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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输。由于回输这种特殊的操作过程，无论是消毒剪、消毒钳还是离心机，尤其是前两种器械，为病毒的可能传播大开其门。不知什么原因，单采浆中存在的这么普遍的大漏洞，一直没有得到机构庞大的医院、防疫等卫生系统的察觉和关注。
农民在拼命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而卫生主管部门，则在拼命地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国家“适时”开放血液制品出口，更大调动了采血收浆的积极性。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乡镇企业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资局，各种相干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上马血站。而给血站发许可证也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权力，由于采血许可证需要省级卫生厅发放，在全国范围内，几乎都出现了卫生部门中医政、疾病控制和爱卫会三家争管的局面——最终医政夺走了这块肥肉。几乎可想而知，争夺意味着权力寻租在血站批建中发生的可能性。由于时过境迁，寻找到某种确凿的证据是困难的。但河南省的一位前防疫官员一针见血：“我1993年曾经到下面几个血站看过，一看就害怕，离心机一离血袋就破，还有消毒钳，血站工作人员有很多连融血反应这样的基本知识都不懂。
现在卫生厅的官员都至少是医科院校大学毕业，他们不会连这些都看不出来吧——要么是装作没看见，要么就根本没看。这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这根本就是腐败。”但发财心切的人们已经顾不得许多了。最颠峰的时期，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30家，仅驻马店就有39家——这些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过省卫生厅批准的。“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上午到县城卖血，一扭脸又跑到开封卖去了。”开封尉氏县屈楼村的丁军对记者说。血站的遍地开花固然为农民献血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艾滋病的交叉感染和异地传播。
按照采血手册的规定，单采血浆者每次至少要间隔半个月，但事实是这个规定如同废纸。“我一年最低300次，平均是一天一次，实际上一天抽两三针是常有的事。”文楼村民程彦军说。那位血站护士告诉记者，由于卖血农民太多，他们当时五六点钟上班采小血（指化验），正式采血常常从早上七八点钟持续到晚上七八点钟。程彦军也证实，他们村的卖血者总是凌晨三点钟就起来，“去晚了还挂不上号，去的早可以赶上挂两个号，上午一针下午一针。要么就是前院抽完赶紧往后院跑再抽一针，或者各抽两针。”他们习惯于把县卫生局的血站称为前院，把人民医院称为后院，程彦军也抽过4针的，但抽完之后当场晕倒抽筋，习以为常的护士只是过来给他挂一瓶葡萄糖。“他们从来不阻止我们一天卖几次，有针眼捂住就给你扎，也不管你的血质量不质量。”
程勇力说，每天在着两个血站卖血的总有500人以上，每天抽1000针，床位不够就一头躺一个。后来在邻近的遂平县一个血站打过工的程勇力知道这其中的暴利：“除去给卖血者的40多块钱外，血站还能净赚至少70块钱。”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农民献血者不是没有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驻马店、开封、周口、商丘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着，这个胳膊是化肥（指尿素），这个胳膊是磷肥。”丁军曾经开过一辆“奔马”跑菜，很快他和其他几辆车成了接送卖血者的班车，丁军也就是在拉人过去的过程中顺便卖了不到10次，这是致命的10次。对生财无门的农民来说，卖血是个不错的职业，依靠卖血盖房娶媳妇都不是新鲜事。程勇力90年的时候曾到广东打过工，一个月也有600多块钱，但干了一个月就觉得还不如卖几针血。“觉得又不干活又不累，往那一住，没钱了抽几针，还可以带些钱回去。抽得猛了，休息一个月也就养过来了。”
程勇力很是后悔，“当时真没人告诉我这么危险，如果知道传染这种病，别说四五十，给四五百都不干。”谁也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1993年后，程勇力真的没有再去卖血。他最后一次在县人民医院血站刚抽完，就浑身发冷，持续高烧，打了20多天针不见好，后来怀疑是发疟子，打了一针奎宁好了。“当时我怀疑是冬天输的盐水太冷，血管受不了了。”
程勇力说，“我从此再也不敢卖血了，后来跑到海南的一个度假村当保安。”现在看来，那更像刚刚感染艾滋病后出现的症状。1995年3月，就在曾毅回国前后，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突然发布通知，开始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这次行动是强有力的，到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血站都被关闭。这之后虽然有一些血站经营者——比如承包上蔡人民医院的姓尼的医生——继续私下采血，但在半年之内，这些地下非法血头即遭到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然而，悲剧已经酿就。把责任推给那些非法血站也是不负责任的，它们存留的时间太短。在1995年之前，地下血站更少之又少，原因很简单，就像烟厂和电信公司一样，根本轮不到他们吃那块肥肉。
盖子
公允地讲，在最初，没有人能想到艾滋病的乘虚而入。“我一直以为艾滋病在中国不可能大规模流行。”一位市卫生局长向记者坦言。他的理由是，中国家庭还是比较稳固，即使到今天，婚外性关系也不多，而且让人看不起。同时中国对毒品打击力度很大，吸毒传播也不可能扩张。“一直到1995年，全国一年报道的感染者才一两千，70％多因为吸毒，20％多通过性传播。传播范围都非常有限。”不知为何，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专家、官员和各种文件书籍，可以谈中国的吸毒问题，可以谈中国的地下性产业问题，惟独对输血供血传播不以为然，常常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统计数字中相应的感染比率也少得可怜。这种疏忽带来的恶果到今天已经显露无遗。
