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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开辟道路。”
但华盛顿对此反应冷淡，罗斯福因为害怕选举会出现什么不测，于是采纳了埃
德加·古维尔的意见，坚决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华盛顿设立代表处。1944年4 月，
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丁将军告诉菲京和奥西波夫，互设代表机构的计划“延期执行”。
虽然他们二人极度失望，可还巴望着能通过丁与战略情报局继续交换情报。8 月份，
战略情报局驻伦敦代表处也与奇恰耶夫开始了情报交换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这项
工作，内务人民委员都拿出来了一些材料作为交换，战略情报局对此也颇感兴趣。
但由于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大大高于交换所得的情报，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只具
有单方面的性质。当然了，当菲京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时候，他也时常能够提供一
些非常重要的情报。比如，1944年 9月，他就把德军在波兰和东欧的攻击目标布署
情况交给了美国。显然，他希望美国人以此能对这些目标进行轰炸。10月25日，菲
京奉苏联最高指挥部之命，帮助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特别行动机构将其代表从保
加利亚撤离。命令下达两天后菲京便报告说，他已使他们安全撤回。作为回报，他
向多诺万索要了战略情报局在保加利亚，还有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
以及所有被红军占领领土上的工作人员名单。此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岛上所有与战
略情报局工作人员有联系的人，都出现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黑名单上。而战略情
报局的军官们眼巴巴地瞧着，他们的同事——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是如何在被
红军解放的领土上镇压与共产党做对的反对派人士。
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希尔准将，使他
面对现实产生了恢复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保持日常联系的念头。1944年 4月，
特别行动机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H·H·克拉索夫斯基少校装备了无线电发射机和
武器，并把他空投到南斯拉夫与铁托见面。特别行动机构在巴里的代表向伦敦报告：
“克拉索夫斯基根本就不配我们在他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6 月，奇恰耶夫通告
特别行动机构，“由于停在协调一合作领与特别行动机构建立联系的尝试宣告失败”，
莫斯科决定召历克拉索夫斯基。但邱吉尔在铁托总部的代表、准将芋茨罗伊·麦克
林却报告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特别行动机构的代表处中大家与克拉索夫斯基关系
极为融洽。奥西波夫后来向希尔解释识或许是因为克拉索夫斯基从未执行过这样的
任务、希尔同意这种观点并邀请奥西波夫到伦敦讨论进一步合作的问题，但奥西波
夫再也没有回音。
7——7
在大量搜集盟军情报的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西方舆论实施了“积极行动”。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研究过第一总局秘史之后认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积极行动”
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间谍皮特·斯莫利特的功绩。此人在情报部英一美联络处任处
长，1912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奥地利籍犹太人家庭，其父在两战期间由于生产第一
批自动开启式滑雪固定装置而大发横财。1933年，显然是在马雷的怂恿下，斯莫利
特作为一个充满浪漫思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年轻间谍来到伦敦，当时他以维也纳记
