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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出苏维埃外交信函中的大部分内容。在1923年5 月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寇松最
后通谍”中，不仅指责布尔什维克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还逐字援引了截获的苏维
埃的电报，同时还因为英国人被译了俄国人的信函而对俄国人说了些非外交辞令的
挖苦之语：“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大概还认得这个日期为1923年2 月21日的
信件吧，这是X ·拉斯科利尼科夫写给他们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应该记
得从喀布尔发给他们的日前为1922年11月8 日的电报吧……”。“显然他们也应该
知道这个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助手N·卡拉汉寄给X·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件吧……”。
但此事之后，费特莱因和他的同行又得为莫斯科从1923年夏开始采用的新的密
码和代码大伤脑筋，不过，到1924年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能够破译出苏联外交信
函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了。
虽然苏维埃的密码和破译机构在“寇松最后通谍”发表之后仍然落后于自己的
英国同行，但肃反委员会的国外处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比较起来不仅毫不逊色，而
且前者的情报网范围更广泛，目的性更强，技术更先进（原因是一战后秘密情报机
构的预算大为削减了）。1921年 3月签署的英苏协定，为日后苏维埃贸易使团和使
馆遍布全世界揭开了帷幕。这使得肃反委员会国外处能够建立起“合法的”国外情
报网、其工作人员都被安插在苏维埃的代表处工作，有外交身份做掩护。用外交身
份做掩护的问题总是引起外交人员同情报人员之间的矛盾，英国在这一方面也不例
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没有任
何特权、他们隶属于英国使馆，“负责进行护照检查”。因为处于使馆次要工作人
员的地位，情报站的负责人通常并不为大使们所敬重，他们甚至认为还是离情报机
关远点为好。肃反委员会“国外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就不同了，他们有较大的权
力和影响。确实，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与苏维埃大使们之间频频出现的冲突也就更
为激烈了。1930年，留在西方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驻外情报站长
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讲道：
“理论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长应听从大使的管理，他的正式身份
是使馆二秘或者类似人员，但事实上，他的权力往往超过大使的权力，所有的使馆
工作人员都对其畏惧三分，就是大使本人也这样，因为他们时刻担心有人告密。但
有的时候，大使也会对驻外情报站长产生不满，直言抱怨，甚至批评他们未能履行
自己作为使馆外交工作人员的职责。这种情况下，使馆通常会分成两个阵营：一些
人支持大使，而另一些财替驻外情报站长说话。这种情形会～直持续到莫斯科召回
其中一人为止，而其拥护者一般也会紧随其后被召回国内”。
从1921年8 月到1929年底，国外情报机构的总头目是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
·特里利瑟尔。此人是俄国犹太人，1901年他18岁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者。一战
前，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布尔什维克流亡人员中的间谍活动，甚至是曾任斯大林秘
书的鲍里斯·巴扎诺夫（后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而逃到西方）也称特里利瑟尔，
是个“聪明而博才的肃反工作人员”。和与其同时代的国外处的大部分领导人一样。
特里利瑟尔也在三十年代末的恐怖时期被镇压。斯大林去世后他又被平反昭雪。如
今他的肖像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处”的后继机构）纪念馆里一个醒目的地
方。在担任国外处头目的头两年里，特里利瑟尔将机构里的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都
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爱沙尼亚族人弗拉吉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尔涅。此人出
名不仅是因为年轻（他是1921年被招进国外处工作的，当时他只有22岁。），还因
为他心狠手辣。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肃反委员会中有一种说法，说当他生身父母被
枪决时，他只差没有亲手执行而已。
1921年，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大约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创建了一
秘密国际联络处（OMC ）。联络处给国外处以很大帮助，吸收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
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更愿意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救援呼吁做出
反应，而不愿同苏维埃情报机构直接打交道。三十年代的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
内务人民委负部的最优秀的外国间谍，都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为共产国际效力。
国际联络处还为建立“先遣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些组织以后成了苏联情报机
构实施“积极行动”的重要工具。先遣组织都是用国际联络处的钱建立的，在这方
面最伟大的组织家应属德共副主席维利·明岑贝格——“我们所有战友的保护神”
（他的“生活伴侣”巴贝尔·格罗斯这样亲昵地称他）。1921年俄国国内饥荒时期，
明岑贝格建立了“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总部设在柏林。该基金会很快就成了共
产国际思想的主要宣传者。巴贝尔·格罗斯讲道：
“团结是他一个神奇的词。先是团结饥饿中的俄国，然后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当明岑贝格用‘慈善’替代了‘团结’一词后，便有许多知识分子为其所打动，自
愿响应他的号召……当他兴奋地讲起‘无产阶级奉献和支援的神圣职责’的时候，
他触动了热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这种精神的体
现。”
每一个“与俄国人民团结”的体现都促进了出资者与工农苏维埃国家之间那种
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一直是共产国际所竭力宣传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是以“明岑贝格托拉斯”闻名于党员之中的。据1933
年派到明岑贝格身边工作的阿尔图尔·凯斯特勒称，在国际领域里，与其他任何一
名共产国际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相比，明岑贝格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因
为“处于党内官僚压制性的控制之外”，明岑贝格创造性地组织了“与共产党正式
刊物那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截然不同”的宣传工作。“明岑贝格托拉斯”很快就
得到了一支“独立”作家、教授和学者大军的支持。我对克捷·科尔维茨为明岑贝
格创作的一幅画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幅”一个大眼睛的孩子乞求面包的宣传
