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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愿“和帝国保持友谊”，决定撤离北京。俄国人的举动令瓦德西十分恼火，于是派遣联军向帝国通往东北地区的咽喉要地秦皇岛和山海关进行攻击。俄国人坚决反对这个决定，美国人说“无意参加”，其余各国都表示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于是，俄国人命其军队必须“抢占山海关”，他们利用手中扣押的锦州知府，“命令”山海关的帝国守军向俄军投降。但是，当自以为速度极快的俄军到达山海关的时候，发现帝国的这座军事要塞上已经插满了英国国旗。原来，在英军将领西摩尔的策划下，一支仅有18人的英军小分队乘坐快艇从海上提前到达了山海关，他们举着免战的白旗进入了要塞，和驻守要塞的帝国军官开始“谈判”：是和各国军队一起抵抗俄军呢，还是等着俄军来进攻？帝国的军官犹豫不定，因为锦州知府的命令是“不得抵抗”，帝国军官考虑的结果是把要塞给各国，因为这样将来还有索回的可能。于是，帝国守军撤离。这一决定令守军士兵感到耻辱，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一战：山海关要塞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关前布满水雷，关上炮台坚固，配备有最新式的大炮，仅守关部队就有五个营之多。帝国守军撤离的时候，士兵们边走边朝天鸣枪，以发泄心中的苦闷。在他们的身后，18个英国人，未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帝国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要塞。英国人在帝国守军撤离的同时，忙着在这座要塞上到处插英国国旗，直插得旗帜如林，看上去如同至少有上千的英军踞守在这里一样。果然，不敢贸然进攻的俄军一气之下占领了从山海关到秦皇岛的全部铁路线。可他们到了秦皇岛才知道，德、法联军已经先期到达那里了。
在联军军官的眼里，帝国的国土，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军事要塞，只要他们插上一面国旗，朝天放上几枪，就都属于他们了。
联军们的到处插国旗的美妙感觉并不是天天都有。在帝国另一个著名的军事要塞居庸关，联军一开始攻击，帝国的守军就开始溃逃，但是，有一个士兵在逃跑的时候想到应该把炮栓卸下来，以免联军利用大炮向他们射击。可他没想到的是，正卸炮栓的时候，一不小心，炮膛里的一发炮弹被发射了出去，这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德军的进攻队伍中间，顿时让德军倒下了一大片，结果德军认为这里是帝国军队准备拼死防守的信号，于是停止进攻，绕道前行了。当逃跑中的帝国指挥官弄明白这个情况之后，立即返回居庸关阻击阵地，然后给太后和皇上写“报捷奏折”，当然在奏折中“胜利”的原因先是他“不畏如雨枪弹指挥若定”，然后是“将士效力奋战厮杀”，最后是终于导致“洋兵仓皇败逃”。
真正奋起抵抗的是防守通往山西天堑娘子关的帝国守军。进攻的是清一色的德国官兵。德军之所以向娘子关发动攻击，是因为当时慈禧一行正在太原。而清军坚决抵抗的原因也正在此。中、德两军在娘子关下猛烈交火，双方都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而让德军感到惊讶的是对面的帝国守军异常顽强。战斗整整打了一天，晚上21时，德军突入清军阵地，但是没多久就遭到清军的猛烈反击。娘子关上的两军混战又整整进行了一夜，到天亮的时候，德军指挥官发现“德军官兵几乎都死了”
。德军立即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于是，在黎明时分德军把死伤的官兵抬上大车，跑得没了踪影。
尽管帝国守军在娘子关取得了真正的大捷，但是在太原的慈禧太后还是被吓跑了。
瓦德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强大的德军居然会败在中国人手里。
当联军在帝国北方四处讨伐的时候，瓦德西正坐在北京城里的一家戏园子里，“应中国商人们的盛情邀请”观看中国京剧。时间是1900年11月23日。
