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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的代价不是卖国，皇宫里的那个一年之中要花费7万平民的口粮钱的皇太后不是卖国，而只有在国家面临被分割占领的危机时出来维持局面的那个人才是卖国者？
一百年后的今天，世界还在说：弱国无外交。
1895年4月20日，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到了帝国的李鸿章突然发现不但朝廷中没人理睬他了，而且他还成了举国上下的公敌。朝廷大骂他办事不利，同僚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更是铺天盖地地咒骂他没有脊梁骨。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堆满了光绪和慈禧的案头，写有“李二先生是汉奸”字样的报纸传单到处飞舞，还有数量相当多的人公开声明自己要不惜一切手段暗杀李鸿章，以“我心头奇耻大辱”。
李鸿章不得不上奏光绪皇帝：
臣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之廷，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销戢强敌之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所最疚心者，赔款虽减，尚有二万万两……敌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附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重，实无能为力。泽盼皇上振力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心幸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18～19页。）
李鸿章说自己“无能为力”。帝国虽然“屡战不利”，但却不允许李鸿章“无能为力”。
李鸿章曾经给友人写过一信，信中以自己多年于朝中的感受对这个帝国的“本质”有这样的叙述：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李文忠公尺牍》，第二册，第784页。）
积陋成疾，守旧因循，好大喜功，国力日衰。有了事端一哄而起轻易言战，兵临城下又惊慌失措急于议和，可却要求这样的“议和”和平时朋友交际一样不能有损失。等事情一旦缓解暂时安全了之后，又开始理直气壮热血沸腾，举国人人个个无不“知我罪我”。这就是中华帝国一百年前的现状。这种“一旦有事，淆于群哄”，“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的国情民风可谓祸患无穷。
贤良寺，北京东安门外冰盏胡同里的一座寺庙，由雍正时怡亲王的府邸改建而成，寺庙里闲院飞花，炉烟幽敞。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的李鸿章住在里面不敢出门。他开始把荒疏已久的书法拣了起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便临摹古人碑帖。他的饭量很大，山珍海味什么都吃得香。饭后照例喝一碗粥和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还要喝一杯家人用人参和黄芩配制的“铁水”，然后脱去长衫在廊下散步。散步的时候有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了”，他便停下来回到屋里，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李鸿章在这段时间里仔细研究了康有为的主张，至少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谋求国家富强这一点上，康有为与他持有同感。虽然康有为对他的咒骂让他几乎忍无可忍，但他还是主动和康有为联系了，并且表示自己愿意给“强国会”捐款，但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拒绝，这让他感到比骂他卖国还羞辱。他忍不住对手下人说，这些人跟我过不去，等我起来，看他们一个个还能做得成官否！李鸿章不同意康有为的某些观点和做法，但是始终在帝国“图强变法”这一点上和康有为之间有一条割舍不开的感情纽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却接到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接到过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他信中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92页。）一个身居帝国如此地位的高官大员亲自慰问流亡海外的“政治通缉逃犯”，康、梁意外之后便是深切的感动，于是急忙回信：“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猬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吾辈……”（《饮冰室文集》五，第55页《上粤督李傅相书》。）康、梁的感慨在情理之中，但他们依旧无法理解李鸿章的心胸。
李鸿章确有“私爱”，但他爱的不是康、梁，而是他的大清帝国。
感谢之后的刻骨憎恨
1900年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
在码头上等候的人们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意外的情况：一队由俄军官兵组成的仪仗队吹奏着欢迎曲，配合着一群身穿漂亮礼服的俄国官兵，正表情兴奋地等待着李鸿章。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远远驶来的时候，旁边有一艘全副武装的俄国军舰在护航。
各国已经相互串通好了，“要在码头上给这个中国大员一个明显的冷淡”，因此，他们对俄国人“为什么对中国人如此尊重感到大惑不解”。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李鸿章在俄国人的热烈欢迎中走下了轮船，并且在俄军的严密护送下前往天津城。在天津的为李鸿章准备的寓所大门和四周，“俄军卫队建立了严格的保卫制度，出入必须有出入证件，防止一切闲杂人等靠近总督大人”。同时，各国又听到了另一个消息：那艘俄国军舰其实早已开到上海，准备用军舰将李鸿章接到天津，只是后来李鸿章改了主意，俄国军舰的任务才改为护航。
对俄国人的阴谋反应最激烈的是对中华帝国有着愤怒情绪的德国人，一个德国上尉用“粗鲁的语言质问俄国人为什么要穿上礼服来欢迎这么一个人物”。刚刚到达天津的瓦德西也坚决“拒绝接见李鸿章”，说他“只管战事，不管交涉。”连在上海已经和李鸿章会晤过多次的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默也拒绝和李鸿章见面了。