者作为掩护身份。1934－1935年间，斯莫利特与菲尔比打过交道，他曾想与菲尔比
合开一个自己的新闻社，但终究未能付诸实现。
1936年夏，斯莫尔卡（即斯莫利特）在《泰晤士报》的专栏上发表了系列文章，
生动地记述了他到苏联北极地带旅游的情况，为此他在美国声名大振。1937年，这
些文章被汇编成书出版，并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再版了三次。本书虽然不乏非共产
主义的思想，但仍可算作“内务人民委员部积极行动”的优秀典范。“今天的约罗
斯——斯莫尔卡写道，一一像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他们无法掩盖工地上那种令人吃
惊的肮脏、混乱和临时拼凑的氛围。”然而，斯莫尔卡同时也有力地渲染了给人印
象颇深的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包括征服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
自豪的苏联人民沉浸在“征服自然”和开采矿产的热潮之中，对“燃起世界战火的
想法”毫无兴趣。斯莫尔卡最精彩的杜撰，是对以残忍著称的劳改营的描述，作者
把它写成新型的理想化的社会实验场。对看守与被监禁人的关系斯莫尔卡这样写道：
“对我来说十分新鲜的是，这些年轻的“行政管理者’（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真诚地相信自己在这些坏蛋（被监禁者）那迷途心灵中所起的救世主作用”；劳改
营的这些受过再教育的强盗们在此建造了一块犯人的殖民地，它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理想主义者的领导下变得如此自由和兴盛，就像似此方式产生的澳大利亚一样。
不管这有多么荒唐，但斯莫尔卡的杜撰丝毫没有影响《泰晤士报》和外交部新
闻处对他的信任，而且他的专栏还给新闻处留下了一个“他是一个在国际问题上获
得公开好评的作家”的印象。1938年3 月，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斯莫尔卡
入了英国国籍，化名为 F·皮特·斯莫利特（起初为．斯莫尔卡－斯莫利特）。几
个月后，他开始在电报交换公司工作，领导重建的对外处。1938年11月；外交部新
闻处为他开具了一叠评价甚高的介绍信，使他得以到英国驻布拉格、华沙、布达佩
斯、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伯尔尼大使馆“视察”了一趟。在这些地方，斯莫
尔卡总要“尽可能找机会考察……地方新闻事业的状况，尤其是与那些官方、非官
方通讯社“恶毒”宣传相比，从他的祖国发出的消息所占的地位。”而斯莫菌体卡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恶毒”宣传的才能给这次大使馆考察笼上一层神秘诱人的
色彩。1939年；德国人侵布拉格时他和妻子刚好在那里，所以不得不隐蔽于英国使
馆。
战争开始之后。斯莫利特一直尝试着打人情报部门；后来他如愿以偿进人情报
部，并凭着与1941年6 月当上邱吉尔政府情报部长的年轻、精力充沛施布伦丹·布
雷坎的私人关系、开始官运亨通起来。9 月，邱吉尔命令布雷坎“提出一个方案，
用以对付英国舆论界由于俄国人的抵触而出现的忘掉共产主义危险的倾向”。在这
之后，斯莫利特很快被任命为重建的俄国处处长。在这一位置上，他显示出了“超
凡”的领会能力。他一方面把邱吉尔先前的指示抛置脑后，另一方面却格外关注邱
吉尔6 月22日的广播讲话，因为在讲话中邱吉尔答应向“俄国和俄国人提供一切可
能的帮助”。斯莫利特认为，其首要任务应是：
1 ．与一切妨碍援苏政策实施的英国反苏情绪做斗争，反对敌人在英一苏同盟
问题上任何分裂民族统一的企图。
2 ．遏制可能使陛下陷人尴尬境地的左翼的过分亲苏宣传。预防共产党员挑起
攻击，不使共产党抓到主动权。
除此之外，斯莫利特还为自己制定了新的工作职责；“负责处里的全面领导工
作，并与英国外交部、苏联大使馆、政治斗争局保持联系。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
在1941年11月写给布伦丹·布雷坎的信中，使他相信：“在保持与使馆的紧密联系
中，我们使馆将给予斯莫利特先生一切必要的协助”。使馆中斯莫利特的一个最重
要的联系人，就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线人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在戈尔斯基
看来，安排与斯莫利特见面要比安排与“五杰”见面简单得多。虽然英国外交部谁
也不曾怀疑斯莫利特会是苏联间谍，可他与苏联大使馆的过往从密还是给外交部带
来了一些不安。1942年，外交部决定要向斯莫利特指出在情报工作中谨慎行事的重
要意义。
斯莫利特还成功地说服了对内情报局局长P·X·帕克，让他提醒外交部，应在
