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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拿钱买，叫做“捐官”。办理“捐官”手续时，要根据官职的大小交一笔钱，这笔钱最后按月结算分给有关的官员。咸丰之后，这种收入竟然成为帝国官员的主要收入。即使是最下层的京官，这种收入每月也在几十两之数，一年就有数百两。
同时，只要是当官的，每年还有不算受贿的额外收入，即下级官员送上的礼。由于这是帝国的一种“制度”，于是就有“冰敬”、“炭敬”、“别敬”等文雅含蓄的名目。所谓“冰敬”，是夏天送的钱，好像是“降温费”，在巡抚、督军和军机们之间通行。“炭敬”，是冬天送的钱，好像是“取暖费”。帝国最流行的是“别敬”，即一个官员得到升迁时送给有关官员的“感谢费”。这种“感谢费”的价码根据官职大小和“感情”薄厚而定，少则十两八两，多则上千数万。一位曾经从帝国都城普通衙门升迁到四川省当官的官员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了他临行时送的“别敬”数目是白银1。5万两。而另一位到陕西任粮道的官员的“别敬”达到了1。7万两。自己的巨款迫不得已给了别人，那么他们只有在其任上迅速地将“本”“赚”回来，当然赚的肯定还有“本”以外的“利”，因为比他们更小的官员在升迁的时候也会给他们送“别敬”。
帝国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穷官”，但是，整个帝国内，没有一个官员不叫唤自己“穷”的。就连王公们也时时要表露出自己就快“山穷水尽”了。这是帝国在19世纪末的又一种黑暗：声明自己“穷”，无不是索贿的一种暗示——帝国末期官员们有多少钱也觉得不够花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活糜烂。
清末，中国有了一句几乎无人不知的话，而且流传甚久：天下越乱，国人越吃。
官员们狂吃不止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
帝国的官员们向来是“连吃带玩”的。那时的国人都爱“听戏”：“晚近士大夫习于声色，群以酒食征逐为乐，而京师尤甚，有好事者赋诗以记之曰：‘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徐珂：《清稗类钞》。）所谓“天乐”、“庆乐”为戏园子，“惠丰、同丰”是饭馆，而“胡同”指的则是妓院。官员们为了应酬吃喝整日奔忙，往往一个晚上同时在几个大饭庄或者张府李府之间来回“赶场”。“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无日无之”，杯碗罗列，山珍海味，划拳行令，一醉方休。震钧《天咫偶闻》记载：“今日一筵之费，至十金，一戏之费，至百金。”
官员们吃起来花样百出，不怕花银子。《汪穰卿笔记》中说：
京官四人为食鱼翅之盛会，其法一百六十金购上等鱼翅，复剔选再四而平铺于蒸笼，蒸之极烂，又以火腿四肘、鸡四只亦精选，火腿去爪、去滴油、去骨，鸡鸭去腹中物、去爪翼，煮极融化而漉其汁。则又以火腿、鸡、鸭各四，再以前汁煮之，并撤去其油，使其清腴，乃以蒸烂之鱼翅入之，味之鲜美盖平常所无。闻所费并各物及赏犒庖丁，人计之约用三百余金，是亦古今食谱中豪举矣。四人者为翰林林贻书、商部主事沈瑶庆、候选道陈某，其一人则不记矣。（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这样的菜肴，不要说花多少银子，仅仅消耗的时间就很可观。当时帝国的政治局势每分每秒都在恶化，灾难同时每分每秒地在向帝国临近，而帝国的政府官员却能耐心地观看厨子们如此烦琐地制作一道菜，其心态令人吃惊。
更令人吃惊的事还有。尽管京城里已是一片混乱，但是戏园子里的剧却照演不误，官员们捧坤角的彩也照喝不误：“近日京师梨园，声价十倍，红氍毹上，清歌一曲，缠头辄费千金。”（《觉花寮杂记》，转引自《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63页。）帝国的时局越危机，官员们好像越开心。外国联军云集中国沿海，义和团云集北京城内，炮火连天，尸体遍地，帝国的官员们越发表示出对“艺术”的酷爱。为了更热闹些，他们每人交上几两银子——谓之“凑份子”，然后聚在一起摆酒席招妓女：“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供一朝挥霍，犹苦不足。”（震钧：《天咫偶闻》。）也许在炮声中，戏子们的歌唱和妓女们的媚笑，更有另外的一番风韵？
