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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审问。从被捕到行刑，没超过两天。
平时骄横十足的袁、许两家人顿时没了主意，慌乱地开始拿着大笔的巨额银票企图挽回局面，结果银票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听说刑部官兵和一伙义和团员已经押着囚车出了宣武门。两家数十口人赶到菜市口的时候，帝国大员袁昶、许景澄二人已经人首分离了。袁昶的脑袋滚落在一块草席上，这是有人事先向刽子手行贿的结果。因为没有事先打点，许景澄没能落得如此待遇，他的脑袋被砍落在泥沙里，鲜血和泥沙混合在一起，使他头颅面目模糊，家人几乎辨认不出。
由于死刑执行得迅速，刑场上的情形两家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依靠目击者的描述。监斩的是载漪的弟弟载澜和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徐承煜。时任刑部侍郎的徐承煜是个有趣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都是1900年间帝国官场上的滑稽角色，无论几天之后他父亲的死还是数月之后他的死，都死得十分富有戏剧性。
当徐承煜看见推着袁昶、许景澄的囚车远远走来的时刻，他和载澜的心情是愉快的，至少是被联军不断向京城逼进的消息弄得心情压抑以来难得的愉快。但是，在西方生活过多年的许景澄是见识过世面的，他始终在微笑，而袁昶可不那么老实，跪着听完圣旨之后，突然开了口。先和载澜斗嘴：
行刑之时，袁神色自若，言曰：“予惟望不久重见天日，消灭僭妄。”盖谓端王专横凶僭，蒙蔽太后之聪明也。澜公监刑，怒斥之曰：“汝为奸臣，不许多言！”袁毫无畏惧，仍大言曰：“予死而无罪，汝辈狂愚，乱谋祸国，罪乃当死也。予名将长留于天壤，受后任之爱敬！”（《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七月初三日。）
然后，袁昶扭头笑看许景澄，言：“不久将相见于地下，人死如归家耳。”
但是，袁昶至死也不明白判自己死刑的罪名是什么。在刑部大牢里，袁昶对许景澄表达了这种疑问：“死不足惜，罪名为何？”
许景澄笑道：“日后便知，何必计较！”
许景澄是明白的。他知道这个帝国肯定是完了。那些怂恿义和团和主张宣战的人，已经感到大势已去。联军攻破京城的时候不会太久了。既然大势已去，他们必定要在最后的时刻铲除在政治上和他们对立的一切人，以免这些人会告诉后人如此混乱历史中的一些真相。
没有慈禧的手谕，载漪一伙是无权斩杀帝国如此级别的大员的。在这个时刻，再愚蠢的人也该估计到局势的结局了，生死未卜的慈禧不允许她在政治上的反对者还活在这个帝国里。
几天之后，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被捕。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大臣中竟然有两位是满人。
时年62岁的联元被称为“满奸”。他是同治七年（1868年）的进士，字仙蘅，满洲镶红旗人，崔佳氏。在京城做了暂短的京官后，外放安徽任太平府知府，后任安庆知府、广东惠潮嘉道和安徽按察使。戊戌之后入京，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衙门行走。他的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的任命仅仅是数月之前的事情。在地方做官的时候，“皆著声绩”。在汕头，他因为严厉惩罚了和英国商人串通一起坑害百姓的中国商人而获得声誉。同时，这是个有独立思想的满人官员，常常因为大胆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而陷入险境。慈禧把光绪软禁起来企图废掉他的帝位时，联元竟然对着慈禧说出“皇帝当保全”的话，当时慈禧脸色就阴沉了下来，那意思是：皇帝当保全，难道你自己不当保全吗？义和团兴起之后，联元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宣战问题上以及杀洋人和教民的问题上，一直和慈禧唱反调：“前史，两国失和，无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护使臣之国为野蛮之国，今使署洋兵，不过千余人，聚而歼之，固非难事，然各国合而报我，不幸而京师不守，则其祸极烈。”（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6页。）为此，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慈禧一怒之下差点把他杀了。最后，这个载漪眼里的敌人终于被捕了，罪名是“任意妄奏，语涉离间”。
