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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可与元白、韩愈并列的大诗人还有柳宗元。柳宗元诗既不象韩愈诗那样豪放纵横，也不象元白诗那样平易通俗，他虽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创导人，但受《文选》影响（六朝文）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川记，显然从郦道元《水经注》写景文化出。他的诗含有选体气味，谢灵运、陶潜是他学诗的范本，当然不是模拟陶谢的形迹，而是变化为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朱熹说柳子厚“诗学陶者便似陶”。又说，“学诗须从陶柳入门庭也”。苏轼称“柳于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这些评价大致是平允的。不过，柳宗元学陶的真正恬谈处却还有一些距离，陶潜绝意仕进，极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热衷仕进，檄被压抑，怨愤之情触处流露，尽管柳诗学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气韵上，柳总稍逊陶一步。柳诗之与陶诗，相当于山水记之与《水经注》写景文，各有其不可企及之处，而后起的模拟者总不免比创始者要稍逊一筹。
四 晚唐诗人和词人
一般总以为诗至晚唐，已入衰境，诗苑中只剩下一些残花败叶，不再有中唐时期那种胜景。其实晚唐时期几个主要诗人，非但不比中唐主要诗人差，而且成就还高出中唐诗人。首先是晚唐诗人脱离五言七言诗的旧形式，开辟出诗的新体长短句（词）的广阔境界。其次是起源于六朝，完成于唐朝，作为唐诗特长的律诗，至晚店达到最精美的程度。当然，唐诗经中唐人穷搜苦索，连穷寒境鬼境都搜索到，境界尽辟，似乎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晚唐诗人开辟艳情一境，其中一部分确是说男女相悦之情，一部分则是模仿楚辞，托言夫人香草借以写君臣朋友问的恩怨离合。所以对晚唐诗，不能看作全是房中之言，也不能看作全是模仿楚、骚。大抵唐文宗时，牛李朋党互相陷害，党争开始激化，以后愈演愈烈，界限非常分明，准要是牵连入党局，谁就被摈出仕途，在政敌当权的时候，休想仕进。宦官，势力自唐宪宗以来，比任何势力都强大，有些士大夫投靠宦官取得富贵，有些人不肯对宦宫屈身，满怀忧愤，又不敢公开议论，招致祸害，士大夫在朋党宦官双重压力下，避免吐露平直的语言，有意说得恍惚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埋没意绪，不使敌人发现踪迹，用心是很苦的。盾朝风教废弛，习俗淫靡，晚唐淫风愈盛，诗人沾染陋俗，并不讳言情欲，不过，多用曲折隐约的语言来谈情，往往与寄兴于美人香草的文意（“为芳草以怨王孙，借夫人以喻君子”）混淆难分。例如唐末韩偓作香奁（音帘lian）诗，似乎专言艳情，卑卑不足道。其实韩偓不可告人的苦心，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又说“缉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心头；自吟自泣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晚唐诗人作艳体诗，应该先考察他们的遭遇和行事，韩偓反对朱全忠篡夺唐朝，在当时朝臣中还算是较有气节的人，他的艳体诗里面有“自吟自泣无人会”的哀伤诗，《礼记·乐记》所谓“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晚唐艳体诗正是这种亡国之音。从诗的标准来衡量，却依然有很多大诗人和大量好诗，其中以李商隐为最大的诗人。
李商隐生于八一三年（唐宪宗元和八年），幼年就能做占文，不喜做今体文（四六）。这在当时要算是有识之士。因为所有诏令章奏书判等凡属于公文性质的文字，都必须用四六文，善于做四六文，是仕进顺利必要条件之一，如果被皇帝赏识，任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要职，就有可能再上升为宰相。因之不做今体文而做古文，本身就有守正不屈于习俗的意义。李商隐十六岁，著《圣论》、《才论》两篇古文，很有声望。第二年（八二九年，唐文宗大和三年）唐宪宗时曾任宰相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爱李商隐少年俊才，特加优待，令在门下，与儿子令狐绚等同学。令狐楚亲自指点做章奏的诀窍，李商隐博学多闻，学成后技艺超过令狐楚。谢意诗“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俨然以为得章奏秘传，不难作到宰相。此后常居令狐楚幕中，专掌章奏。八三六年，借令狐绚的力荐，李商隐得进士及第。本年冬兴元镇节度使令狐楚临死前一大，急召李商隐从京城到兴元，使代草遗表，足见令狐楚很信任李商隐的章奏。李商隐也自认是令狐楚的传衣弟子。照朋党的规矩，李商隐当然应该做令狐氏的忠实徒党。也就是应该死守牛党，不别找主人。李商隐于次年赴泾原镇节度使王茂元幕，并娶王氏女为妻。王茂元是被当作李德裕党的武人，令狐绹认为李商隐忘家恩，深恶痛绝，李商隐从此陷入朋党的漩涡中，一生不得脱身。