有人这样描绘帝国的官员：胖、好色、虚弱。
准确之极。
这样的官员，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就用不着奇怪了。曾经当过赛金花丈夫的帝国大员洪钧是举国公认的欣赏美女的内行，但在国家外交上却是一个白痴。他奉命到中俄边境和俄方一起“勘测边界”，由于手上没有当地的地图，他竟然从俄国人那里买来一张，然后按照俄国人画好的地图“勘测边界”，其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一个帝国官员崇厚，奉命到俄国去谈判关于新疆伊犁的问题。俄国人发现，这个中华帝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竟然连基本的外交知识和起码的地理知识都不具备，并且“他急于回国料理家务”，于是，在俄国人故意天花乱坠的一阵阿谀奉承之后，崇厚便稀里糊涂地在条约上签了字。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大笔一挥，不但中华帝国政府要毫无道理地支付给俄国人相当于500万卢布的“赔款”，而且竟然把特克斯河流域和重要的军事隘口木扎提山口全都“割让”给了俄国。朝廷知道后，急电崇厚，不许他在条约上签字，但是，朝廷的电报到达的时候，这位帝国官员不但已经签了字，而且“未经奉旨擅自回国”了。
“君以国为市，以民为醢。”——朝廷把国家当成了一个交易大市场，官员以挥霍民脂民膏为乐事。于是，最深切、最惨痛的灾难向危机中的帝国扑面而来了。
“与走私盐—样危险”的商品
一个叫做陈恒庆的帝国官员的家就在西什库教堂附近，在义和团围攻教堂的那些日子里，他“尝登墙观战，其见闻较切也”。他把他所看见的事情记载了下来，其中的古怪离奇叫人不知当信与否。
《归里清谭》：
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予亲见之。闻教堂内教士、教民约三四百人，其兵械只有枪数十。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燃，于是谣言出矣，谓教民以女血涂其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做镇物，故咒不能灵。大学士（误）启秀献策于端王、庄王曰：“此等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飞檄请之。”乃专骑驰请，十日而至。启秀在军机处贺曰：“明日太平矣。”问其故，曰：“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闻者为之匿笑。和尚往庄王府邸，先选拳匪之精壮者数百，又选红灯照女子数十人。协同拣选者，大学士刚毅也。韶年女子，手携红巾，足著小红履，腰系红带，下垂及足，额有红抹，掩映粉黛，口诵神咒，蹀躞于府厅氍毹之上。乐部歌妓唱荡韵，舞长袖，不能比也。拣选事毕，庄王问大和尚何日可攻打教堂，和尚轮指以卜曰：“今日三点钟为最吉。”又问：“骑马乎？步行乎？”和尚闭目而言曰：“骑载勋（庄王）之马，备一大刀。”于是跨马挟刀率拳匪直入西安门，红灯照尾其后，刚毅亦以红布缠腰缠头，随之步行。西安门内有当店两座，早被拳匪抢掠一空，和尚暂坐其中，以待吉时。座前酒一壶，菜一盘，自斟自饮。刚毅及诸拳匪侍立于庭。将报三点钟，予在寓登壁而观，家人阻予曰：“枪弹飞来奈何？”予曰：“今日拼死观此一剧。”旋见和尚策马率领拳匪直扑教堂，指令纵火，教堂猝发数枪，正中和尚要害，坠于马下。拳匪大师兄居前者亦被弹而倒，后队大溃，数人拖一尸而奔。红灯照幼女有被践而死者，鞣花碎玉，殊可惜也。败北者一拥出西安门，刚毅立不能稳，足不能动，力抱门柱而立。一老阍人不知其为宰相也，曰：“你老先生如此年纪，亦学此道，何自苦也。”拳匪拖尸径奔庄王府，中道谓人曰“和尚暨大师兄暂睡耳，吾当以神咒醒之。”途人窃语曰：“恐长眠不起矣。”（《凌霄一士随笔》卷八第十七期。）
要不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记载，这幅景象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政治前途和外交危机的真正的战斗。而这场滑稽戏中的主角却都是帝国政权中的重量级人物：帝国军机大臣启秀，帝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端郡王载漪，京城步军统领载勋，另外一位就是那位来自五台山的“法力”无边的大师了。
