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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权。他以此为骄傲，并声明；是他自己的武装道路而不是莫斯科提供的和平道
路，将使拉丁美洲的各共产党取得政权。1966年他宣扬一种反叛的思想，认为取得
通向民族独立和对帝国主义胜利的钥匙，不能在莫斯科而应在哈瓦那寻找。同年召
开的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古巴代表团竟然敢于批评克里姆林宫在帮助北越方面
做得太少。当时卡斯特罗声称，由于他同“官僚主义”和物质享乐做了斗争，古巴
正以比苏联还快的速度奔向共产主义。
60年代中期古巴革命的实际战果，如保健、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彻底肃清匪徒，
很快被一些导致效益低下的经济政策的不着边际的空话所代替，被越来越多的限制
不同政见的规定所代替（卡斯特罗也承认，1965年古巴有20000 名政治犯）。尽管
政治犯问题，很少打扰克里姆林宫，但莫斯科一直快快地注视着古巴将来自苏联的
经济援助挥霍掉，他们的钱大部分都被用于非常荒唐的项目上。但是凭自己穿军装
的大胡子大卫的形象以及被美帝国主义堵在戈利阿福姆岛上的经历，卡斯特罗比身
着大西装的勃列日涅夫更受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激进年轻人的敬仰、中央情报局在
塑造卡斯特罗英雄形象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在白宫最初的鼓励下，中央情报局组织
了一系列不可思议而最后也并未实现的暗杀活动。1967年，切·格瓦拉在波利维亚
同游击队一起作战，被捕后被绞死。他英勇的死更使卡斯特罗的名字家喻户晓了、
卡斯特罗的形象也立即被印在背心上而享誉全球。
1968年，古巴举行了对由35人组成的“亲苏小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指责这
些人对党的政策进行反动的地下宣传和犯有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罪行，他们被
判长期监禁，这使苏古关系达到了危机的边缘。在古巴外交部任总顾问的克格勃工
作人员鲁道夫·彼得罗维奇·什利亚普尼科夫好像参与了“小集团” 的阴谋， 于
1967年被调回莫斯科。他曾断言：“使古巴成为新的匈牙利的条件已经成熟……国
内不满情绪已经相当高涨。”他认为，古巴现在的安全机关已经被“小资产阶级毒
素”污染，无力镇压暴动。总部把一部分责任推到希托夫身上，他使自己的朋友卡
斯特罗失去了控制。莫斯科指责他“古巴化”了，他本人也于1968年因病被召回。
代替他的是一名更加冷酷的职业外交家亚历山大·索尔达托夫，此前不久他是驻英
国大使。同卡斯特罗另外一名来自克格勃的朋友列昂诺夫不同，希托夫没能挽救自
己的仕途，而列昂诺夫后来成为第一总局副局长。1980年希托夫退休，后又在马达
加斯加做了6 年大使。希托夫的儿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日本偷袭珍珠
港之日，他自己认为这是吉兆，将帮他同“主要对手”斗争。后来果然如此，他的
这个儿子成为第一总局拉美事务专家。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一次听说他是在80年代
中期，他当时在拉巴斯任克格勃间谍头，他用的还是他父亲的代号“阿列克谢耶夫”。
当古巴面临经济崩溃的威胁和在弟弟劳尔的预先警告之后，卡斯特罗的“犯上
行为”停止了。什利亚普尼科夫曾对“小集团”的领导人讲，只要巴库的石油供货
迟到3 个星期，就可以使古巴经济崩溃。1968年初，苏联用缩减对古巴的石油出口
来压卡斯特罗，当时就有一些古巴糖厂停了产。8 月卡斯特罗准备妥协。苏军开进
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两天内，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和古巴的同情者在哈瓦那高举“俄国
佬，滚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标语游行。8 月23日晚，卡斯特罗通过广播和电视发
表讲话，他警告说：“他们要讲的话将与很多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捷克斯洛伐克
已经走向反革命的边，走向资本主义，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
同‘美国情报界’、‘西德及所有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乌合之众’有着密切联系”。