“余与随员人等备受优礼迎迓，并导入特设雅座之厢内，其中安置备有桌布之桌一张，除了此地无时或缺之清茶以外，更有香槟酒、果子、糕点、雪茄烟等等，以享余等。最初开演两折毫无意义之短剧。所有女角，皆以男子代之，盖因女子素来极少在公众之前露面也。同时并杂有音乐于其间，足使石头化软，或者说得切实一点，足以使人头疼。所有观剧之人，坐在小桌之旁，大抽烟筒，饮茶吃果，亦复同样喧哗不已。中国人常常高呼‘好’。终场更以王侯厉鬼战士等等跳打一阵，此种跳打技术，实为余生平未见过者，当余挨过一点半钟以后，复坐余车中，于是不胜庆幸得离苦海。”（《瓦德西拳乱笔记》，1900年11月23日记。王光祈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9～60页。）
无法猜测中国人给这个德国人看的是哪一出戏，但从“厉鬼战士”的“跳打”上看，或许就是“火烧赤壁”之类的三国戏。尽管瓦德西对中国戏剧缓慢的唱念做打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但是中国特有的浓重文化氛围还是令他身不由己地受到了影响。据说他是一个“好交际”的人，虽然各国联军的首领不怎么喜欢他，但他也无意与各国将领发生更多的联系——“我在中国期间，始终倚靠我自己的独立判断，自己做主，寻途而进。”一个“两眼一抹黑”的德国人，到什么地方“寻途”去？瓦德西一头扎进了北京士民们中间。所谓“士民”，是包括中下级官吏、知识阶层、商人和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各界人士。“士为万民之首。”瓦德西在中国古代经典里看见了这样的话。于是，他不但参加“士”们为他安排的各种社会活动，而且还在决定“安民善后”事宜时邀请“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坐满了他的会议室。
为了更广泛地博得中国人的好感，这个德国人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由他亲自主持，在北京举行科举考试。瓦德西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做了一番研究，认为这个制度既是文化的，又是政治的，值得重视。原来的管理京城的帝国政府各级官吏差不多都逃跑了，北京城的军政要职现在虽全部由联军把持着，但具体办事还得是中国人才能办，可目前“严重缺乏中国方面的人才”。于是，北京城到处张贴出了瓦德西的“圣旨”：将在北京金台书院举行考试，名次靠前者有重赏和任命。洋人给帝国的这次“举考试”出的题目是：文题《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前者显然是道“政治测验题”，考察对“拳匪”的态度；后者令中国人尴尬了，要把哪国的旗帜插到“秦中”去？插还不够还要“飞”插？——此刻大清帝国的朝廷正在秦中的西安。尽管题目有点“太政治化”，但考试当天还是“人数溢额”，京城里的“士”们人人严肃对待，令洋人们充分领略了东方文采的飞扬。最后张榜公布名次时，与帝国朝廷科举不同的是，“洋科举”有奖金，前三名各300两银子——当然是用抢来的中华帝国的现银支付的。
对中国“士”们的文化水平深有感触的瓦德西，同时被另外一件事深深触动了，那就是在追查“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凶手”时出现的一位帝国壮士。为了抓住杀克林德的那个中国人，联军使用了一切侦察手段，最后“破案”的线索来自北京城里的一家当铺。一个日本人雇佣的侦探——这个名叫德乐的中国侦探竟然是帝国正规部队中的旗人。一天，他在京城里的小巷中闲逛，路过一间当铺的时候觉得眼边一亮，当铺里怎么会有如此抢眼的光亮？德乐走进了当铺，当铺里的旧物发出霉腐的味道，使本来昏暗的光线更加阴黑了。德乐揉了揉眼睛，他看见了一堆旧物中的一块怀表，光亮就是这块精致的怀表发出的。德乐向铺主指了一指，铺主将怀表拿出来递在他的手上。闪着莹莹的黄铜色泽的表针居然还在走着，滴嗒声细微但却清晰入耳。德乐的手掂了一掂，然后他将这块怀表翻了过来——德乐看见了那个死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名字，刻在怀表的背面。当铺主人供出了当这块表的人，供出了当这块表的人现在的住处。联军立即派兵层层包围了那个地方，大清帝国神机营满洲兵丁恩海被捕。德军终于找到了让他们一解心头之恨的对象，审问立即开始。对恩海的审问发生时有中国翻译在场，审问的内容和过程均被记录，一个官员用奏折的方式复述出来准备呈给慈禧，但慈禧远在奏折已无法送达的西安，于是奏折被上海的一家报纸发表了：
