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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一起遭到逮捕。的确，因工作关系，这些英国工程师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苏联经
济的情况（但这些情况用公司经理的话讲是“一般性质”的，它们在西方也可以轻
易就能得到），如果抛开这些因素，那么所谓的怠工也和以前的情况一样，不过是
假想而已。实际上，在前贵族会议大厦里进行的公审，事先都被安排好了。作为被
告的苏联人，对这种假想的犯罪活动同声供认不讳。他们就像一群被驯服的畜生，
专注地盯着检察长维辛斯基，并时刻准备恭顺地、无条件地执行驯兽员依靠手中的
鞭子所示意的最微小的动作。当公审行将结束，给他们最后陈述权时，所有的人都
请求宽大处理，并保证要主动赎罪，而且他们的话无论是风格还是表达方式，都很
像审理沙赫特事件时那些被告所说的话。
而英国工程师扮演角色就不那么在行了。据说，其中两人出庭前就把一切都向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交待”了，但开庭后两人又都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当然，其中
一个后来又改变了说法）。另一个被告则在公开审理的时候，发表了前所未闻的声
明。他说，“指控是捏造的，其所依据的证词都是那些受威吓的犯人提供的。”所
有的苏联被告（除了一人）以及两名英国工程师被判处了不同刑期的监禁。英国政
府回之以贸易禁运作为抗议性报复， 而且禁运直到1933年7月，英国工程师被释放
后才解除。
“一五”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仅领导了同工业生产中的破坏行为的斗争，
而且还领导了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强制的集体化运动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斯大林
所谓的“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因为富农是集体化运动的死敌，所以消灭
他们也就成了开展这项运动的重要条件。被称为“富农”的不仅是那些富足的农民，
还有所有带有反对集体化嫌疑的农民，甚至包括一些贫农，例如那些常去教堂的人。
最初对富农家庭户主的大逮捕，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于1929年底进行的。这些人后
来都被枪决了。然后，1930年初，又有几千户富农家庭被强行用运送牲口的平台火
车拉到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北极地带，任凭命运来处置他们。他们能否活下来，政
治局丝毫不感兴趣。迁移近一千万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确实是规
模太大了。为此，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名年轻的党员，组成了所谓的“二万五千人
大队”，经过两周培训后，便被派到农村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迁移富农、组建集
体农庄。这支大队对自己的正确性毫不怀疑，他们非常残酷而又卖力地同“制造反
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斗争。当年“二万五千人大
队”的一员、列夫·科佩列夫后来写道：“我当时坚信，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
战士，我们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是为了国家在‘一五’期间非常需要的面
包而战。”但眼看着几百万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对他们的痛苦和惊恐的感受，连那
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老军官们简直也是无法承受的。伊萨克·多伊切尔讲了他同
一位刚从农村执行任务归来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派员的会面情形：“‘我是一
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含着泪对我说，‘我同沙皇斗争过，后来又参加过国内战争，
难道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现在用机枪围住村子，命令自己的士兵只管朝一大群农民
开枪么？不，不，决不是！’”
到1930年3 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将一半多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同时
将村子搞得一片混乱。 斯大林只好下令暂缓这一行动，为的是保障春播的进行。3
月2日， 斯大林在《真理报》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中，假惺惺地指责了那
些特派员没有遵循“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多，但
是在庄稼顺利收割之后，强制集体化又重新开始了。
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低收成、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和1932年的欠收—
—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饥荒的原因。1932年——1933年
间，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饥荒。一名在当时饥荒最厉害的乌克兰工作的党内活动家后
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
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
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
尸……”但他还没有失去信心：“我努力说服自己，对自己解释说，我不应该受怜
悯之心的软弱感情的影响。我们体现了历史必然性，我们是在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我坚信，我是在对农村进行伟大的必然的改造，而他们的痛苦是他们无知的结
果，或是由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使然。”
当乌克兰饥荒横行的时候，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在继续揭露“阶级敌人” 和
“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当中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
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似乎是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
完成计划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后来在大清
洗时被枪决）宣布说，“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乌克兰马
列主义研究所、农科院、舍甫琴科研究所等地方也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二连三地揭露农村破坏阴谋的本领，为越来越为斯大林所
痴迷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长期的滋养。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是深得斯
大林信赖的一个手下，也是政治局中侥幸躲过大清洗的、不多的成员之一。他坚持
说，那些逃脱了驱逐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
作的破坏活动”。1934年4 月，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报怨说，顿河
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斯大林则回答道：“亲爱的肖洛霍夫先
生，贵区（而且不仅是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
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没有流血冲突），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