当启秀提出邀请大和尚前来破敌时，慈禧太后郑重批准并命启秀亲自处理这件事——整个帝国从上到下，在这一瞬间，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了一个和尚身上！除了那几个“匿笑”的官员之外，在这件绝顶荒唐的事件中，最认真、最严肃的是载漪和载勋两兄弟。这两个帝国的高级大员把“师傅”迎接到自己的府邸，“咸执弟子礼”，然后“赠如意锦缎”，再封“师傅”为“荡魔大国师”。当“师傅”出发“荡魔”的时候，载家兄弟脱下了“官衣”，换上了义和团农民们的打扮——“皆裹红巾，短衣执刀以从。”“战斗”的时候，他们“身先士卒”——这份勇敢和献身精神在帝国中可谓多年不见了——在“拳民”们夹道欢呼的一瞬间，他们也许还真感到了“为国赴汤蹈火”的荣光。
而更让义和团们感到放心的是，“我们的大和尚”不但和他们一样自称“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骑赤兔马往攻”，更重要的是，大和尚的怀里还抱着“《春秋》一部”——与其说这位大和尚靠的是“法术”在战斗，不如说他依仗的是中国文化在“冲杀”——这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因为拼武器和实力咱不行，论文化全世界哪个能比？京城百姓的欢呼声随之震耳欲聋。这一下，教堂里那些心惊肉跳的洋人们禁不住探出头来，他们看见的情景令他们亦真亦幻：一个披着袈裟的老头骑在一匹红马上疯疯癫癫而来，如果说这是武装攻击，他手里提着一柄刀可以理解，可同时抱着一匣子书本是何目的？炮弹爆炸，子弹射来，披着袈裟的骑马老头瞬间被子弹击倒，“坠于马下”，伴随着大和尚进攻的嘈杂的呐喊声突然终止。天地间一下子寂静下来，无论是进攻的还是看热闹的中国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洋人们也许还没弄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陪同大和尚一起被洋人子弹打死的，还有一位义和团的大师兄，义和团的农民们拖着他们的尸体往回跑。在夕阳残照的胡同中，看热闹的北京人紧追不舍，一个劲儿地问：“这是怎么了？”义和团团员回答：“师傅睡了。”
最令人百感交集的莫过于帝国的农民们对于他们弟兄的战死的解释。一个“睡”字，悠远绵长，凄凉婉约，犹如杜诗汤曲中征夫怨妇的悲怆呻吟，情伤千古，令天地欲哭无泪。
无论是帝国的农民还是帝国的军队，在与洋人们的战斗中所持的信念是坚定的：这不是人与人的战斗，这是神与鬼的战斗。无论是教堂之战、使馆之战还是街头上的战斗，其模式几乎相同：洋人们开枪，中国人“作法”。“鬼”有枪弹，“神”有法术。一方是在现实中作战，一方是在幻觉中作战。因此，战斗的结局便是：一方在屠杀，一方在自杀。
“长安街奥国使馆看人凶猛，登时开快枪数百响，枪毙者数十人，良莠在内，玉石不分。”（《石涛山人见闻录》，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拳匪自言临阵时，密诵所传符咒能避枪炮。有诵声未绝，即中枪扑地死者。”（胡思敬：《驴背图》，载《义和团》。）
既然是“神”，帝国的农民们便固执地认为使用“咒语”便可以把洋人的枪“闭住”，但是，“洋兵来，众骇欲奔，大师兄曰，勿伤。各授一飘，令向洋兵而舞。洋兵举枪拟之，大师兄曰，进，则枪已闭矣。众进，枪发，无一得免者。”（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一般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对生活的看法是物质主义的。中国人是不愿意轻易失去生命的，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里，那个被西方宗教所看好的“幸福而美丽的天堂”根本不存在。但是，崇尚物质主义的中国人却并不拒绝“远大的幻想”——“他们的脸色像圣徒一样闪烁着献身的精神”——义和团们的视死如归是确切的。但是，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