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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中国军团的帽子，恰和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思路一样，是印度式样的缠头式的帽子。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依然列队整齐，训练有素，敲着西洋式的军鼓，高高地挺起胸膛。这些形象与今天能够看见的大清帝国的正规军官兵的照片相比，同样的青年汉子已经是全无了拖沓委靡之相，居然显出了百年前中国人难得的英俊与威猛。
无法得知那些中国青年出于什么心理和目的参加了这支雇佣军。从中国的道德层面上讲，这是极其耻辱的事情。仅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上看，没有发现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感到耻辱的记载，因此没有可靠的依据从民族的、文化的和道义的等各个角度加以深入的分析。如果有一点理由勉强可以揣摩出来的话，那就是被穷困逼到了绝路上的中国农村青年们在寻求一条生路。山东、河北连年的自然灾害，官吏变本加厉的盘剥以及社会的极度不公正，造成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北方农村青年走上了一条奇特的人生道路——参加义和团杀洋人可以吃顿饱饭，参加洋人的军队杀国人也可以吃饱饭，而仅仅从吃饭上讲，后者提供得好、多并且稳固。
混乱的时代、混乱的国家和混乱的日子，导致出的道义观念必然也是一本糊涂账。
而且，一个人如同一个民族，当其生存渴求降低到了最危险的命若游丝的底线时，道义是什么？
然而，数千年来，中国人不是向来以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来标榜古老的民族风骨的吗？
中国军团成立时的人数是600。
中国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
中国军团吃得好——肉类、新鲜蔬菜、米饭和面食、茶水，敞开供应。
中国军团穿得暖——夏季军服和冬季军服齐全、普通军服和礼服齐备。其礼服的样式几乎与英军官兵的礼服无异：深红色的步兵短上衣，浅黄色的袖口、领子和肩章，红色马甲和两侧有四分之一英寸红色滚边的步兵裤。
中国军团内部，有乐队、翻译、卫生队；编制有长枪连、机枪连、炮兵队和骑兵队。
中国军团里的中国青年受到严格的英式正规军的军事训练，包括符合英国皇家步兵操典的队列、最新式武器的使用和适应近代战争的战术动作。
中国军团刚刚成立不久，便执行了第一次战斗任务。这次任务的执行，与其说是考验中国军团的军事训练成果，不如说是在考验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威海卫租界内。租界内的中国农民反对英国的情绪来自英国殖民者对租界土地的勘察，中国百姓认为洋人是在强迫他们出卖自己的土地，中国百姓从来都把出卖土地视为天塌地陷的事情。3月初，租界内的英国人已经看到一伙一伙的中国青年农民在集会，集会的口号和目的是公开的：赶走英国“野人”。鲍尔上校决定给予这种反英情绪以坚决打击，以此表明英国人要坚决待在中国的决心。3月26日，由上校率领的420名中国军团的士兵出发了。这些士兵每人发了十发子弹，向一个当地青年农民的聚集点急行军。在一个破败的庙里，中国军团的士兵看见了至少2000名中国青年农民情绪激动地会集在一起，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有武器：一头绑有刀和剪子的棍子、叉子、生锈的矛、老式火绳枪，还有三门老式的土炮以及一只大鼓和一只套管式的铜号。上校的马被这群青年农民的首领拦截了，中国农民们要求英国上校下马谈话。傲慢的英国上校没有下马，他向中国军团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中国军团的士兵毫不犹豫地执行了上校的命令。虽同样是中国青年，但由于吃得好穿得暖而显得胆气大得多，胆气的前面更有一片闪亮的英式刺刀。中国农民退缩了，中国军团的士兵们收缴了他们手中的所有武器，并挑选了三个人将之逮捕，其中自然包括敢于拦截英国上校的马的那个中国青年农民。