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
尽管有关饥饿的农民都是些破坏分子的说法实在荒诞，但是还不能将一切都简
单地归为一种企图，即苏联党内领导人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自己的罪责和错误上引
开而寻找替罪羊。因为和猎捕中世纪妖婆的猎手一样，斯大林坚信这些阴谋理论可
以用来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除了在农村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破坏分子之外，在
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执行了两项重要的任务。首先，他们要将饥
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允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而乌克兰人没有特许
也不准离开该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占据着，他们将没
有特别通行证的人从火车上驱赶下来。在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也遭
遇了饥荒的最可怕的后果。食人成了那里的平常现象，而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
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有的食人者就只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与此同
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但负着第二项任务，即阻止任何有关饥荒消息的扩散。
苏联三十年代“积极行动”的最大成绩，便是使世界大部分轻信的西方客人和
记者、尤其是到过苏联的这类人相信，所谓的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不过是反苏
宣传的又一个新行动。曾两任法国总理的激进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曾在乌克
兰度过了五天，经过官方接待、宴会和精心安排的旅行之后，他彻底驳斥了“资产
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的谎言”。在访问了这些“波将金村”（一个名叫波
将金的公爵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去克里米亚视察时，沿途布置了些假村庄，以表明自
己的成就。后沿用“波将金的村庄”表示“摆样子的东西”——译注）后贝尔纳尔
·索伊称：“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们是被
什么东西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纽约时
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约尔特·杜兰金因其“对俄罗斯公正、坦诚的报导”而得到了
“普利策”奖金。1933年他重申：“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闹饥荒的报导若非夸张就
是恶意宣传。”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比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在1932年—
—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也得出同样结论。他将“欠收”归罪于个别地区“从事
破坏活动的居民”，他鄙薄地抨击了那些“无缘无故”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或是
摘下整个谷穗据为己有、对公共财产进行无耻盗窃的行为。
农村人为的饥荒，以及对城乡中确实存在的和假想出来的一阶级敌人”的无情
追捕的第一个恶果，便是苏联共产党从整体上变得残酷起来，尤以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为甚。“恐怖”，布哈林写道，“从那时起成了管理的正常手段，而服从上面的
任何命令则是最大的幸福。”但阶级斗争中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那些对其革命理想主
义的实现还抱有一线希望的布尔什维克的抗议，哪怕它是被压抑了的抗议。这种抗
议的最鲜明的表现形式，就是布哈林的支持者M ·留金写的一封信，该信有他和其
他十七名支持者的共同签名，并于1932年中央委员会秋季全会前夕，在委员们中间
进行了传阅。“留金行动纲领”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公布。里面对斯大林本人以
及当时的一些不法行为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抨击，其火药味之浓，甚至连看了这封信
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误以为这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起的挑衅。在这封信中，斯大
林被认为是“在复仇心理和权欲的驱使下将革命引到崖边的丧门星”。信的作者要
求除掉斯大林，他写道：“继续容忍斯大林的桎梏、他的专横、他对党和劳动群众
的鄙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耻辱”。
“留金行动纲领”对斯大林的影响很大；而且随着这封信的出现，残余的托洛
茨基分子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起来，这就使得该信的影响力更不可忽视。1932年10
月，一名苏联领导人、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E·C·戈尔茨曼，在柏林见到了托洛茨
基的儿子谢多夫，并交给他一份文件，文件对苏联经济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这份
题为“苏联经济形势”的材料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杂志《反对派通讯》中匿名发表
的。戈尔茨曼还带来了在苏联内部建立统一的反对派联盟的建议。尽管急速衰弱的
“左翼反对派”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涣散、纪律松驰，但经常高估自己在苏联
的影响的托洛茨基还是致信给自己的儿子：“我认为建立联盟的设想是完全可行的。
”斯大林则更是高估了托洛茨基在苏联的影响。当1936年，他指责自己的政治警察
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上迟误了四年时，首先指的是他们
在1932年未能除掉“留金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
斯大林当时还未准备“猎捕”被驱逐到国外的托洛茨基，但他却要求尽快惩办
留金。尽管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支持，斯大林却未能在当时由列宁格勒党组织的
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主持的政治局里拉到足够的赞同票。但“留金行动纲领”的
十八名签名者还是被荒谬地扣上了 “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富农组织、 意在通过打着
‘马列主义’大旗的地下活动，在苏联重建资本主义的富农制度”的罪名，并被开
除出党。而在此之前，与其说是反对派的领导人，不如说是反对派象征的季诺维也
夫和加米涅夫也被同时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未能及时通报“留金反革命集团”的情
况。
在1933年1 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坚持要加
强“阶级斗争”：“我们应该记住，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强大，来自于那些垂死阶级
残余分子的反抗也在增大” 于是， 斯大林将饥荒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罪责推到由
“垂死阶级”的代表——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钻入了党内”——组织的破坏活动
便也不足为奇了。但是斯大林又遭到了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试图证明，
将组建集体农庄经济的问题全部推到富农身上是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