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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十年代，世界石油市场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需求赶上了可能获得的供应，二十年来石油的过剩局面过去了。结果，世界迅速变得愈来愈依赖于中东和北非的石油洪应。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工业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展，在有些年出现全面的繁荣。这是用石油作燃料发展起来的。自由世界的石油需求量从1960年差不多一千九百万桶上升至1972年每年四干四百万桶以上。因为工厂、发电厂、家庭和汽车燃烧的石油制品数量越来越大，全世界的石油消费出乎预料地急速增长。在美国，汽油耗用量的增加不仅由于人们乘车行程的增加，而且因为汽车的装备越来越重和要携带诸如空调等等的“额外附加设备”。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的廉价石油对讲究燃油效率的汽车没有任何刺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是美国本士石油工业分水线的年份。美国用完了它的过剩生产力。回顾乔伊纳老爹、东得克萨斯油田和哈罗德。伊基斯的时代，数十年来，石油生产就已由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俄克拉何马企业委员会、路易斯安那资源保持委员会和其他州的同类机构进行管理。它们曾按比例分配限量生产，保持实际生产远远低于生产能力，以促进对资源的保护，并保持可能出现长期性供给过剩情况下的石油价格。并非它们工作的故意安排，其结果为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提供了石油的可靠储备，提供了能在危机时刻动员起来的高涨生产能力——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扩大供给危机或是1951年、1956年和1967年等年份的有限得多的危机。
但是，对限量生产的需要连同进口配额一起被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因价廉造成的低投资和相对低的石油资源发现率打消掉了。现在，美国所能生产的每一桶石油都有急切的买主等着要。在1957年到1963年期间，美国的剩余生产能力总计为每日四百万桶左右；到1970年就只余下一百万桶了，这个数字甚至可能还是夸大了的。也就是这年，美国的石油生产达到了每日一千一百三十万桶。这是石油生产的顶峰，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从那以后，美国的石油生产开始下降。1971年3 月，在1 ／4 世纪中，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第一次允许按百分之百生产能力生产。“我们觉得这是个历史性时刻，”委员会主席这样宣告，“糟透了的历史性的令人悲哀的时刻。得克萨斯油田曾像一个可靠的老战士，能在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起迎接任务。但这个老战士现在再也挺不起身子来了。”随着石油消费继续不断增长，美国不得不转向世界石油市场来满足需求。原由艾森豪威尔限定的配额放松了，净进口额从1967年每日二百二十万桶迅速上升到1973年每日六百万桶。在同时期，进口石油在石油消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19％上升至u 36％。
美国剩余生产能力的消失包含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西方世界曾经依赖的“保证余额”已经用完了。1968年11月，美国国务院通知参加巴黎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欧洲国家的政府，美国的石油生产即将达到生产能力的极限。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那时就没有任何作为保证准备的缓冲余地了，美国将没有能力提供支援供应。会议的其他代表为之吃惊不已。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67年实施禁运才不过一年，而且，中东显然不再是安全的地方了。