这次军事行动不流血地完成了，如此的顺利圆满，给予了英国殖民者一个巨大的惊喜：“事件虽小，意义重大。中国军团表现出了与其指挥官坚定站在一起，即使是与自己的人民对抗也不犹豫的作风。”（《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距离这次不流血的军事行动一个多月后，5月5日，流血的战斗来临了。保护以英国少校彭罗兹为首的租界勘察人员的中国军团士兵连同少校一起受到了中国农民的袭击。大批愤怒的中国农民蜂拥而至，少校被刺刀刺伤，左轮手枪也被夺走了。战场位于一条干涸的河床上，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立即按照英国皇家陆军教材上的阻击阵形布开射击线，然后开始射击。这是一场真正的大混乱，中国农民们在中国军团士兵发射的枪弹中勇敢冲击，他们大声呐喊着，冲向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和那些为英国人开枪的中国士兵。一个叫帕瑞拉的英国上尉被一群中国农民击倒在地，粪叉子叉在了他的脖子上，如果不是一个中国军团士兵的刺刀戳进了那个高举着粪叉子的中国农民的后腰，帕瑞拉上尉的气管很快就会被戳穿。战斗持续的时间很长，尽管中国军团的士兵奋力作战，但是还是伤亡惨重：彭罗兹少校严重受伤，皮雷中士的脸被刺破，两名中国军团士兵被棍子和石头打得浑身是血，其中一名中国军团的士兵被农民们扔下了山沟摔得奄奄一息。
中国农民死亡20人。
第二天，租界内的形势依旧严峻，聚集起来的中国农民比昨天还多。中国军团在营房里补充了弹药，然后再次奉命出击。到达现场的时候，农民们已经站满了山坡。一门土炮发射了，“轰”的一声，钉子、铁片和乱七八糟的金属碎片雨点一样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头顶上落了下来。中国军官的反击开始了。这时，发生了一幕值得历史记载的情景：一个中国老汉，肩上的一条扁担担着他的全部家当，朝中国军团的阵地跑来。中国军团中的一些士兵认了出来，这位老汉是军团中一名士兵的父亲。老汉对他的儿子和其他中国军团的士兵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决心要扫平这里，如果要想活命，赶快逃跑。老汉的儿子对父亲说：我宁愿待在这里。老汉没有争辩，穿过中国军团的阵地，跑了。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另一位中国军团士兵的父亲是袭击英国人中的一员。结果，父亲被中国军团的枪弹击中死了，他的儿子“还是留在了军团”。
两名中国军团士兵被愤怒的农民抓住了，但是，看守他们的却是一个小男孩，不知道这两个中国军团的士兵向小男孩说了什么，小男孩把他们释放了。
这一天，中国农民又死亡二十多人。
中国军团官兵没有死亡的记录。
为此，鲍尔上校收到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一封电报：“祝贺鲍尔上校，他的军团表现出色。”（《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直接指挥中国军团作战的英国下层军官巴恩斯对军团表现的溢美之辞充斥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现出他对军团里的中国青年十足的满意：“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同上）
1900年6月21日，无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对中国军团来讲，都是个重要的日子：中华帝国政府在这一天向全世界正式宣战。而这就意味着中国军团将离开威海卫奔赴天津前线与清军作战。
第一批出发的是中国军团四个连。鲍尔上校担任指挥，作战参谋为蒙哥特尔上尉。
连队的指挥官是：
第二连，巴恩斯上尉，赖德尔中尉，德恩上士；
第四连，沃森上尉，布瑞中尉，波顿上士；
第五连，希尔上尉，费尔福克斯中尉；
第六连，盟兹上尉，欧雷凡中尉，威泰克上士。
军团乘坐的是英国军舰“奥兰多”号，于6月22日凌晨5时到达天津大沽口。
这些隶属英军的中国青年，沿着铁路向天津方向行军。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河北人，他们实际上是回到了自己故乡。而故乡此时在他们眼中已是一片荒芜，到处是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废墟。他们的英国军官这样告诉他们：这些都是俄国人的杰作。
