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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笔记》是使我在哲学上获得启蒙的书。我在1970年成为反革命分子，先被隔离，后来住医院。 那时我手边一直有一本从新华书店购到的列宁的《哲学笔记》，由于是列宁著作，所以它未被查禁，它和《毛选》一起伴随在我身边，伴我度过了那些被禁制、被隔离岁月中最为孤寂苦闷的时光。 正是列宁的这部书，激发了我对哲学思辨的最初的兴趣。
记者：我也读过《哲学笔记》。我觉得那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但我发现那实际也是一本未完成和不完整的书。所以我就没有对它发生太大的阅读兴趣。
何新：同样读一本书，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感悟，这除了理解的不同之外，也是由于人们的阅读背景、生活经历有所不同。 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一段话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它说：关于人生的同一句格言，年轻人会讲，老年人也会讲。但是他们所体会的意义则迥然不同。尽管年轻人也可以正确地表述这句格言，但他绝对体会不到这一格言内涵中的那种深刻性和广袤性。因为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这句格言不仅是一句语言，其中已凝缩了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人生体验。
记者：精彩至极！请问这是列宁的话吗？
何新：不，这是列宁摘录的黑格尔的话。事实上，《哲学笔记》只是一部未完成的书，是列宁在读书时即兴而作的笔记。有很多随机浮现的自由思考，因此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中有大量的关于西方哲学名著的摘要和提要。你知道培根关于读书讲过的一段话吧？他说：〃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有的只须知其梗概，读它的笔记摘要就行了。〃我当时读列宁这本书，等于同时在读一本西方哲学概论。
2、我是英文糟糕的翻译
记者：提到培根，我顺便想问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曾译过培根的《随笔》，而且流传很广，译文曾在全国优秀图书评奖中获奖。这部书的英文是17世纪的古典英语，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据说是非常难解读的。您的英语……好吗？
何新：（笑）我的英语十分糟糕。但是这本书似乎的确译得还可以。能这么说，是因为我近几年也收集了关于此书的另外几种新译本，包括港台的译本。作了比较后，我发现在几种译本中，较受读者欢迎的似乎是我的译本。
《培根论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到1999年已经发行60万册，湖南出版的《人生论》发行4万册，黑龙江出版的译本，发行3万册，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培根人生随笔》，也发行到2万册。华龄出版社还有一个未经我正式授权的盗版本，也印了几万册。总的加起来，我的译本印了几乎近百万册，这在西方哲学译著中，是少有的。 而其他几种译本，包括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文言译本，发行量似乎都达不到这个数字。市场的选择和反应表明，我这个译本比较受欢迎。但实际上，在所有的译者中，我的英文水平肯定是最差的一个。
3、我的工作只是铺路
记者：那就很奇怪，请问您是怎样译出这本书的？
何新：这本书是我1975年在东北时试译的。当时的目的并不是翻译，而只是为了读它。1970年我在北京流浪时搞到了这本书三十年代的一个旧译本，是文言文体的译本，读起来很拗口，很晦涩。很多话搞不清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我直觉地感到这是一本好书，有很多警醒之句，可惜那位老译者未能表达出来。后来我就写信给父亲，请他帮我找这本书的英文本。父亲很认真，搞到了此书的英文本，寄给我。 我一面查看牛津字典，一面参酌着那个文言的老译本，每天边读边想边译，进度很慢，断断续续地用了两、三年时间，首先把全书的意思大体搞清了，写了好几本笔记。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要出版或发表。
1980年我调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后，上海的一个青年杂志（《青年一代》）向我约稿，我想到了自己这几本笔记。我将其中的〃论真理〃、〃论美〃等几篇整理出来寄给这个杂志。后来很快被刊出，出乎意料，读者反应非常好。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派一位编辑曹香农女士来向我约这本书的译稿，这就产生了后来的《培根论人生》。 这本书出版后，说老实话，我内心是惴惴不安的，因为我自知自己英文水平太差。 后来，我有一位朋友是留美归国的法学博士，英文极好。我把这本书的英文本和全部译稿拿给她，请她帮我复校一遍。她提出了一些需修改的地方，但总体她认为还不错。这才使我具有了一些自信。
198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此书的第一个全译本。这也是当时培根这本书在国内出现的第一个非文言的全译本。 后来许多朋友问我，你英文并不好，是怎么译出此书的。我告诉他们，不是靠语言，而是靠心灵，靠哲学上的感悟和理解。这是真话。
记者：中国近代出过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琴南），他也是不懂英文的。你们的工作实际上是第二手翻译。
何新：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一种铺路的工作，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好的译本取代我那个本子。（最近见到此书一个新译本（译者曹明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9月），译得较好。） 记者：但是《汉泽世界名著译丛》中有一本《意大利文艺复兴》，还有培根的《新大西岛》，其译者署名也是〃何新〃。
何新：这是一种巧合。那两本书的译者不是我。我就此事作过了解，知道那译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文革前北京编译所一个翻译小组的集体笔名，取的是〃齐力合心〃中后两个字的谐音。
4、上书毛泽东谈哲学
记者：在文革中，你已形成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一系列思想。难道当时不害怕承担政治后果吗？
何新：〃死猪不怕开水烫〃。因为此前反正我已当过〃反革命〃。 事实上，在1974…1975那几年里，我曾不断地给毛泽东写信，寄到北京中南海、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地。在这些信中，我既谈自己对当时的文化革命、批林批孔、中国历史的看法；也试图把我对哲学、辩证法和逻辑问题的研究呈献给毛。 我当时天真地认为，我所进行的研究，正是他老人家一直所期待着寻找的某种理论答案。