事实上，全世界通过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报道已有多起，最著名的是法国输血案，由于当时刚刚发现HIV，法国上尉实行献血者HIV抗体检测，结果导致数千名输血者感染HIV，以至死亡。这一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导致法国卫生部长辞职和有关人员坐牢。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至少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部门已经获知卖血者中有艾滋病患者或携带者。当时一批由兰州生物制品所出口南韩的血制品中被发现含有艾滋病毒，原浆就采自河南。也就在这一年，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收到上海生物制品所的通知，它们售往上海的血浆中被抽检出有2例携带艾滋病毒。相信同样的报告应该也递交给河南省卫生主管部门，但后来的处理办法是这家血站不再允许这两人卖血。
至于这两个人是否继续到其他血站，没有人再去过问。也没有人再去深究，这么危险的单采回输法，这么随意的卫生条件，这么踊跃的多次卖血者，一旦出现一个艾滋病，后果会是怎样的？对医生来说，这些都并不是需要费很多脑子才能想到的问题。不是没有警觉者。也是这一年，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官员发现，下面送的血样虽然全部合格，但有很多是一个样本分装的，于是他找来一批原血样抽检，这一抽不得了。“旁边的学生说，老师，我们可以申报科研成果了，我可是腿都吓软了，这种东西永远不出现才好。”可惜的是，这一次次警告没有引起重视。往最积极的方面猜测，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HIV在卖血者中的出现没有通报给下面的卫生防疫部门和血站，或者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了解艾滋病怎么传播。
上面的管理者虽然知道有艾滋病，但根本不了解下面是怎么采浆的，所以意识不到可能大规模传染的严重性，只认为那是偶然的个别现象，不让感染者再卖血就万事大吉，证照批，血照采，财照发。就这样，由着HIV的幽灵在中原游荡，毁掉村民的健康，侵蚀着一个个贫困乡村的灵魂。“如果当时就追究的话，就能减少很多人被感染。”
程勇力说。惟一值得庆幸的是，1995年对官办血站的查封是坚决的，尽管一些血站一直延续到1996年初。但艾滋病大规模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掐止了。随着1998年《献血法》的出台，买卖血制被禁止，河南省的血站缩减为23个，所有医院用血都由这23个中心血站统一供血。
据河南省卫生厅介绍，经过2年的努力，到2000年，河南的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卫生部对河南采供血机构血液抽检，合格率也达到100％。可是，另一些事情又有些让人费解了。在大力推动中心血站建设和无偿献血的同时，因为卖血而传染的艾滋病疫情却被冷冷地掩盖了起来。1996年，在曾毅等人的一再督促下，河南省卫生厅搞过一次全省范围内的献血员抽查。
这次抽查的结果被放置于保险箱里，有人说抽查的结果很惊人，但记者得到的数据是，当时全省17个地市，信阳的调查结果排名第一，抽检5000份，其中106份呈阳性，其他地市都相比低得多。这个排名让信阳地方领导很难堪，但一位卫生官员说，纸里包不住火，不信三五年后再看。此次抽检后，盖子被更紧密地捂了下去。到1997年，开始陆续有人高烧、腹泻，没有人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到1999年，有人开始死去，更多的人开始发病。一直到高耀洁和桂西恩教授惊恐地发现，在那些偏僻贫穷的村庄里，居然有如此高密度的艾滋病人。即使到今天，在河南采访和报道艾滋病仍然是一件讳忌莫深的事情。除了上蔡文楼，其他地方的艾滋病仍然不被官方提及。开封的那位医生抱怨说，没有人向他们通报当地的艾滋病感染和发病情况，他们也不能下去调查，医院很难根据实际情况准备诊治，一个三级医院连对症艾滋病的杀毒药品都没有，只能是真正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由于河南省仅有省卫生防疫站有确认权，我们只能初筛，但病人一般都不会再去郑州了，他们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致使地方上发现病例却又无所控制，大批病员消失在人群中。”
这位医生说，按照国家规定，医院初筛发现后要在12小时内通报当地卫生局，“我们这么做了，但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跟我们联系去追查，这个病人在那里，怎么处理；我们送去的样本，省里也一直不反馈。”“无论如何，都得把情况搞清楚，不能闭着眼说瞎话。”这位传染病专家说。对防疫和传染病医生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坐在医院里等待。“回避是最糟糕的解决方式。”美国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状况直言不讳地指出。
联合国在一份长达135的报告中写道，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3400多万人，最少还另有5000多万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这是更大的危险。”当然，有关方面也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对一些重点区域进行过抽查，但只是抽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告诉记者，国际上也不主张普查，“没有这个能力，势必造成对预防资源的转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王哲强调，一个感染艾滋病的人也是有公民权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又不能让他们在当地过不下去，小孩上学没人要，生意做不成。他向记者解释，为什么不在新蔡等其它一些高发区建立像上蔡文楼那样的卫生所：“卫生所一建，等于立了个牌坊，说这里是艾滋病村，你让他们还怎么生活？”在王哲看来，文楼的方式是失败的，对当地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希望用温和的方式，既减少疫情的蔓延，又不影响当地经济和正常生活。”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去年在驻马店召开的全国东西部乡镇企业洽谈会上，就有外地投资者对上蔡退避三舍。记者在尉氏屈楼采访时，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了两亩半无籽西瓜，拉了一大车到城里卖，一听说是屈楼的就没人买，后来总共卖了80块钱，辛苦了一年，连瓜籽钱都不够，回来的路上女人们边走边哭。
但是，在经济和生命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即使文楼因为高桂两位医生和记者的披露而经济和形象受损，记者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缺医少药，没有外界的光顾，没有政府的救助，也没有任何防治措施，眼看着家庭的支柱一个个倒去，只留下老人和孩子，这种方式不是更失败吗？“1988年，当乔纳生·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在设立自己的‘艾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