1900年6月23日下午8时，中国军团终于穿过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的流弹和同样成为废墟的法国租界，到达天津租界紫竹林，加入了联军保卫租界的战斗行列。
和中国军团同时到达租界的还有俄、意、美、德、日等国的援军。
在今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那天各国军队到达天津租界的数字十分明确，其中英军250名——现在应该明确了，所谓英军，实际是四个连的中国青年。
无法猜测天津租界内受到围困的各色洋人看见这样一支部队开到时的表情。这种表情肯定是复杂的。洋人们因为援军的到达而欢呼雀跃，但是他们究竟已经成为一群惊弓之鸟，只要看见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产生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尽管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些中国青年是奉命来保护他们的。洋人们企图从这些中国青年的黑眼睛中猜测出他们的内心，但这些中国青年只是默默地集合，排成整齐的队列，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英国指挥官的训话，扁平的东方人的脸上神情平静至极。军官训话的内容是命令他们做好前往接应被迫返回天津的摩尔将军部队的准备，但片刻之后，这个命令又被取消了，然后便是分配各连负责警戒的地域范围。中国翻译的声音轻柔而迟缓：圣·约翰少校带领的香港和新加坡炮兵队与到达的中国军团会合，第二连将和英勇的威尔士燧枪兵团一起住宿，我们的文职兼行政长官道沃德上校因为受命指挥华北地区的军队而被授予陆军准将军衔……世间最残酷的事情被说得如同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里发生的家常琐事一样。
1900年6月27日，俄军偷袭东局子弹药库而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的情形，被站在高处观望的中国军团士兵看得清清楚楚。不久，军团便接到了增援俄军的命令。士兵们开始出发向弹药库方向运动，在运河边上，他们看见一群义和团和一支清军骑兵部队正向他们汹涌而来，这显然是在企图增援弹药库，打击联军的侧翼。中国军团的士兵立即进入阻击状态。“我们丝毫没有理睬头上呼啸而过的子弹，小分队指挥员一直指挥有方，小分队的排枪射击非常有效，命中率很高。非常幸运的是，敌方持有许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旗帜，这有助于我方准确地选取射击目标。”（同上）
7月1日，为了消除义和团和清军对租界的威胁，联军组织了一次突击，中国军团首当其冲。和中国军团一起行动的，还有日军、香港军团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各50名以及100名威尔士军团的英国士兵。眼前的义和团散乱但依然在顽强地抵抗，中国军团士兵手端步枪前进。在赖尔德中尉的带领下，中国军团的士兵用刺刀刺死了坚守一座建筑的两个清军士兵。在巴恩斯身边，是中国翻译李和以及号手李平震，这两个不满18岁的中国青年手持大口径武器，射击时烟雾弥漫。而当清军和义和团反击的时候，中国军团的形势开始严峻起来，他们撤退到一座废墟中，这时，二连的一个叫做王国兴的士兵突然站了起来，用手中的武器猛烈射击，“冷静得如同在靶场射击一样”。战斗最后的结局是，香港军团死亡两人，伤三人，中国军团没有伤亡。而在他们面前，义和团们的尸体布满视野。
中国军团参加的另一场战斗，是和英国皇家海军的100名水兵和美国海军的100名陆战队员一起执行的。任务是在攻击天津城之前的一次大规模侦察。这次侦察受到了清军的猛烈打击，清军的密集的炮火迫使他们连续撤退。撤退的时候，军团副指挥官布鲁斯少校受重伤——他的头盔被一粒子弹击穿，又有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肝脏。一颗炮弹几乎在希尔上尉的头顶爆炸，除了他受重伤之外，身边的另一个士兵被炸死。这是一次没有效果的侦察，联军全部被赶回租界。在回来的路上，中国军团的士兵一直抬着英国皇家军舰“巴福拉”号海军候补少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