记者：（笑）您的确是太狂了。但是请问，您当时这样想的根据何在？
何新：我的想法有一点根据。 1966年春，毛泽东在杭州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曾谈到，关于辩证法的规律还没有确定。这个问题他在六十年代曾反复思考和谈论。 他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在时空中相互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1965年毛泽东读李达《哲学大纲》批注）。 他说他不相信恩格斯关于辩证法所讲过的三个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他说对马列老祖宗讲的话也不能迷信。他说他认为，宇宙中只有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规律，这就是矛盾，即对立统一的规律。 这个杭州讲话，虽然没有正式被发表，但通过文革时代印发的毛泽东内部讲话，流传很广。我在文革期间也读到了这个讲话。
5、《矛盾论》的一个问题
记者：毛泽东有一部哲学名著《矛盾论》。
何新：《矛盾论》是一部好书。特别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决定于主要矛盾的主要（主导）方面的论述，发人深省。但《矛盾论》开头的两句话，讲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宇宙观，这是承袭苏联哲学家（德波林）的观点，应该说在理论和语义上都是有问题的。 我在80年代曾写过一篇辩析的论文《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就是研究这个问题。（《何新集》，第6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在实践上，毛泽东很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设置对立面〃，〃分析矛盾、利用矛盾〃，〃辨证〃地处理问题。但在〃矛盾〃这个概念的解释上，他似乎并没有吃透以及透彻地说清楚这个规律。
记者：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不理解一个规律怎能运用它呢？
何新：原始人并不了解关于火的物理规律，但人类在实践中用火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感性的经验体认与理性的概念把握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正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过：〃没有一个哲学家真正懂得黑格尔的《逻辑学》〃（他这样说时似乎包括了自己，因为从《哲学笔记》看，列宁自己也不断地探求，询问此书的内在涵义）。 但是，我在70年代认为自己已搞懂了黑格尔逻辑的真义。因此一直有心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书或一篇论文，寄给毛泽东。
记者：内容谈什么呢？
何新：上书向毛泽东讲哲学。（笑）谈谈我对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和理解。
记者：那就意味着，你认为毛也没有讲清这个规律？
何新：说实话，我认为毛泽东在哲学理论上并不是非常成功。在纯理论的哲学研究领域，他未作到透彻和深入。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对于辩证法及对立统一规律，但是并没有最终解答它们。 这不能苛求于他。毛泽东主要的事业是政治活动、军事活动。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不是一位书斋学者。他是伟大的哲人、是伟大的智者，但并非职业哲学家。 毛泽东生前极为关注哲学问题，也关注逻辑问题。50…60年代，他曾经召集周谷城等人，发起讨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问题。当时发表了几千篇论文，也翻译了苏联、东欧学者的论文，但是对问题却并没有搞清楚。这是当时中国哲学思维整体的落后状态所决定的。
6、从语根找哲学
记者：有人说，〃辩证法〃的本来意义是雄辩术。
何新：是。但在国内还是我最早指出这一点的。1981年，我曾在《学术研究》杂志发表论文，指出当时的《辞海》中关于〃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辞条释义是错误的。 因为在旧版的《辞海》中，形而上学被解释为一种〃静止的宇宙观〃，辩证法被解释为一种〃发展的宇宙观〃。这是沿袭于30年代苏联体系的哲学教科书中关于〃哲学上两军对战〃的说法，是不对的。 论文发表出来后，《辞海》的一位编委不服，写文章与我辩论。争论进行了几个回合，事实终归是事实。新版《辞海》已经完全修正了这一条目的解释。我这篇论文中发表的观点，正是我在70年代的研究中得到的认识。
记者：我在《何新集》中读过你的那篇论文。（《何新集》第6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但是我认为这种考证，是一种很烦琐的语辞考证。
何新：不。我当时发表这篇论文的真意，是试图从这两个哲学基本观念入手，打破当时那种比较僵化和教条化的哲学概念体系。这是一次尝试。 你如果读过艾思奇的书，会知道他有一个著名的〃两军对战〃理论。对整个哲学史，他都采用30年代苏联哲学的观点，把一部哲学史，机械性地看成是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历史。
对哲学和哲学史的这种机械性分类的观点，渊源于三十年代苏联机械论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在建国以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主流哲学意识形态。这种哲学思想的二分法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思想性的分类。也就是说： 唯物论＋辩论法=革命、进步、左派 唯心论＋形而上学=反动、倒退、右派 我之所以要对辩证法作溯本寻源的语源学研究，潜在意图是想指出上述的政治分类所依据的哲学理念基础是靠不住的，是十分可疑的，因此可以打破。 事实上，我当时认为必须打破这个枷锁，哲学思想才能得到解放和发展。
记者：那么，你是用语义学寻求对哲学的重新解释。
何新：1984年，我曾到南沙沟公寓拜访钱钟书先生。那次钱先生和我纵谈了整整一下午。钱钟书先生说，我在哲学及训诂学（即语源学）方面作的考证工作，有点像海德格尔式的研究，类似海氏在《林中路》等著作中的工作，是〃从语根上找哲学〃。 我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评价并不高（我认为它是一个充满神秘主义的晦涩而思想却很浅薄的体系）。但所谓〃从语根上找哲学〃，这却是深获我心的精辟之论。
7、两种对立与两种矛盾
记者：我有一个问题。你刚才曾谈到关于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规律毛泽东认为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也是辩证法的唯一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