另外一个满人是立山。这是个以微寒的出身奋斗到拥有万贯家财的暴发户的典型，是无论官运还是财运都顺畅亨通的幸运人物。他本是汉军人，原名杨立山，从小以包衣身份入正黄旗，土默特氏。他由官学生起家，1875年任护军参领，1878年出任苏州织造，在这个肥差上任职达四年之久。1883年回京任职，揽了个承修南海工程的美差，完工后得到慈禧的欢心，赏了个二品顶戴花翎。他当过公认是最有机会发财的内务府大臣，同时还兼任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和镶白旗满洲副都统。1894年慈禧60寿辰的时候，他因为给慈禧进贡“玉石仙台”等名贵礼物而得到“加赏太子少保衔”、赐西苑门乘船、紫禁城内骑马等一系列“殊荣”。他的官运亨通和财源滚滚源于他的大量行贿和与大太监李莲英的亲密关系。他终于成为帝国的一个“豪富”之人，同时又是一个“风雅”之人。他善于鉴别瓷器字画，“收藏甚富”，同时爱好戏曲，广结京师名优。据说他的死和义和团们看上了他家的那座殷实之府有关。《凌霄一士随笔》中有对他的日常生活的描述，是立山的一个朋友所写，这位朋友称立山家“园林之胜，甲于京师诸府”：
自园门至后院，可循廊而行，雨不能阻。山石亭榭，池泉楼阁，点缀煞费经营。演剧之厅，原为吾家厅事，后归尚书，予为布置，可坐四五百人，时鸦片盛行，设榻两侧，可卧餐烟霞、静听词曲。男伶如玉，女龄如花，迭相陪侍，戏剧有不雅驯不合故事者，予为改正之，群呼为顾曲周郎。凡冠盖而来者，冬初则一色鸡心外褂，深冬则一色貂褂。王府女眷，珠翠盈头，小内监二人，扶掖而至，相见以摹鬓为礼。粉脂之香，馥郁盈室，复有时花列案，蓓蕾吐芳，春则牡丹、海棠、碧桃等卉，谓之唐花，夏则阑芷木香，秋则桂花满院，犹有沪上佳卉来自海舶者。雕檐之下，鹦鹉、八哥、葵花等鸟，悬以铜架，喃喃作人语，与歌声互答。酒酣灯斓，时已四鼓，宾散戏止，优伶各驱快车出城而去，此可谓盛矣。（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卷三之《立山之富奢》。）
家里有钱，人又善于交际，并且特别“开通”，又有不少洋人朋友，作为帝国高官的他，有时竟然穿着西服革履到处逛。他还是个花花公子，喜欢出入妓院。他的死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和一名叫做“绿柔”的妓女有说不清的干系——这名妓女同时也是载漪的弟弟载澜的相好，满城皆知他和载澜为此争风吃醋，问题是连王公载澜也不如他的钱多…“妓羡其多金，疏澜而亲立。”这是载家兄弟心里的一个大疙瘩。
但是，正是这么一个官员，在政治上却锋芒毕露，其固执爽快，倒颇是条汉子。和联元一样，他对光绪皇帝被软禁有点看法，在所有的官员都与皇帝尽可能疏远的情况下，他怕皇帝在软禁的小屋里受冻，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地给皇帝制作了个避寒的屏风送到瀛台。被慈禧知道后招他质问，他坦然承认，并请求惩罚。慈禧命令太监打他的嘴，他表示还是奴才自己打自己为好，于是“自批其颊，至红肿不堪”。他对人解释说，他这样是“不愿辱于阉人之手”。立山犯颜直谏的举动使朝野群臣惊愕不已，也使很多人对这个靠贪污行贿发财的花里胡哨的官员刮目相视。
义和团“举事”之后，帝国危亡在即，立山的政治锋芒更加尖锐。在慈禧召集的御前会议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吵成一团，主战的慈禧看了立山一眼，心里想，平时对这个奴才多有赏赐，这个人应该说是“自己人”，于是当着群臣问立山：“汝言如何？”谁知道，立山没有犹豫，立即脱口而出：“吾主和！”话音未落，在场的官员“莫不惊异”。载漪当即就骂立山“与夷通”。慈禧的表情难看了。帝国宣战之后，在载漪的带领下，早就盯上立山的豪富之家的义和团们终于抄了他的家，理由是有人揭发，立山暗中接济洋人，他的家里有一条通往洋人教堂的“地道”——这是彻底抄家的最好的理由。于是，立山的豪宅立即被农民们“焚劫一空”，立山本人也被捕入狱。在牢狱中的日子里，包括庄亲王载勋在内，许多官员为他求情，慈禧也没有杀他的打算。但是，在载漪的强烈要求下，慈禧终于动摇了。载漪说：“今不诛立山，明日恐将无及。”无法理解“今天不杀就来不及了”这句话的真实意思，但可以揣摩出载漪的另一番担心：洋人们真的要打进来了，如果是那样，立山这家伙肯定得意之极，与其让他得意，不如现在杀了他！