诚然，危急关头在于对中东石油日益增长的依赖性。虽然，在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已开始了新的石油生产（后者是在1970年初内战停止以后），但与中东生产的发展相比，产量未免相形见细。在1960年到1970年之间，自由世界的石油需求量已增加了每日二千一百万桶。在同期，中东的生产量（包括北非在内）增加了每日一千三百万桶。换句话说，石油消费的巨额增加，2 ／3 正从中东的油井得到满足。 受环境保护的影响
工业国家正在发生又一项有重要意义的转变。既要增加对石油的需求，又要实施使用控制，这种似是矛盾的做法的结果是人们对环境的看法和与环境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环境问题在政治研讨程序中顺利地开始获得它的重要地位。在世界各地，空气污染敦促公用事业从烧煤转变为燃烧污染较轻的石油，从而对石油的需求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1965年，纽约市市长保证要在城市禁止烧煤。在1966年感恩节，一场空气污染的危机打击了纽约，浓重的烟雾把城市紧紧地笼罩起来，因而对烧煤作了限制。在两年内，纽约市的公用事业公司统一爱迪生公司就改烧石油。1967年，美国参议院以88票对3 票通过了空气净化法案。1970年，颁布联邦法规，确立了为大家所熟知的对环境影响的法律陈述：在工程项目批准前，必须预测并考虑重大的新工程项目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同年，为纪念地球日，十万人沿纽约市第五街举行了游行。
公众对《发展的极限》一书产生了特别广泛和强烈的反应，从中反映的新环境意识可谓无过于此了。该书是一篇关于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处境”研究项目的报告，出版于1972年。该书认为，假如几个基本问题——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食物生产、能源消耗和资源枯竭（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世界性发展趋向继续有增无减的话，现代的工业文化将难以保持下去，“这个星球将在以后几百年内的某个时候达到发展的极限”。这项研究不仅是对资源枯竭提出的警告，也是对碳氢化物燃烧造成的环境后果、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和全球变暖的新忧虑提出的警告。这是一个一般性的警告，未来危机的发生时间是很不确定的。
研究报告本身正好发表在关键的时刻。全球范围的经济繁荣，伴随着高度的通货膨胀和资源利用的较高增长，正与美国石油储备的减少、美国石油进口和世界能源利用的显著增长同时发生。而且，新的环境意识正促使工业世界开始重新安排公共政策并改变企业的策略。这意味着，用太阳石油公司经理的话来说，能源公司们的一场“新比赛”。《发展的极限》一书成为对能源和环境问题争论的指导原则。其论据是对迫在眼前的能源不足和资源紧张状态所以产生担忧和悲观思想的有力因素。这种思想在七十年代是那么的普遍，无论石油进口国还是输出国都由此作出反应并形成它们的政策。
环境保护论对能源平衡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放弃烧煤的进程在加速，依赖比较净化的燃油趋势在增加。核动力因比燃烧碳氢化物对环境影响有改进而被推广利用；同时，寻找新油源的工作在设法加快进行。在接近六十年代末期时，加利福尼亚州近海开发石油主要生产基地大有希望。在十九世纪末毕竟就已经在靠近圣巴巴腊的浅海边进行过第一次水下钻井。当今，在七十余年以后，沿着风景如画的加利福尼亚南海岸，高耸的钻架正在矗立而起。但是，在1969年1 月，在圣巴巴腊海峡的钻井意外地碰到地理上的异常情况。结果，估计有六千桶石油从未经探明的隙缝渗漏出来，噗噗地冒出水面，一层黏稠的重原油飘流到近海水域，冲上三十英里的海滩。公众的怒喊声响彻全国，一直影响到美国的政治领域。尼克松政府指令暂停开发加利福尼亚近海石油，实际上停止了开采。尽管对石油有着巨大的需求，对在环境污染敏感的其他地区，包括在整个北美最有开发前景的地区开发能源的反感情绪因石油泄漏而有增无减，这个最有开发前景的地区极有可能阻止美国石油生产的下降和抵消对中东石油的有增无减的依赖，这个地方就是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大象
早在1923年，美国沃伦。哈定总统就在阿拉斯加北极海岸创建了一个海军石油储备基地。在以后多年里，有一些开掘石油的冒险分子曾出没在这地区的周围。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发生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开始在阿拉斯加勘探石油，但在1959年打出一口迄至当时花费最大的干井后，他们暂停了勘探。