卡斯特罗接下来进一步支持勃列日涅夫的理论：“社会主义阵营有权利用某种方式
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当其他几十个国家的
共产党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一边时，卡斯特罗支持苏联的侵略行为恢复了莫斯科对
他的信任。由于卡斯特罗的一片忠心，苏联以拯救古巴经济作为交换条件。1969年
底古巴对苏联的债务高达40亿美元。
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苏古在情报方面的联系也得到了巩固。1970年古巴对外
情报机构清除了克格勃认为有反苏情绪的人。在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马努埃尔·平
埃罗·洛萨多办公室隔壁，住进了一个以维克托·谢苗诺夫将军为首的苏联顾问组。
由克格勃提供资金，对外情报机构迅速扩大了行动规模。1971年驻伦敦的古巴使馆
外交官中10个人中有7个是该机构的人。同年9月大批苏联情报人员被驱逐出英国，
于是古巴和其他苏联集团的外交官就承担起莫斯科总部情报网的补缺工作。然而在
伦敦，克格勃同古巴对外情报机构的人并没有直接联系。谢苗诺夫坚持使他们的活
动同时受莫斯科和哈瓦那的协调和控制。卡斯特罗领导的“7 ·26运动”的主要参
与者之一平埃罗对克格勃日益插手对外情报机构的行动表示出越来越大的不满。
1974年他调出对外情报机构“美洲”局，此局是为组织帮助拉美解放运动而建立的。
平埃罗在对外情报机构的职务由更听话、更亲苏的霍赛·门德斯·科明切斯接
替。古巴革命在本国内迅速陈腐退化。秋天，大胡子卡斯特罗甚至反对留长发，他
认为长发是道德沦丧的标志，会导致政治经济上的散漫怠工，紧接着他下令为那些
违反禁令者强行剃头。此后社会道德被进一步形式化，小姑娘穿迷你裙，就被视为
是“有伤风化”，要强行送到乡下的劳改营。此时，国外的革命正呈蓬勃发展之势。
1970年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卡斯特罗也总算有了一个
拉美同盟者。阿连德亲自决定允许古巴对外情报机构，把智利作为向拉美革命运动
供应武器和培养游击队员的基地。革命领袖们用该机构为他们提供的假护照、假文
件纷纷投奔到圣地亚哥的古巴使馆。他们得到的钱并不多，古巴对外情报机构认为
他们应该靠抢劫银行、扣押人质收取赎金的方法自己搞资金。
同卡斯特罗一样，阿连德的世界名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盛顿的倒行逆施。
1973年，阿连德在军事哗变中被推翻并丢掉了性命。而在此前的3 年中中央情报局
按照白宫的指示，为颠覆他的统治花了800 万美元。尽管中央情报局没有直接参与
政变，但它好像预先知道此事，因此把政变的罪过加在中央情报局头上并不奇怪。
阿连德并没给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留下深刻的印象。1972年智利经济出现危机，克
格勃对它作了非常悲观的评价，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也是这样。正当古巴人得到一批
又一批贷款时，阿连德却无人理睬，给他的只是象征性援助和列宁和平奖金。1973
年9 月，军事政变中阿连德悲惨地死去（迄今为止不知道是谋杀还是自杀）后，在
莫斯科对他的名声大加鼓噪与渲染，这位倒台政府的首脑被看作是为反帝斗争而牺
牲的。这样，组织破坏活动。暗杀进步领导人的恶名更是非中央情报局莫属了。在
总部的某些帮助下阿连德的英名在第三世界大概能保持到本世纪末。
70年代中期，卡斯特罗开始谋求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1972年5 月，他乘自
己的“伊尔一62”专机飞离哈瓦那，开始了他为期两个月、对跨越两大洲的10余个
国家的访问，这是他访问苏联8 年后的首次出访。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不结
盟国家第四次会议上卡斯特罗非常引人注目，他巧舌如簧地表示支持苏联的政策，
有些话甚至连任何一名苏联代表都说不出口。阿尔及利亚坚持同东、西方保持等距
的原则，支持传统的不结盟政策，遵循存在“两个帝国主义”（一资一社）的理论。
而卡斯特罗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结盟国家自然而然又不可或缺的同盟者。
“怎么能给苏联贴上帝国主义标签呢？难道它参加了跨国公司？难道它在发展
中国家拥有工厂、矿山或石油资源？难道有哪个亚、非、拉的工人受到了苏联资本
家的剥削？
……只有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最紧密的联合才能使我们战胜目前仍很强大的帝
