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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作者:何新-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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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现象。在社会的转型期,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弛解,腐败常常作为伴生物而出现。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总书记最近提出〃以德治国〃补充〃以法治国〃,是真正切中时弊的。

  2、政治改革需要理论基础

  记者:那么根据您的看法,腐败主要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与制度并无重大关联?

  何新:在中国古代的君主政体下,同样有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的时代。

  但是,民主政治体制下同样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政治腐败。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后期、罗马贵族民主制度时期、英国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虽然也是所谓〃民主〃或〃法治〃的体制,但均是著名的政治严重腐败的时代。只要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以及狄更斯、德莱赛等人的名著,就会知道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东欧,其体制转型后的政治腐败远比改革前严重得多。还有当代的印度、南美、菲律宾等所谓〃不发达〃的〃民主〃国家,政治腐败也都极其严重。

  历史似乎表明,威权体制与多元分权体制(所谓民主制),应当是前者更有威慑于抑制腐败,特别是对于经济资源难以普遍共享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流行的所谓〃只有政治体制转轨(改革)才能根除腐败〃之说,我认为是没有历史根据之论。

  记者:那么以您的观点,搞政治改革首先需要奠定理论基础?

  何新:当然。据我的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从16世纪马基雅弗利以来,至少形成了三大流派。一派是法国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学者所代表的浪漫(理想)民主主义,一派是英国霍布斯、洛克所代表的政治保守(现实)主义,还有一派是17世纪英国〃掘地派〃,如温斯坦莱(G·Winstanley)所代表的平等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

  卢梭等启蒙哲学家的民主浪漫主义使得1789…1793年的法兰西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以至拿破仑在卢梭墓前曾感叹:卢梭一枝笔的力量超过我的大炮。

  而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保守主义引导英国走向良性有序的政治改革。为英国争取了百年安定,百年繁荣,直到上升成为〃日不落帝国〃。

  我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当务之急首先不是盲目鼓吹政治改革,而是必须作深入的理论研讨。不仅要研究卢梭式的民主浪漫主义,也要研究霍布斯、洛克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他们的主权论、民法论、自然法论。

  3、英国君主宪政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主义〃

  记者:霍布斯的主要政治主张是什么?

  何新:霍布斯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代表作是〃利维坦〃(LEVIATHAN)。

  记者: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何新: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借用以命名本书,意在呼唤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维坦》主要是霍布斯的一本关于国家主义的专著。

  霍布斯说:

  〃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信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都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就是主权者,而像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

  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第17章《国家的产生》)

  他认为:

  〃主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制度的最佳形式君主制;人民的义务绝对服从。主权者或国家的职责有三:一是对外抵御敌人侵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对内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三是保障人民通过合法的劳动生产致富。〃

  霍布斯说,无论国家和教会,其权力都不是来源于上帝,宗教决没有理由掌握独立于国家之外,甚至凌架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反之,宗教只能依附于国家,它同道德一样,只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只有国家容许和赞同的信仰才能成为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为了国家统治的利益,为向人们灌输对权力的畏惧和服从才有存在的价值。

  霍布斯对社会契约论的回答是:

  〃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利维坦,第19章)这就是说,没有权威的社会契约并不是导致民主,而是导致无政府状态。

  在有些人眼中,英国是资本主义法治民主的老牌典范国家。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种君主立宪制的法治民主的理论基石是奠定于霍布斯、洛克的国家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理论之上的。

  近年在中国流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实际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西方格外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其真意是欲利用这一种思潮贯彻其拆解中国国家制度的战略目标。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是有根源的,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起来摧毁了国家机器,也摧毁了公众对于国家权威的崇拜。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就很难存在。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西方民主国家。人们不一定崇拜总统,但是崇拜国家,敬畏国家机器、尊重法律制度的有效权威。这种对于国家权威的蔑视,可以认为正是一种文革的后遗症。包括轻言〃政治改革〃,实际往往是颠覆现存体制和制度的同义语。

  我们不必去讨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究竟好不好。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对这种民主制度,包括其理论基础,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而且存在严重的误解。那么回顾一下英国保守主义者霍布斯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的中国,我个人认为自然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法制主义是一种保守而不是一种革命主义。 

  至于卢梭,也不应当只注重他的浪漫主义,他也同样有保守主义、法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面。卢梭说过:

