内容是包斯平原上一个农民家庭中围绕土地与财产而发生的纷争和惨剧,一方面展现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劳作娱乐、风俗习惯以及农村的自然景物、季节变化,另一方面着重揭示了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愚昧、落后、贪婪、自私、冷酷与残忍。这部小说与家族史系统的联系是通过从外乡到本地来当长工的约翰·马加尔建立的。约翰是弗朗索瓦的丈夫。弗朗索瓦的伯父路易·富安将田产分给了三个儿女,从他们那里领取定额年金过活。但长子、绰号“耶稣基督”的无赖汉雅森德将土地一块块典当出去换酒渴;次子布托也不愿尽义务;女儿女婿同样嫌弃他,他住到长子的破屋里,雅森德与女儿几次试图窃取他的私蓄与证券,转而投奔布托,先是失去了全部积蓄,而后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有时还被赶出家门,在原野上忍饥受冻。弗朗索瓦的故事与富安老爹的悲剧是平行发展的。她的姐姐嫁给了布托,姐夫想通过占有她来占有她的田产,遭到坚决抵抗。后来她与长工约翰相爱成家,分走了自己的那份土地与家产。

  有一天,她在地里劳动时,被姐姐与布托联合使用暴力而失身,又在与姐姐斗殴时摔在大镰刀上致死,腹中还怀着待产的孩子。布托夫妇闷死了目睹真相的富安老爹,纵火灭迹,又赶走了约翰,从此逍遥法外。

  这部小说出版后引起了争议,许多人对这部作品中的强奸和杀人描写不能容忍,认为笔墨淫秽;那种令人发指的杀父焚尸场面贬低了人类、侮辱了美与爱的一切形象,否定了善的一切行为。然而这种自然主义描写虽然对于人类的道德感与自尊心来说未免过于严酷,它却是真实的,蓝本是有对罪犯夫妇将自己的母亲烧死在自家的壁炉里。当人们冷静下来,就能由左拉的描写引出对人类自身兽性残余的深刻反思。

  表现农村生活,而且是异常真实、不加理想化、不是出于臆想的农村生活,这在法国文学中并不多见。这是因为作家们主要生活在城市,所思所感都与城市息息相关,对农村不够了解也缺乏兴趣。左拉以他关注全人类的广阔视野,注视到了那片开垦不够的土地,描绘出一片全新的图景,显示出奇异的魅力。那喧闹的宗教活动,那公共事务上的口角式的论辩,那分割财产之类的鉴约仪式,那集市上的讨价还价,那耕作时的打闹,婚礼上的起哄,乘凉时的闲聊杂议,小酒店里的高谈阔论,莫不体现出作家丰富的想象力、细致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表现力。

  作者塑造了富安老爹、布托等农民形象。富安老爹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勤劳本份,朴素善良,最大的特点是热爱土地,以土地为命根子,因为拥有土地而活得有滋有味,因为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他的儿子既继承了这种对土地的炽热感情,又发展到疯狂无节制的地步;同时身上又带有流氓、强盗气息,在攫取土地方面冷酷、残忍,不择手段,完全是一个为土地占有欲所支配的缺少人性的自然动物。他的“恶”不是有意识的“恶”,而是一种本能的犯罪,是自然主义文学为“恶”人物画廊提供的一个新类型。

  作品的进步意义不仅表现在作家对农民命运的关注,更表现在他对法国农村和农民之前景的探讨与设计。他着重表现小农经济的落后性,描写农民的愚昧、野蛮,是为了有助于人们认识法国农村的真实状况,帮助农民适应时代的变化,避免在大工业的冲击下破产,流亡。左拉塑造了一个农业资本家胡德根的形象,他的农场的那种严密的分工管理、宠大的规模、较高的生产效率,揭示了资产阶级大生产的优越性,为小生产者设想了这样一条农业工业化、工农商一体化的道路。由此可见作家左拉总是自觉地紧跟时代潮流甚至走在时代前面的。

  《金钱》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金融市场的新问题、资本的作用、社会性的投机心理以及围绕这些所发生的悲喜剧。这是家族史小说的第十九部,作品主人公与第二部相同,内容上有承继关系。在贪欲的角逐里,俄翟诺·卢贡的弟弟阿里斯第德·卢贡来到巴黎冒险,在哥哥帮助下发迹,因为哥哥已是有名望的大臣,他改姓萨加尔以免妨碍哥哥。他通过婚姻捞了一大笔财产,又大做房地产投机买卖,施展各种伎俩,成为暴发户。不过,他不久就遭到了失败,破了产,还差点吃官司。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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