联元被押上刑场要被砍头的时候，突然刑场上一阵骚动，载澜骑着高头大马飞奔而来，在他的马前马后，一群义和团呼喊着，簇拥着。载澜的马后拖着一个东西，在尘土中乱七八糟的一团。马上就要挨一刀的联元竟然有心好奇，问：“此为何物？”有人应声：“立山大人！”原来，最后决定处死立山之后，载澜亲自前往刑部大牢，捆住立山的手脚，“系马后拖拽而出，及就刑，面目狼藉，气濒绝矣。”（《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65页。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六，清史委员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4页。）一个往日花天酒地依红偎翠的人物，在刽子手还没下刀之前，就已经成为一团凌乱的血肉了。
没有人敢为被杀的大臣们祭奠，包括他们的家人。在那个疯狂的时刻，哪怕做出任何一点表示同情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载家兄弟当做“汉奸”或者“满奸”而被绑在马后拖个骨肉分家，或可能会被义和团们当做“二毛子”、“三毛子”斩尽杀绝。
另外一个被判死刑的是已经79岁的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个老人直到不久前才当上了他一辈子都渴望的尚书。如果说他在官场上犯过什么“错误”，那就是他曾经表示过，不赞成立端郡王的儿子为皇储。现在，帝国把他抓起来的理由是：有人报告，在袁昶等人被杀之后，这个老头掉了眼泪。老人死后，尸体被放在一个破庙里，没有任何人敢去收殓，很久之后才去了一个人，是他的儿子。徐用仪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死在洋人没有进京之前，也算是福气。”直到帝国的灾难平息之后，辛丑年二月，徐用仪的遗骸才被护送南下。史书对此记载道：“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数省士夫，并致祭焉。”（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20页。）
只有一个例外。当立山被载澜的高头大马拖往刑场的时候，当立山的那团血肉在帝国京城的黄土中翻滚的时候，路边公然跪着一群人，明目张胆地“为立山大人送行”。这些不怕死的人是被大清帝国鄙视地称之为“戏子”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家喻户晓的名角，其中一个唱武生的，以善于演悲壮的古代英雄而名噪全国，他的艺名叫“盖叫天”。
此时，距离联军攻破北京城墙仅仅还有三天。
翠扳指
1900年8月的京城静静地躺在北方烈日下白茫茫的暑气之中。
在京城的正东和东南两个方向上，在被烈日烘烤得叶片曲卷起来的玉米地的边缘，在散发着强烈水腥气味的小河沟旁和遍布着夏蝉声嘶力竭的浓郁的柳荫下，时时闪出身穿彩色军服的各国士兵的影子。各国军队都派出了侦察兵。帝国的骄阳已经把他们晒晕了，他们仿佛觉得此刻正置身赤道。越接近北京城，越看不到中国百姓的影子，这让他们感到安全，同时也感到痛苦，因为他们找不到解渴的水井。他们不敢进村。快要中暑的时候，他们把头扎进河沟浑浊的水里，然后带着强烈的水草和鱼卵的味道，在望远镜里向他们想像中的帝国的都城窥视：远远的，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茂密的芦苇丛和黄得耀眼的土道的尽头，一道灰色的线在蒸腾的蜃气中漂浮。
那是世界上最高最长的城墙。城墙的后面就是这个巨大帝国的都城。
这个都城的结构早已经被联军军官们在地图上研究多次了，每一次面对地图，军官们都惊讶不已，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座城池像帝国的北京城一样坚固而复杂。
北京基本上是一个长方形的巨型堡垒，高大厚重的城墙竟然有四层之多，数不清的城墙大门把军官们弄得眼花缭乱。最外层的城墙包裹的是外城，西方人称“中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