审问之时，恩海神宇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恩海答曰：“我奉长官命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上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对准外国人放一枪，轿夫立时逃走。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戒指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可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汝是日醉否？”恩海笑答曰：“酒乃好物，常可饮四五斤，是日实未饮一杯。我无需倚酒希减罪。”恩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得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景善日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57页。）
恩海被德军处死在克林德死亡的地方。
想必一百年前的恩海是在骄傲的心境中坦然就刑的。
没有比凛然的壮士更能令屈辱中的大清国人伤怀的了。
令人不解的是，帝国的壮士在暂短的感叹之后便在国人的生活日子里消失了，而那时京城里的一个妓女因为和瓦德西多少有一点关系，于是成为1900年及其以后日子里的“知名人物”——多少年来这个妓女被用文学、戏剧和民间传闻等形式反复刻画着，她除了被咒骂成一个“卖国贼”之外，更普遍的观点是说她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挽救了当时的大清帝国。这个妓女本姓傅，名彩云，妓名赛金花，1900年京城人人皆知的“赛二爷”。
傅彩云，江南一个挑水夫的女儿，因为姿色出众也因生活窘迫从小卖身成为雏妓。15岁时她被一个叫做洪钧的帝国状元看中纳为妾。此后随夫出使俄、德、奥、荷四国。洪钧回国后不久病死，傅彩云于是重操旧业，辗转各地，最后在京城落脚。她会几句外国话，其中以德国话更熟练一些。1900年的8月，京城里连良家妇女都不能幸免于联军之手，何况妓女。根据赛金花自己的自述，联军占领北京时她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帮助洋兵们筹集粮食和各种军需，“为的是让他们吃饱喝足，减少抢掠行为”；二是除了给洋兵提供妓女之外，还“负责”拉线和讲价，以为联军提供“身子干净的良家妇女”；三是帮助一些被抓被押的中国人从联军那里解脱或逃脱。至于她和瓦德西一起睡觉的浪漫史，甚至她如何向瓦德西吹枕头风，使得联军方面在和帝国官员的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等等，不少考证学者认为，都纯属无稽之谈。绝大的可能性是，她在跟随丈夫出使德国的时候可能见到过瓦德西，甚至可能“交谈过”，但是，在1900年，她根本没有接近瓦德西的机会，理由相当简单：她“没有这个资格”。无论她是否跟瓦德西上了床，无论关于在銮仪殿突然失火的时候她是否和瓦德西“光着身子由殿里跑了出来”，她充其量只是一个供男人取乐的妓女。一个巨大的帝国竟然到了需要让一个妓女靠出卖身体来保护的地步，不知道后来中国人在观看那些描述这个妓女的各种故事时是否想到了“国家”是一个什么概念。也许，即将灭亡的帝国在它最尴尬、最荒唐的时刻也只能拿一个妓女来搪塞那些说不出口的历史了——以奇特的“幽默”态度对待严肃的国家政治的“事件”不仅赛金花一例。民国初年一个叫做小凤仙的妓女与国民革命大历史的故事也被在国人面前反复刻画，以至于当代闹出如此一个令人悲叹的“笑话”——试卷问：辛亥革命的发动者是谁？有考生答：凤仙同志。
瓦德西在北京驻留一年，于中南海那个“美丽的花园宫殿”里写下不少日记。这些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德国老头对中国的感受。可以肯定地说，他在这个帝国所得到的感受是复杂的，复杂的感受甚至影响到了他的政治立场，最终使他对联军1900年的军事行动有了“新的见解”：
中国排外运动之所以发生，乃由于华人之渐渐自觉，外来新文化，实与中国国情不适之故。更加建造铁路之时，漠视坟墓，以至有伤居民信仰情感。而近年以来，瓜分中国常为世界各国报纸最喜讨论之题目，复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