另一个感兴趣的是英国石油公司。由于伊朗摩萨台的政治余波和其后的苏伊士危机，英国石油公司诚然渴望减少它对中东的绝对依赖关系。在1957年，苏伊士危机之后的一年，它作出了从多方面尤其在西半球寻找石油资源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受到英国政府的有力支持。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58年给澳大利亚首相罗伯特。孟席斯私下的信里这样说：“英国的石油公司主要依赖中东的石油供应维持他们在西欧，甚至整个东半球的业务，他们深知他们控制的中东石油供应是不安全的。英国的石油公司也了解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联合王国政府将欢迎他们为减少对中东的依赖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尤其英国石油公司为了扩大它的石油供应基地，有它自己问业上的原因：英国石油公司受到苏伊士危机的打击比件何其他国际大公司都要厉害，这家公司在它所控制的石油资源范围内试图减少其因中东供应受阻而产生的脆弱地位。”
辛克莱石油公司给英国石油公司推荐一帖摆脱对中东依赖的灵丹妙药——在阿拉斯加进行联合勘探。但是，在阿拉斯加寒冷的极北地区北坡，一连钻了六口花费巨大的干并后，两家公司中断了他们的钻探。海湾石油公司也表现对阿拉斯加有某些兴趣。它的一些勘探专家提出勇敢的争辩，认为尽管打了干井，但这里在地质学上是富有前途的，公司应该在北坡试行勘探。但是，公司的最高管理当局甚至断然拒绝考虑这一要求，一位高级经理直截了当地说，“那得要花费五美元一桶的成本，而在我们这一辈子，石油价格还绝对到不了五美元一桶。”
但是，另一家公司——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独立经营的富田石油公司还在阿拉斯加进行调查。在难以到达的北坡那儿，厚层海相沉淀特别吸引了他们。1964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决定重新进入阿拉斯加，它的子公司——亨布尔石油公司成为富田石油公司的合伙人，承担款项总数为五百万美元多一点。1965年，这家新的联合企业获得在北坡普鲁德霍海湾结构的2 ／3 的勘探租赁权。英国石油公司一辛克莱联合企业是其他部分租赁权的主要获得者。
在同年，富田石油公司与大西洋炼油公司合并，组成大西洋富田公司，后来简称为阿尔科（ARCO）公司，担任联合公司最高领导的是罗伯特。安德森。虽然安德森常常给人以无所拘束的印象，几乎非常随便，或许甚至有点漫不经心，但他所具有的决心和专心致志的品质，仍然使他有资格成为最后剩下的、伟大的石油开掘冒险家之一和二十世纪的石油巨头。安德森是芝加哥一位银行家的儿子。这位银行家在三十年代曾以他的深谋远虑见长，向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独立油商提供他人根本不愿提供的贷款。年轻的安德森是在芝加哥大学的附近地区成长的，在开设经典著作课程盛行的时期，他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他也有过将来当一名哲学教授的想法。但是，他父亲的客户石油商对他未来憧憬的吸引力远过于他在校园所见到的学究式人物。在1942年，他前往新墨西哥接办了一家日产一万五千桶的炼油厂。不久，他转向石油勘探，成为越来越有名的独立石油商。他的快速心算具有同洛克菲勒和德特丁同等的天赋。他在早年就能胜过计算尺，其后，袖珍计算器也赶不上他，而且他在会议场合有纠正他人小数点错误的习惯。“我从来没有特别意识到‘能力’的含义，”他解释说，“它所能起的最大作用是帮助你力排纷繁，继续往前。在谈判中，你偶或能考虑到他人不了解其重要性的某些东西。你要保持先走一步。”
多年来，安德森常常表明他是一个兴趣广泛又多样的人，一直是石油行业中善动脑筋的持异见者。他为各种思想观念所吸引，与社会科学教授们融洽相投，对价值的看法、管理方法和社会变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喜欢实业家们参加的研讨会，讨论诸如技术、人文主义。环境保护乃至亚里斯多德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总之，不管他获得的许多成就，他一点也不像典型的石油巨头的处事方式。他信奉的许多东西，对与他同等地位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合常规的。在他的心底里，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盲目开采石油的冒险家，除石油和地下的石油蕴藏外，再没有其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