涉及苏联的言辞中避免谈及“白色俄国人和红色英国人。”如此直露的公正建议，
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再喜欢不过人当然，这些诅咒言辞是针对俄国的白匪军分子的。
但那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宁肯让那些无成见的英国人，而不是那些著名的共产分人来
谈论苏联，这样可以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感。斯莫利特下面的这段话可以反映
出苏联大使馆当时试图摆脱公开亲共小组的愿望：
“（使馆新闻处）处长要我诚实回答，我是否认为英国的哪个亲苏组织会使陛
下处于尴尬境地。我老实回答说，作为国家机关来说，我们只愿与苏联的官方机构
打交道。他马上说，使馆准备与‘今日俄罗斯’协会、‘苏联的朋友’等组织以及
‘今日俄罗斯’报纸彻底脱离干系。”
斯莫利特还向帕克建议，请苏联大使馆帮助“从国内派一些经过专门培训的、
能与陛下和苏联使馆保持严格一致的评论员前来英国”。他的这个建议再次赢得了
帕克的好评与信任。
斯莫利特组织的对苏宣传活动声势浩大。1943年2 月23日，为庆祝红军成立25
周年，在阿尔伯特宫举行了盛大集会，主要政党的活动家云集于此。教会合唱团演
唱了颂歌，约翰·吉尔古德和劳伦斯·奥利维尔（两人均为英国著名演员、导演—
—译者注）先后讲话。专门绘制的宣传画颂扬着苏联人民和他的军队。英国国内还
在其它一些地方举办了展览，在一些企业还放映了《战争中的苏联》这部电影，观
众逾百万。情报部还安排许多场次“苏联问题专题见面会”。仅在1943年9 月，就
组织了34次与社会各界的见面会；这种专题见面会在企业举办了35次，在一些志愿
协会中召开了一百次，在民防小组中安排了25次，还在学校学生和犯人中间搞过九
次。9月份，BBC电台还为苏联特意安排了30分钟的节目。
英国下院保守党的一名活动家曾抱怨说：“情报部放映的电影描绘了苏联生活
的动人画面，这会促进许多人改变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斯莫利特成功地对许多有
关斯大林时期镇压的评述施加高压影响。情报部甚至还说服了出版商不要出版乔治
·奥威尔（1903－1950年，原名埃里克·布莱尔，英国作家、政论家一一译者注）
的讽刺作品《兽园》。
“为了确定宣传俄国的对内广播脚本，斯莫利特与 BBC合作得非常紧密。”而
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与您关心”这一节目的导演、大名鼎鼎的盖伊·伯吉斯获得
了对BBC的有力支持。1941年7月，即德国人侵后一个月，伯吉斯就散发了“谈谈俄
罗斯”节目方案，其内容包括文学、科学、文化、计划经济（“苏联是世界上头一
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国家机构体制（“在此领域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
试验”）、对外政策（“如果不带什么偏见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伯吉斯在BSC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干的工作中，最出色的一次行动就是1942年
1 月他组织的关于东线战事的广播座谈会。主持这次座谈会的不是别人，而是早在
1933年就对“五杰”感兴趣的苏联间谍人员厄恩斯·杰里，他一直在伦敦以从事新
闻业作掩护。杰里对听众说，红军必将胜利，因为他们“为人民，为祖国，为人民
政权而战”。然后杰里还通过广播节目为苏联间谍人员高鸣赞歌，他说：“苏联拥
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组织系统，盖世太保以此类推还应包括英国安全局）在它面前
也显得软弱无力。”大概所有收听过杰里广播讲话的苏联间谍，谁也不会想到内务
人民委员部居然能有机会在BSC 上炫耀自己的功绩，但谁也都会为如此露骨的宣传
而感到忐忑不安。
对内广播处（现在称为第四台）主编乔治·巴尔涅斯（后获骑士荣誉称号）是
伯吉斯的朋友，两人的交情可从他们在剑桥合住一定时算起。巴尔汉斯不仅支持伯
吉斯的这次行动，而他还始终坚定地为自己的工作人员辩护，反对“节目向左偏倚
就是投机”的观点。虽然他也承认，处里的编辑大部分是年轻人，而年轻人，众所
周知，经常会同情进步力量。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2年一1985年也曾帮助苏联实施
“积极行动计划”，而且也经常仿效斯莫利特和伯吉斯在战时的一些做法。但无论
“积极行动计划”制定得多么巧妙，它们所起的作用总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预料的
要小得多。对英国社会各界大部分人来说，红军的胜利是不言而喻的。苏联在斯大
林格勒战役中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