  〃道德中最伟大的奇迹从来是由爱国主义造就的。这一美好而强烈的感情赋予自尊的力量以一切德行的美,它在所有的激情之中最富于英雄气概。〃

  卢梭也认为社会秩序高于一切,他所理解的民主原则是:〃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人权提供基础的神圣权利。…… (民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以及自己的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我们以统一共同体的资格接受每个成员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认为国家主权的目标高于全球化:〃我们只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成其为人。我们对那些冒充是世界主义的人他们认为热爱人类高于热爱自己国家应当这样看,他们所谓热爱全世界的空话只不过是为了窃取自己的特权。〃

  4、改革需要反思

  记者:然而政治保守毕竟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

  何新:我看未必。英国的两大政党其一叫〃保守党〃。美国主流政治(共和党)中有一个保守的〃传统基金会〃。西方也并不以保守为耻嘛。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已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这是人所共见的。但是也发生和积累了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人所共见的。现在我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再下去,也许是万丈深渊,也许是康庄大道。难道不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反思一下?我个人认为,当前国家需要深刻的理论思维。需要调整政策修正失误,需要对继续改革的方向深化认识和重新认识。 

  我使用〃保守〃这个词,也是针对曾导致苏联崩溃、东欧瘫痪的那种〃休克疗法〃。

  这种〃休克疗法〃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发明的,曾被推荐给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领导者和〃社会精英〃。这个〃休克疗法〃,有一度曾红得发紫,被认为是推进各国改革速成其效的灵丹妙药。而今在全世界则臭名昭著。

  所谓〃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大局稳定寻求政策的良性调整,以政策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寻求机会,改良结构,疏解矛盾,消除腐败,求得新的发展。不错,这是一种〃保守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但我认为这是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副良药。这就是我的〃保守〃思想的根源。

  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着地坚守某种传统。何况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从伏羲、炎黄到孙中山。一种是新中国赖以立国诞生的革命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近20年来,这两种传统遭到八面来风的冲击。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的,一直是坚守和复兴这两大传统。

  你所提到的几位老一代革命家,我个人始终对他们怀着深深的知遇和感念之情。不仅是由于他们对我个人的知遇,也是由于我尊重他们本身是缔造这个共和国的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和化身。

  5、王震约见

  记者:我想冒昧提一个人们会感兴趣的问题,您是怎么认识王震的?

  何新:那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见。1990年秋的一天,中国社科院办公厅通知我,国家副主席王震约我谈话。当时王老正在301医院患病住院,院办公厅派车把我送到王老在医院中的住所。

  当我走进屋,王老正坐在轮椅上等我。见到我来,他想撑身站起来,我非常感动,忙过去搀扶他。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这句话当时几乎令我落泪。李白曾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见韩荆州。〃当时我的处境,由于我在1989年事件前后反对所谓〃民运〃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个人可以说正是被内外熬煎,水深火热(可参看我在北大的演讲)。(收入《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46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王震讲的这一句话,令我内心积郁的所有的压抑与愤懑涣然冰释。

  记者:早就听说王震这位老人很识才,对知识分子不错,有礼贤下士的古贤风范。

  何新:我这个人自然谈不上〃贤〃,应当说老人是折节下士。当时我的身份还只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名副研究员。

  实际上,对这位老人,我是心仪已久。青年时代我在东北工作过的友谊农场,那是王震1954年亲手开拓建立的东北戌边的第一座样板农场。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就从当地的老转业士兵中听到过关于这位将军的许多传奇性的故事。

  在那些老兵眼中,王震不仅是一个专整坏干部的大清官,而且似乎是一个半神半人。

  但是80年代在社科院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口中,我又听到关于王震另一种说法,讲他如何〃左〃,如何〃保守〃,如何〃僵化〃等等。但是,我读了他关于《河殇》的讲话后,我却感到这位老人粗中有细,见微知著,懂得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我认为他非常懂政治,不像个武将,而是高明的政治家。

  他第一次见我时问我是否是党员。我说不是。他说:〃好。你不要入党。〃

  1992年夏,他又让我去看望他。听我谈了对当时内外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对我说:〃写信,你给邓小平写信。〃我说:〃我讲有用吗?〃他说:〃你写。〃

  6、权威真空国必动乱

  记者:这信您写了吗?

  何新:写了。

  后来我把自己当时对形势及时政的一些全局性看法,写了出来,此即〃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一些思考〃(1992,6,15),直接送报给邓小平。

  (原文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第169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何新致中南海密札》第269页,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

  当时正是南下视察谈话发表后,中共14大召开的前夜,内外形势诡谲变幻。北京政治圈中流传的各种谣言很多。针对当时有人正竭力鼓吹的〃政治分权和多元化〃,我在信中认为: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点)。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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