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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乘船越大西洋到达美国，正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中断休假迎接他。他参观了自由钟、大瀑布、图书馆之后，还在教会举行的欢迎会上鼓吹了一番中西宗教可以共存的理论。在美国，他吃饭时喜欢将数样中西菜肴“拌于一盘食之”，于是美国厨师就为他专门制作杂烩菜以迎合他的口味，以至欧美现今仍旧有一道名菜叫做“李鸿章杂烩”。结束美国的访问之后，他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的时候需要换船——他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就曾说过“终身不履日地”的誓言，再说现在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来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为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坚决不和日本国土发生任何形式的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无奈，只能在美轮和开到日本接他的帝国招商局轮船“广利”号之间搭了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扶着他换上船去。
回到国内，李鸿章兴奋地对光绪和慈禧汇报和俄国人秘密签约的经过，说他此一举可保证中国20年无事！
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包括俄国军队在内的联军就打进了北京。尽管俄国军队是攻打天津和北京时的“最野蛮的军队”，但至少在李鸿章作为“全权议和大臣”开始和联军谈判的时候，他依旧把俄国人看做是帝国“可信赖的盟友”。等李鸿章终于认清了俄国人的嘴脸时，他已经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了。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自天津到达北京，依旧住在贤良寺，并且依旧在俄军的严密保护之下。京城受到的破坏比他想像的严重，更严重的是，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旧属于中华帝国政府的管辖”之外，整个京城已经被各国联军分区占领。这两个还“属于中华帝国政府管辖”的院子一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另外就是参与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此时的李鸿章根本无法展开“议和”谈判，因为各国还没有得到本国政府关于谈判的具体指示。德国人除了提出“惩办祸首”之外什么也不说，日、英国等则要求等中国的皇帝回京后再谈。以法、德军队为主的联军正向帝国的四面八方“讨伐”。而英国王子给英国驻华公使的一封信的内容透露了出来，其中竟有“将李鸿章拘捕起来做人质”的建议。李鸿章和庆亲王两个人只能坐在一起愁眉苦脸，一方面请求各国“疾愚昧之无知”，“自不致强人所难”；另一方面不断地给流亡的朝廷打电报，敦促朝廷主动惩办祸首，尤其是再也不能让“祸首”们和朝廷待在一起了，否则会给联军造成朝廷依旧痴迷不悟的感觉，以致影响“议和”谈判的开始。
在屈辱而孤单的日子里，只有俄国人和李鸿章来往密切。这时，一个叫做考洛斯托维茨威的俄国政府代表正在沈阳和中华帝国驻沈阳的最高官员盛京将军增祺纠缠不休，企图强迫增祺和俄国签订一个《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要求允许俄国修建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营口暂由俄国管理，遣散中国驻守沈阳的官兵，拆毁东北各处的炮台及军火库，俄国派出官员驻守沈阳等等——这是一个严重的、明显的信号：俄国人不但已经利用在《中俄密约》中取得的特权，开始了对帝国东北地区的进一步侵入，而且有单独占领东三省的意图——其时，俄军已经占领了沈阳。当义和团蔓延到东北地区的时候，东三省的义和团焚烧了部分教堂，攻打了俄国的铁路局，黑龙江将军和都统也都下令轰击俄国军舰。俄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借口保护侨民和外交人员，以积存已久的“热情”，从陆路以15万巨大兵力全线越过国境，将黑龙江边的数千帝国边民赶入江中淹死，然后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及至沈阳城被占领时，城中的大火燃烧了数日。本来以为进入东北的俄军真的是为保护他们的侨民和使馆而来，现在突然提出要求东北的土地，让李鸿章实在反应不过来。他不能接受俄国人的要求，并以目前与各国“议和”事大而无暇谈及其他为由，想把事情敷衍过去。但是俄国人立即声明，在各国都拒绝与李鸿章谈判的时候，俄国“愿意无条件开始谈判”。这个立场立即引起各国的愤怒，联军认为俄国人在有意挑起联军的内讧。俄国人的态度却令被如何才能开始“议和”谈判弄得心烦意乱的李鸿章和庆亲王很高兴，他们只有再次对俄国表示“感谢”。感谢之余的李鸿章甚至没有注意到，俄国人在他们的立场前面悄悄地附加着一个条件：只要中国方面答应东三省问题单独解决。
与俄国人日益明显的险恶用心相反的是，英、德两国经过紧急磋商达成一个重要的原则协议。协议的两点最重要的原则是：一、各国不得瓜分中国的国土，“维持中国的领土不使变更”；二、中国的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活动“自由开放”。
英、德是1900年侵入中国的各国联军中第一次就未来谈判原则进行立场表态的两个国家。其协议中的两个重要原则的第一条是给予各国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提示，即：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没有任何支持瓜分这个主权国家领土的理由。而英、德之所以在野蛮地武装入侵一个主权国家之后，突然想到并提出了具有“公正性”的警告，完全是因为他们太担心俄国人对帝国东北的窥视了。英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德国人虽然表面上和英国人站在一起，但其真正的目的是想利用“不得瓜分中国”的借口而制约俄国人在东北、英国人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美国和日本在兵力上不足，感到即使瓜分中国也占不到多大的便宜，于是抱定“宁要赔款，不要土地”的原则。这便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强们的真正侵略面目。
至于自由贸易问题，西方要求帝国开展自由贸易的主张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对帝国的一种严重侵略行为，因为西方各国在进行对华贸易时带有强烈的不平等交换、不公正关税制度、倾销非法商品、掠夺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以及进而取得更大的不合理特权的内涵。虽然由于闭关锁国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华帝国确实应该尽快从封闭中解脱出来，但是1900年，在西方对于中华帝国相互通商、开放贸易的“催促”中，其侵略的意图是明目张胆的。