画，它是本世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之一。二十年代，“明岑贝格托拉斯”开办了
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和读书俱乐部，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电影和戏剧。据凯斯特勒
讲，“托拉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十九家报纸和杂志，甚至还有远离欧洲的国家
报纸和杂志。不管怎样，明岑贝格能够使他的大部分企业都能赢利。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还下设了明岑贝格所谓的“无辜者俱乐部”，用以在
共产国际的暗中领导下“组织知识分子”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运动。尽管对“无辜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无鄙视，明岑贝格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将其代表诱人自
己的网络之中。虽然宣传在他的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他成功地运用了“无辜者
俱乐部”为国际联络处的间谍工作做掩护，而这些间谍中就有一些这种知识分子的
代表。
在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处的同行之间，总是不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自
然磨擦。但在这两个秘密机构的最高层中，由于国外处头目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
和国际联络处头目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此人在1921年该处建立
后至三十年代中期遭镇压之前一直主持该处工作——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
常使这种分歧得以缓和、化解。和特里利瑟尔一样，皮亚特尼茨基也是犹太人，还
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
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非法穿越国境。在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中，国外处总是扮演
着兄长的角色，和作为国际联络处领导成员的特里利瑟尔不同的是，皮亚特尼茨基
官方上同国外处并无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共同制定的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是在德国进行
的最后一次革命政变的尝试。这一回，这个后来得到苏联中央政治局肯定的倡议是
来自共产国际的。1923年3 月，列宁又遭到了第二次打击，其奋斗不息的政治生涯
行将结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主张在其有生之时再组织一次革命。哪怕只是在一个
国家内。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胜利会推动其在整个欧洲的蔓延。因为准备
进行革命，8月15日，季诺维也夫中断了夏日休假，来为德共成员做指示。8月23日，
苏联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秘密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委员、德国问题专家卡尔·拉杰
克的报告，“同志们，”托洛茨基说道，“我们急切盼望多年的大震荡终于到来了。
它的使命是要改变大地面貌……。德国革命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垮台。”政治
局只是部分地同意了托洛茨基的乐观看法，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派四个人持伪造证件
前往柏林，执行在德国进行革命前准备的秘密任务。拉杰克领受了任务，其使命是
向德共成员转交共产国际的指示（由苏联政治局制定），并领导德共中央委员会的
工作。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温施利希特奉命建立并武
装“红色百人队”，先进行革命，然后建立德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作斗
争。德国人出身的劳动人民委员瓦西里，施密特则负责到各地建立联盟的革命支部，
为革命后建立德国苏维埃做准备。而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格奥尔吉·皮亚特科夫的
任务是协调其他人的工作并保证莫斯科与柏林的联系。
实际上，直到1923年时还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德国革命计划。德共只得到很少一
部分工人的支持，而工人阶级所持的主要观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并且德国
政府的立场也比1917年俄国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的立场要强硬多了。但是苏联秘密
使团依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在给莫斯科的一份充满对德共领导人的鄙夷看法的报告
中，皮亚特科夫坚持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作好了革命的准备。在9 月底举行的
政治局特别会议上，决定开始革命政变。这个决议极其秘密，会议记录被藏在了政
治局书记处的保险柜中，而不像那时通常采取的散发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的做法。
政治局通过的计划是进行节日游行；庆祝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周年纪念
日，这场游行要发展为一场由温施利希特的“红色百人队”挑起的同警察之间的武
装冲突，按布尔什维克的意图，政府若敢以武力镇庄武装行动，必然会引起德国工
人总起义，而温施利希特的队伍则应该趁此机会占领国家的重要阵地，就像红军战
士六年前在彼得格勒搞的那样。“红色百人队”用的武器是用货轮非法运往汉堡，
并在那里由码头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卸下来的。
德国的革命应该在10月23日清晨开始。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皮亚特尼茨基。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和芬兰族、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
库两年整夜未眠，他们坐在库两年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咖啡，等着拉杰克从
柏林发来电报，报告革命开始。当时，列宁身困病榻，其他苏联领导人围坐其左右，
都在等待着与库西年办公室直通电话的铃声。虽然列宁自己仅能说出几个词来，但
他却全身心地期待着他五年前预言的革命到来的消息。可是最终也没有得到格林来
的消息。10月23日晚，拉杰克接到电报，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小时后拉
杰克的电文到了，但上边却只有一个词：“失败”。在最后一刻，确信得不到工人
阶级的足够支持后，拉杰克及德共领导人下令停止计划中的起义。而不顾命令在汉
堡开始的起义，很快便被镇压下去。此后便是一片互相指责之声，莫斯科指责德共，
说他们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而事实上一切错误都是莫斯科造成的，因为它
对明摆的事卖置之不理，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机会是确实存在的。
一
从此，共产国际便把传播革命的希望从欧洲移到了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
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的失败、证明了1921年德国“三月行动”失败后选择的方
针是对的，即不组织革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