国主义势力，新旧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势力，为全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和平和公正
而斗争。”
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没有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而西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
却没有逃脱这一厄运，他们在大会上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道路上最严重
的障碍”。古巴不仅是苏联在第三世界最热情的支持者，而且在70年代苏联情报和
军事行动中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集团对第三世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情报和军事机构的
渗透总的说要比对西方国家成功。只有联邦德国是一个例外，两个德国的同时存在，
特别是东德以马尔库斯·沃尔夫为首的情报总局，给克格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成功
条件。
西德海军少将格尔曼·吕特克是北约后勤部副部长，由于职务之便，他知道几
千枚战术核武器的部署。他曾利用“米诺克斯”像机拍下了北约的绝密文件，照片
被发现后于1968年10月8 日自杀。他的朋友、联邦情报局副局长少将赫斯特·文特
兰德也在当天自杀身亡。按官方的说法，文特兰德是因为“个人原因”自杀的。但
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叛逃者后来说，文特兰德为捷克安全部门效力。此后的几周中又
有几个人自杀，其中包括约加恩·亨克，他是波恩国防部征兵局局长；还有经济部
高级官员甘即申克。同时还有几名以前从东德跑过来从事科技间谍工作的知名学者
和物理学家纷纷逃回东部。留下来的卡耳斯鲁厄核研究中心的博士加罗尔德·戈特
弗里德被捕，从他那里发现了800页秘密文件。
与此同时，马尔库斯·沃尔夫想出来的“女秘书攻势”仍在变本加厉地实施。
1967年波恩外交部秘书莱奥诺雷·休得尔扬被指控通过自己的丈夫汉茨向克格勃提
供了3500份秘密文件。当她得知丈夫原来就是克格勃，只是为了收买她才同他结婚
时，在牢房中自杀了。因替东德情报部门工作而被指控的女秘书中还有科学部的伊
雷妮·舒尔茨（1970年）。克格勃向政治机关的渗透层次要高得多，不只一个德国
社民党的官员同克格勃的人会过面。这些克格勃分子以外交工作为“幌子”说服他
们尽自己所能缓和对东方的政策。情报总局在联邦德国最重要的间谍是亨特·吉尔
奥姆，1970－1974年他是勃兰特总统的私人助手。吉尔奥姆能够控制马尔库斯·沃
尔夫，通过他莫斯科总部对波恩东方政策的制定及波恩同美国的关系了如指掌，正
是他还提供了大量有关北约和西德安全机构的情报。
至于在“主要对手”美国及其主要盟友英国，克格勃没能招募到像柳特克、文
特兰德和吉尔奥姆那样身处高位的间谍。在这些国家里克格勃只收买了一些能够接
近重要文件的中、低层官员。70年代莫斯科总部在英国的情报活动既简单又富有实
效。连续四任间谍头目——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格里契夫（1962一1964年）
、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奇若夫（1964－1966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洛帕京（1966一1967年）和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1967—1971年）——在
任职期间使得间谍机关不断扩大。1960－1970年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在伦敦的人数
从50人增加到120 人，超过了设在美国（联合国未计算在内）或驻西方任何一个国
家间谍机构的人数。与此同时，苏联集团其他国家在英国的情报机关也迅速发展起
来。如此众多的情报人员充斥英国，使英国军情五处工作异常紧张繁忙，以致无力
把所有人员都置于有效的监视之下。当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约瑟夫·
弗罗利克1964年接到任命去伦敦时被告知，“英国情报机关目前人力物力奇缺，在
那里甩掉尾巴相对容易些”。1967年沃罗宁成为间谍头目，苏联在英间谍机构的条
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他手下的弗拉季斯拉夫·斯拉温，收买了伦敦车辆登记部门的
工作人员西里奥什·侯赛因·阿布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