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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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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贫民代本人服役,每月出钱二千,称为践更。每人每年戍边三日,称为徭戍,不能去的人出饯三百,称为过更。照晁错(晁音潮cháo)说,农夫五口之家至少要有两人服役。照董仲舒说,农民每年平均要服役三个月。这是何等严重的负担。
  户赋——每户每年出户赋二百钱。
  献费——每人每年给皇帝六十三钱,称为献费。
  农民要缴纳赋钱,必需出卖自己的生产物,首先就受到商贾的剥削。汉文帝时晁错说:农夫遇到水旱灾荒或急征暴敛,只好把家里的东西半价卖出去(值一千卖五百),没有东西,只好借加倍利息的债(借一千还二千),最后只好出卖田宅妻子来还债。晁错以为这就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破产流亡的缘故。晁错建议:令富人(无市籍的地主)输粟入官,朝廷赏给爵位,有罪可以免罪。他说,这样一来,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出路。汉文帝听从晁错的话,定卖爵、除(免)罪等法令。富人剥削农民的粟米器物,不象商贾能在市上卖出去,朝廷用爵位和免罪权利来收买粟米,出路就宽广了,从此富人凭借政治势力,可以放手掠夺。商贾钱多,富人势力大,原来在剥削上处劣势的富人,现在和商贾有了同等的机会。晁错替富人分商贾兼并的利益,形式上却是替农民叫苦。
  农民不论从商贾或从富人得到饯,最后总得送给官府。地主有饯,缴纳租赋本不嫌重,朝廷还要给他们多种免赋免役的特权。自汉惠帝时起,优待地主的法令,略举如下:
  优待官吏——六百石(中级官)以上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只有军赋(更赋)不免。
  优待皇帝同姓——凡诸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西汉末,诸刘凡十余万人。
  优待有爵人——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本人终身免役。买五大夫爵,价值粟四千石。
  优待武功爵——汉武帝卖武功爵,规定用金钱,不得用粟。第七级武功爵千夫相当于五大夫,本人终身免役。
  优待下级官吏——凡下级官吏,本人终身免役。
  优待士人——凡士人入太学读书,本人终身免役。
  朝廷要得到统治阶级中人的支持,必须让他们分享剥削的权利,同时又要防止兼并的过度迅速。朝廷堵住了铸钱、冶铁、煮盐三条兼并的捷径,兼并者只好走比较缓慢的一条长路。因为在这条路上农民进行抵抗,即使穷困到“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还为着保存一小块耕地而坚持斗争。皇帝制定法令,帮助地主商贾向农民进攻,有时也限制或打击他们,给农民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这样做,可以延缓分裂局面的到来,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维持。
  五 尊儒立官学
  汉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但西汉前朔,指导政治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其次是阴阳五行之学,儒学博士不为朝廷所重视。著名儒生如贾谊杂阴阳五行学,晁错杂刑名学,讲纯儒学的大儒只能做博士官。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好读老子书,《诗》博士辕固当面斥老子书是奴仆书,窦太后发怒说,那里来的罪徒书!儒家骂道家是奴仆,道家骂儒家是罪徒,儒道两大学派冲突,对政治统一是有害的。汉武帝完成了学术统一的巨大任务,把道、名、法、阴阳五行各家统一在儒家里面。
  汉武帝采用策问(考试)的方法,凡对策公开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不取,独取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都给好官做。董仲舒、公孙弘讲《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中最大的儒者,公孙弘后来做丞相封侯。从此诸子百家被黜,儒学独尊,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成为最通显的儒学。