被俄军官兵“严密保护”起来的李鸿章在各国极其冷淡的情绪中感到心情恶劣。他住的是海防公所而不是直隶总督的衙门。有人告诉他总督衙门现在不能住人也不能办公了，但李鸿章坚持要去看看，结果他看到的是一片战火后的废墟。在废墟中他接受了直隶总督的总督关防（文件）、盐政印信和钦差大臣的大印。他曾经在天津的这座衙门职掌这些大印达二十多年，他太熟悉这处他苦心经营的北方要地了。如今他看到的这座城市已是满目疮痍。由此他联想到正在崇山峻岭之中逃亡的朝廷，联想到已经被联军占领的京城以及整个帝国的命运，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坐在废墟中“痛哭了一场”。
他还要为挽救帝国如今的尴尬局面展开谈判。
首要的问题是要尽快达成“停战协议”，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协议，中华帝国的“宣战”就还处在有效状态。也就是说，现在帝国和各国联军还处在战争状态——登陆后的德军开始大规模地向北京开进，德军声称的立场是：用武力扫平这个国家。更为严重的是，李鸿章的“议和”使命不仅仅是要保住这个帝国不被列强瓜分，最要紧的是要确保慈禧太后的掌权地位，而英、德两国异口同声地宣布他们支持光绪皇帝而反对慈禧，这使所有的问题首先失去了交涉的基础。李鸿章多次打电报给逃亡途中的朝廷，要求趁着德军大军没有到达北京之前，尽快以帝国政府的名义优恤被杀的德国公使，为外国公使在帝国被杀一事向世界道歉，并在这个基础上尽快向各国递交国书，“尽捐嫌隙”，为即将开始的“议和”铺平道路。
但是，令李鸿章尴尬的是，德国和英国拒绝承认李鸿章的“全权议和大臣”的身份。
只有俄国人例外。俄国人不但对李鸿章表示出极大的“尊重”，而且频繁出入李鸿章的寓所，使被各国故意冷落的李鸿章的寓所内外整天充满着俄语和汉语的“互相问候”之声。各国派出的密探纷纷报告，俄国人和李总督正在策划着某种阴谋。
突然，俄国人声明：他们决定“从北京部份撤军”，以配合李总督主持下的“议和”，而且他们“坚决支持皇太后”。
紧接着，李鸿章打电报给朝廷，“感谢俄国从北京部份撤军的承诺，并请俄国人劝说德国也这样做”。
“李鸿章是亲俄派。”“帝国已经和俄国人私下达成了某种交易。”各种传言在各国军队、领事和公使们之间流传。
尽管李鸿章立即对此做出解释，并且故意对在天津海关税务司供职的英国人杜德维说，他对英国人“答应派军舰来上海接他到天津而没有遵守诺言”感到不解，如果英国人的军舰到上海，他就不会让俄国人的军舰护送，这样就“不会引起关于他和俄国人的流言了”。李鸿章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更加重了各国的怀疑。
关于李鸿章是否是“亲俄派”的问题史料纷杂，但绝不是空穴来风。李鸿章和俄国人的关系确实令人生疑。
1896年，代表中华帝国签订《马关条约》后回到京城在贤良寺赋闲的李鸿章接到朝廷的一道谕旨：着特命头等钦差大臣李鸿章往俄国致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
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本是正常国际交往。但李鸿章不愿意去。朝廷本来也没打算派他去，原来派的是当时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但是，当时帝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说，前不久由恭亲王率团去俄国祝贺俄历新年的时候，俄方就对帝国代表团的“级别”表示出不满，认为帝国应该派出更高“级别”的大臣来，以示对俄国沙皇的敬重。王之春的级别显然不够，于是朝廷想到了李鸿章。李鸿章以在日本马关时被刺受伤为理由加以推辞，但是朝廷坚决不准。等李鸿章看到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决定“一息尚存，万程当赴”了。但是，他的年老衰弱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装出来的，在向慈禧和皇帝辞行请训的时候，由于君臣对话的时间过长，一直跪着答话的七十多岁的李鸿章最后竟然站不起来了，只好由两个太监把他架了出去。他出了宫门就昏倒了，两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在长时间的君臣对话之中，李鸿章反复强调了一个主题：甲午战争的结局表明，日本是帝国最大的威胁，而且日本有和英国人结盟的迹象，目标肯定是针对帝国的。帝国要想图存，只有一个办法：与俄国结盟。
这个想法在当时的帝国朝野内不是李鸿章一人的观点。甲午之后，面对日本越来越强硬的武力威胁和越来越暴露的领土野心，加上日本和英国在对中华帝国的“势力范围”的分配上已达成某种默契，企图联合向帝国索取更大的利益要求，因此朝野上下一片忧心忡忡。俄国与日本是历史上的冤家对头，甲午之后是俄国“不惜使用武力”强迫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因此，虽然朝中有人明白俄国人此举是为了自身利益的安全，但“联俄拒日”的暗流已经不可阻挡。军机大臣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朝野大员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观点更加明确，他认为威胁帝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指出日本妄图侵占帝国东三省的野心积蓄已久，俄国人对此最不愿意，因为它与中国的东北接壤，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帝国朝廷中的官员为了使“联俄”行动进行得顺利，甚至反对李鸿章带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去俄国，因为这些官员认为李经方有亲英倾向，怀疑他和“英倭阴相结纳”。为了给儿子“清洗不实”，李鸿章坚请儿子与其同行。最后李经方还是在光绪皇帝的批准下跟随前往了。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联合俄国”的外交行为绝不是李鸿章的私人行为，而是帝国朝廷既定的外交原则，李鸿章只不过是倡导者之一和亲赴俄国落实的人。
李鸿章的随行人员有45名之多。令人惊奇的是，几个侍卫抬着一口彩绘金漆的大棺材堂而皇之地走在他的身后，成为他出访队伍中最醒目的一件物品。这口大棺材一直跟随他走访了俄、德、法、美等诸个国家，绕了大半个地球，让全世界都领略了中国工匠制作棺材的非凡技巧——在当时的中国人心中，外国即是“番邦”，走出国门就如同“深入虎穴”，而征途万里，其一路艰险程度不亚于唐僧取经。同时，帝国似乎有这样的传统，官员在执行重大使命时，为了表示自己“誓死完成”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