在“不得瓜分中国国土”的大前提下，11月初，奥、法、比、德、英、意、日、西、俄、美10国联合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进一步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
一、惩办祸首；
二、禁止军火输入中国；
三、索取赔款；
四、使馆驻扎卫兵；
五、拆毁大沽炮台；
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这六项原则基本没有改变地贯穿在1900年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强的整个“议和”谈判进程中，并成为数月之后签订的《辛丑条约》的基本“原则”。这是对中华帝国主权带有严重侮辱性质的“原则”。其中各国有权在帝国领土上驻扎军队一条，是完全漠视国际准则的强盗式的无理要求，给自1901年起的中国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因为自那以后无数“国耻”事件的发生都和这一原则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万般无奈中的李鸿章得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原则”，他终于意识到他根本不可能结束帝国的厄运了。
在李鸿章的一再敦促下，帝国流亡朝廷于9月25日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等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事，交宗人府议处；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交都察院和吏部议处。但是，帝国朝廷的这个惩办方案没有获得各国的通过。
李鸿章和瓦德西会见之后的11月23日，帝国朝廷第二次发布“惩办祸首”的谕旨：削去端郡王载漪王爵；将已革去王爵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和已革贝勒的载滢，均交宗人府圈禁；已革贝勒载濂闭门思过；辅国公载澜停俸一级调用；左都察御史英年降两级调用；前吏部尚书刚毅已病故免议；刑部尚书赵舒翘革职留任；已革职的山西巡抚毓贤充边永不释放。
帝国朝廷的第二个惩办方案依旧没有被各国通过——“连一个正法处死的都没有”。接着就传出联军准备派部队截断运往陕西的“粮道”以断绝流亡朝廷的供应的消息。在京城里眼观局势又起风波的李鸿章连续给朝廷打电报，请求朝廷“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帝国朝廷终于第三次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庄亲王载勋、山西巡抚毓贤等人列入死刑，其余的“流放”和“斩监候”不等。联军方面对此的反应是瓦德西对李鸿章说的一番话：“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的话，我们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这是冲着慈禧去了。李鸿章赶快提醒慈禧，如果再不做出最后的决定，后果就很难预料了。于是，帝国的朝廷第四次发布了“惩办祸首”谕旨：
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著赐令自尽。已革端郡王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降调辅国公载澜，随同载勋妄出违约告示，咎亦应得，着革去爵职。惟念俱属懿亲，特予加恩，均着发往新疆，永远监禁。
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为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3～184页。）
其他的还有：吏部尚书刚毅、甘肃提督董福祥，“着即行革职”；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定为斩监候罪名”；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同上）
七天之后，帝国朝廷再一次下旨，赵舒翘、英年被“赐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及徐桐之子被定“京中处决”，刚毅则被定以“开棺戮尸之罪”——史书记载：“此等刑法，中国人视为最重者。”（同上）
各国进一步要求将端郡王等人“正法”，李鸿章为此反复解释说，端郡王虽然罪大恶极，但是如果连皇家宗室都要处死，会严重影响皇帝和朝廷的威信，同时也可能引发中国百姓的愤怒，弄不好还会“激出民变”。双方各执一词于是陷入僵局。
李鸿章不愿意到瓦德西住的銮仪殿去，那里是帝国皇家的禁地。但是值此国之将亡之际，他只好挺着一张老脸去了。关于1900年11月15日李鸿章和瓦德西的会面，双方都有详细记录，各自所记出入不大，内容都是空洞无物。瓦德西态度冷淡，李鸿章极力套近乎，两个人从北京的红叶说到柏林的冬雪，从年龄身体谈到老婆孩子，全是废话。李鸿章特别说到他在德国晋见德皇的情形和瓦德西与俾斯麦的私人关系，想找到感情上的突破口，但是瓦德西根本不买账。最后谈到了联军的“讨伐”问题，才算接触到一点现实，但是瓦德西对联军“讨伐”的范围、时间和规模守口如瓶。李鸿章在这次会见中没有取得什么他所盼望的结果，倒是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书面汇报中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从李鸿章的口中，可以感觉到俄国人“正在联军内部拨弄是非”，使联军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不一致的迹象——这是李鸿章期望的效果，因为这样就能利用这个矛盾，尽量减少帝国的损失。
但是，刚从瓦德西那里回来的李鸿章便收到了俄国人的信件，要求李鸿章奏请朝廷，任命目前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在彼得堡办理交收中国东三省事宜”。李鸿章心里一紧，因为朝廷已经正式否认了俄国人提出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俄国人知道朝廷的立场，而现在再次提出，恐怕随之必有举动。果然，俄国人正式提出了要求中华帝国政府向俄国交出东三省土地的《交地约稿》12款。“约稿”的内容很快就被泄露了出去，日、英、德三国首先声明，反对将东三省的权益交给俄国。而李鸿章也开始发现了俄国乘虚而入的企图，他电告在彼得堡的杨儒中止谈判，告诉俄国人要谈就到北京来和他谈。电报发出后，李鸿章立即收到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斯要求约见的请求。格尔斯在和李鸿章会见时说出的话，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