  西汉前期,士人的仕途大抵有三条:一条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财产十万钱以上,汉景帝改为四万),自备车马服装生活费,可以到京师做郎官,等候朝廷的使用。一条是在本郡做小官吏,不限财产。一条是大官府指名征召。汉武帝采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京师立学校,又令郡县推举孝廉、茂才,供朝廷选用。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士人都变成儒生了。
  京师的学校(太学),五经博士当教官,有正式学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全国各郡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遇同博士弟子一样,名额不定。两种学生都是一年考一次,考上、中两等的给官做,考下等的黜令退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的卒史,职务是用经义装饰政事。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政治思想统一了。汉昭帝增博士弟子名额为一百人。汉宣帝增为二百人。汉元帝增为一千人。又在郡国设五经卒史,地方上开始也有学校(汉景帝时文翁已在蜀郡立地方学校)。汉成帝时大学博士弟子曾增至三千人。自从汉武帝立官学,两汉学术上只有儒家派别间的争辩,不再有儒与非儒不同学派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以后自然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但也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
  贵族、官僚、地主、商贾是朝廷的支持者,同时又是破坏者。分土不治民的制度确立后,贵族不能称兵割据了。铸钱、冶铁、煮盐三大利收归官营后,豪强兼并的速度延缓了。赋税制度重赋役,给地主商贾以兼并的便利,轻田租,也让农民保持一些抵抗的力量。官学制度规定中席主义的儒学作为官吏的思想标准,同时以儒学为基础,吸收其他有利于统治者的各种学说,使儒学经常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西汉创立了这些重要的制度,不仅为两汉所遵守,西汉以后整个封建时代的各皇朝,也只能修改补充,不能废除另创。扩展疆域的汉武帝在创立制度上也充分表现了他的雄材大略,只有他才能压服豪强,收回三大利。
第三节 农业与农民
  西汉农业,大体上前期恢复,中期发达,后期因豪强无限止的兼并,农业在发达的基础上呈现衰落现象。三个时期里,数量逐渐增加的一部分农民总是在失去自己的田宅,有些转业为小工商,有些陷身为奴隶,这种情形中期已经严重,到后期更趋严重。
  中期农业发达的原因,主要由于汉武帝大兴水利和推广较进步的农具与技术。
  汉武帝发动巨大的民力,进行着兴修水利与对匈奴作战两大事业。水利促进农业,农业支持战争,汉武帝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与水利上的成就相配合的。
  水利工程是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基础,自传说中的大禹以下,治水常是大的政治措施,但巨大规模的治水,却自汉武帝开始。
  汉武帝采用郑当时的建议,令水工徐伯测量地形,发卒数万人开漕渠,自昆明湖(陕西长安县西南)到黄河,长三百余里,节省漕运时间一半,并灌溉渠下民田万余顷。汉武帝又发卒万人开掘渠道,自微县(陕西澄城县)引洛水至商颜山下。洛水岸常崩坏,开渠不成,水工却发明了开井渠法,在地下开水渠,凿井深数十丈,井井相连,自商颜山西引水到山东,长十余里。称为龙首渠。前一一一年,采用倪宽的建议,在郑国渠旁开六条小渠,灌溉高地,称为六渠或辅渠。前一○九年,汉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口(河南濮阳县),亲自到河上,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与卒同负薪。二十余年黄河大决口,终于堵塞了。这是和水斗争最大的一次胜利。自此以后,更大兴水利,奖励朔方、西河、张掖、酒泉、敦煌、北地等郡开渠溉田,如敦煌郡鱼泽障(堡)尉官崔不意,教民力田得谷,汉武帝特改鱼泽障为效谷县(甘肃安西县西)。这都是边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是新郡,兴修农田水利,大有利于边防的巩固。其他如关中有灵轵(音纸zhǐ)渠、成国渠、(音违wéi)渠、白渠,溉田数千顷至万余顷;汝南、九江郡引淮水;东海滨引钜定泽水;泰山下引位水;开掘渠道,各溉田万余顷。至于各地小渠及蓄积山谷水成陂池,不可胜数。普通旱田,每亩约收一石(合今二市斗),水田约收四石(合今八市斗),汉武帝大规模治水,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进步作用。