八三九年（唐文宗开成四年）李商隐应吏部试书判拔萃科及格，得任为秘书省校书郎。虽然这只是正九品官，但地位清要，文士起家就得这个美职，尤其是得秘书省，可称获得捷径。就在本年，王茂元调为京官，李商隐也调补宏农尉，从正九品降为从九品，从清职降为俗吏，是李商隐仕途的挫折。杜甫《赠高适》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碎”。韩愈《赠张功曹》诗“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小侄阿宜》寺“参军与簿尉，尘土惊劻勷（音匡攘kuāng ráng）：一语不中治，鞭箠身满疮”。唐时簿尉等官，有过失便受鞭笞，等于后世的胥吏。孪商隐一入仕途，就显出受朋党的祸害。八四○年，李商隐辞尉宫，南游到湘鄂等地，企图找个幕职，结果一无所得。八四一年（唐武宗会昌元年），王茂元又被任为忠武军节度使，李商隐自南方回京。次年，李商隐又以书判拔萃，再任秘书省正字。这时候牛党被斥逐，李党渐得势，李商隐也似乎走上了顺境。此后几年内，李商隐遭母丧，王茂元又死，李商隐实际上与李德裕并无直接关系，在会昌年间，正字美职因母丧失去，全家闲居永乐县（山西永济县）。等到丧服期满，唐武宗死去，唐宣宗即位，任用牛党白敏中为宰相，令狐绹为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大权在握，放肆地斥逐李党中人，郑亚被斥为桂管观察使，李商隐应郑亚聘，任桂管掌书记。李商隐到桂林任幕职，不久，郑被贬为循州（广东龙川县）刺史，在任所死去。李德裕也在崖州（广东琼山县东南）死去，李党已成不能复燃的死灰，只好忍受牛党的压迫。李商隐失幕职，回京选为盩屋尉。自八三九年得宏农尉，经过首尾十一年，还是一个县尉，李商隐仕途的柯，可以想见。因为他特长章奏，恃幕职为生，如果说他是李党中人，也只是一个不足轻重的书记官。
八五○年（唐宣宗大中四年），令狐绹仕宰相，孪商隐才自己认输，不敢再说“不惮牵牛妒”，改变为力谋接近令狐绹，哀求解释旧恨。令狐绹旧恨极深，任宰相十年，始终怀恨，李商隐寄托忧愤的艳体诗，很多是为令狐绚无情的报复而作的。八五一年，妻王氏死，李商隐更是忧伤无聊，一部分艳体诗是为悼亡而作的。八五二年，孪商隐又失幕职，人京哀求令狐绹，才得到正六品的太学博士。接着，柳仲郢聘他为东川节度使掌书记。八五六年，柳仲郢内调为吏部侍郎，李商隐又失幕职。居郑州充柳仲郢属宫。八五八年，这个晚唐最大诗人李商隐活了四十六岁、在朋党倾轧中抑郁穷困地死去了。他的才学和遭遇，使他的诗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他读书极博，收集资料极富，所得材料，分类汇编，如《金钥》分帝室、职官、岁时、州府等类，又有《杂纂》，专收集俗语和鄙事，又有《蜀尔雅》，专采蜀语。他分类收集的手册为数想必不少，这些都是作诗文的材料。他使用材料非常精细，凡是使用材料，一定要翻检原书，陈列左右，仔细核对，别人说他是獭祭鱼，其实这是引书用事的基本方法，獭祭鱼并不可讥。因为他蓄材丰富，用材仔细，所以他的诗文都是用事精切，属对致密，形式之美，少有伦比。不少人专学他形式之美的诗，衍为北宋初期的西昆体，造句细碎，意义晦涩，欧阳修起来，才推翻西昆体。李商隐诗流弊相沿将近二百年，这也可以说是李商隐诗的副作用。李诗本身却是形式精美，感情深厚，他的境遇迫使他满怀怨愤不能不说，又不敢直说，他说话真是讳莫如深，意思在隐约有无之中。三国魏末，阮籍处在要说却不敢直说的困境中，作《咏怀》诗，《诗品》评它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达到微而显的最高境界。李商隐处境与阮籍相似，所作隐语诗是《咏怀》诗的更进一步发展。葛常之《韵语阳秋》说“义山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又一诗话家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这些话都说得中肯，李商隐诗与阮籍《咏怀》诗同样心情危苦，言语委曲。注家因不知其所指，任意揣侧，许多诗被说成才人浪子厚颜说淫亵话。李诗所有艳情昵语绝大部分是用隐语来告哀，如果熟知他的身世，自然要给予深切的同情。《骄儿》诗自谓“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顦顇（同憔悴qiáo cuì）欲四十，无肉喂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他对读书如此厌弃，可见受蚤虱之苦太深了。
李商隐诗并不是全属寓言，他也有语意完全明朗的诗篇，如《韩碑篇》，宛然是韩愈的笔法，讽刺唐敬宗荒淫诸篇，也并非晦涩，只有牵涉到朋党嫌疑或闺房的诗篇，才是讳莫如深，任人揣度，莫知真意何在。李商隐诗严格遵守了杜甫作诗的规律，即“知律”、“摊书满床”、“熟精《文选》理”、“应须饱经术”。李商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