  汉武帝晚年推行赵过的新田器和耕作技术,农业开始发生大变革。
  赵过创代田法,又创制新田器,耕耘下种都有巧便处。所谓新田器就是耦犁和耧车。有了这些新田器,实行代田法,便用力少而得谷多。代田比缦田显然是一个大进步。
  代田——用耒臿(音又chā)发土后,即在土上散播谷种,不分行列,称为缦田。缦田是原始的耕作法,地力用尽,必需休息(上田一年,中田二年,下田三年,称为莱田),或杂种五谷(黍稷麻麦豆),调剂地力。这种耕作法,障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赵过代田法,突破了这种障碍。代田法是一亩(直测,横一步,纵二百四十步;方测,横十五步,纵十六步)中每步分三畎,每畎宽一尺深一尺。一步宽六尺,三畎每年换位一次,能常保地力。畎中发出的土置畎旁,称为垅。谷种播畎中,苗逐渐长大,耨草时拨垅土培苗根,到盛暑垅畎都平,根深不畏风旱。
  耦犁——自春秋时期起,可信已有牛耕,但极少使用。赵过改善旧法,创制耦犁,推广牛耕。法用二牛挽二犁,二人各扶一犁,一人牵引二牛,共二牛三人。
  耧车——耧车是下种器,一人一牛,挽耧下种。
  人力犁——用赵过的田器和代田法,比缦田每亩一年多收一石或二石。一般农民无力养牛,有人教赵过作人力犁。人力多一天能耕三十亩,人力少也能耕十三亩(一亩约合今半亩)。
  汉武帝提倡新田器和新耕作法,令大农官选取有技巧的手工业奴隶制造新田器,又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地方小农官)、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田器使用法及耕种养苗法。提倡的结果,边城戍卒及河东、弘农、关中诸地豪富家实行代田法,其他地区仍用耒、臿等田器。赵过以前,《淮南子》说,农夫一人用耒耕种,不能过十亩,一岁收谷,不能过四十石。赵过以后,汉昭帝时桓宽《盐铁论》说,内地郡县人口稠密,缺少牛马,用耒耕田,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这说明推行代田法,主要在关中等地区,能行代田法的又不是贫苦农民而是地方豪富。但赵过创新法的功绩无疑是重大的,因为农业开始走上新的阶段,旧耕作法势必逐渐被舍弃。
  西汉三十税一制,便利了豪强兼并。汉武帝兴修水利,提倡新田器和代田法,更增强了豪强兼并的力量,加速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到西汉后期,土地高度集中与奴隶大量被使用,造成豪强在政治上不可抑制的势力。
  农民要逃免破产的灾难,只能在耕作技术上求生存。汉成帝时,氾胜之总结农业经验,作《农书》十八篇,对节候、辨土、施肥、选种、下种、御旱等农事,各有叙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引汜胜之书)。特别是区种法,为汜胜之书的新创。区种法分上农区、中农区、下农区三种。上农区是发土方、深各六寸为一区,每区相隔九寸,一亩得三千七百区。壮男长女一天可作一千区。每区下好粪一升,粟种二十粒,一亩用粟种二升。
  中农区发土方七寸,深六寸,每区相隔二尺。下农区发土方九寸,深六寸,每区相隔三尺。用区种法的田称为区田。区田法可用在山陵、坡阪、城上、宅旁零星小块土地和浇薄、未垦的土地上,农具、粟种、肥料也比较省便,遇旱灾可挑水灌溉,费力虽多,收获却颇可靠。一家有田十亩,便不愁饿死了。区种法适合于最穷苦的小农经营,对豪强兼并多少起些延缓破产的作用。
  汉成帝时己有温室,种冬生葱韭菜蔬,这当然也是农民的一种创造。
  农民在开辟耕地,在改进耕作法,在增加农业生产,西汉末年,垦田多至八百万顷,这是农民勤苦劳动的成就。西汉社会繁荣的基础,主要是农民造成的。
  晁错叙述汉文帝时农民的生活状况说:农夫一家平均五口人,其中应服徭役的壮男至少有二人,一年里有几个月不能在自己田地上劳动。一家人合力种田不能超过一百亩,收获不能超过一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采伐薪柴、给官府服徭役,一年到头,不得一天休息;另外还要有些耗费,如送往迎来、吊死丧、问疾病、养育孤儿幼童,实在是勤苦已极。一遇到水旱灾荒,急征暴赋,那就只好贱卖农产品和借贷钱物,忍受商贾的盘剥,最后只好出卖田宅子孙来还债。晁错所说,正是当时农民一般的普遍的生活状况。他们过着这样勤苦的生活,在继续增长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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