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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而成。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一根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这只玻璃什管里装有毒药。这看来像水的毒药以气雾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发射出来。如果从距离大约1英尺半的地方将气雾射到哪个人的脸上，这个人一吸入这种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
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笑着，露着大牙，仿佛因吓坏了他而感到快乐。 “十分简单，你看，比这样好多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脖颈前划了一道。“这气雾丝毫不留痕迹，不可能查出是谋杀。只是你自己必需谨慎小心，务必注意不要让气雾危害到你。我们不想让两个人死亡，那就要露馅了。” 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递上一片药，然后告诉他：“这是防护品，你预先把这片解毒药吞下，而在发射这武器之后立刻弄破一个解毒针管，吸它的气雾，这样你就会免于死难。” 这位名叫塞尔盖的克格勃特务把这种喷毒枪向斯塔申斯基作了操作表演，然后要求他第二天必须来亲自实习一番。 第二天，斯塔申斯基跟着塞尔盖来到了附近一小片林子里。 塞尔盖将他带来的小狗拴在一棵树上。然后，他在给了斯塔申斯基一片防毒药片后，把那件氰化物杀人武器交给了他。 斯塔申斯基心烦意乱，不忍去看那只狗，而这条小狗却忠实地围着他的脚转。
他明白，这逃不过塞尔益的眼睛。他只好转过脸，在距离狗大约1英尺的地方发射了这种武器。几乎没有任何爆炸声，这个动物当即被击倒，经过一阵短暂的痉挛，毫无声息地死去了。 狗的尸体被遗弃在林子里，塞尔盖拿走了拴狗的皮带、颈圈和口络，仿佛完成了一项任务，扬长而去。这时，斯塔申斯基完全明白了，他就要毫不留情地运用这种武器去执行杀死里贝特的任务。1957年10月9日，他从柏林飞抵慕尼黑，假名“西格弗里德·德雷杰”。按照塞尔盖给他的详细指示，他在以后的3天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丸，定时到卡尔斯普勒茨大街等候里贝特的出现。1O月12日上午10时刚过，当里贝特下了电车朝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他的寓所走去时，被斯塔申斯基发现了。听到里贝特进入那所房子的声音，斯塔申斯基就立即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向他的毫无戒心的猎物走去。 当他走到里贝特身边时，他将那武器对准他的脸开了火。没有响声，没有惊叫声，也没有流血，只有里贝特倒下去的轻微声音。
看到里贝特中弹，斯塔申斯基立即冲下楼梯。在门厅里，他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他跑出那所房子，将那件武器扔进荷夫花园后面的小河里。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斯塔申斯基心慌地来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飞往柏林。斯塔申斯基成功地迎接了他的“第一个熟人”。 博格丹·斯塔申斯基是个十分聪明伶俐的小伙子。1948年4月，他获得了利沃夫大学预科的退学证，开始在利沃夫师范学院攻读数学。1950年夏末，他因无票乘火车被捉住，并被命令去向利沃夫的交通警察局报告。这一命令足以吓坏甚至最勇敢的乌克兰人，因为交通警察里设有一个苏联国家安全队，即苏联国家安全部下面的一个特务机构。 这个特务机构的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接见了斯塔申斯基。这个上尉只字不提车票的事，而是不断地询问有关斯塔申斯基的家庭和家乡的一切。坐在上尉面前，斯塔申斯基感到不安，因为他不知道上尉究竟想怎么处理他。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警告这个年轻人说，他完全清楚他的家庭是卷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他还强调说，乌克兰人反对苏联的反抗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肯定会被捉住，被逮捕，被惩处，被放逐”。
年轻的斯塔申斯基很快明白了这位上尉的用意：如果要想保护他的家庭，他只有向苏联提供乌克兰地下运动名单的情报。作为报酬，他的家庭成员将免遭逮捕。 谈话后不久，斯塔申斯基就在一份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书面声明上签了字，并发誓绝对保密。他的化名叫“奥列格”。在以后的时间里，斯塔申斯基为了执行他所接受的指示，他把家乡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记了下来，并上报那位上尉。1951年2月，西特尼柯夫斯基告诉他，必须尽快打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一个抵抗团体，设法搞清楚那位亲苏联、反天主教的诗人加洛斯拉夫·加兰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谋杀的详细情况。并再次受到威胁，如果他不再帮助他们干的话，他的双亲和姐妹将被驱入集中营，事实上，苏联人认为斯塔申斯基已具有成为一名优秀间谍所需要的素质。 几天后，斯塔申斯基以国家安全部就要逮捕他为借口，设法打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一个地下团体。他向国家安全部如实地进行了汇报，结果，国家安全部立即通知他说，既然乌克兰人已经完全知道了他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他就再也不能国家了。如果他要求得到安全和自由，他就必须放弃学业，加入国家安全部。直到这时为止，他所偶尔得到的报酬只是一小笔钱和被领导拍拍肩膀。但是当斯塔申斯基说服了他的姐姐把他介绍给躲藏在利沃夫附近森林里的一些乌克兰地下运动组织成员之后，他便以其情报质量之高给西特尼柯夫斯基以深刻印象。他向苏联人提供了加兰的谋杀者的名字，他因此得以在苏联的薪金名册上列名，月薪9oo卢布。 3．2性命游戏 斯塔申斯基被送到基辅接受为期两年的间谍训练。此刻他的化名是“莫罗斯” 。
在基辅除了接受政治教育外，他还被授以德文和间谍知识。1954年，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并入克格勃。斯塔申斯基被允许同他的双亲见面，但只能告诉他们他在基辅工作。 1954年年底，斯塔申斯基被给予一个全新的身份：约瑟夫·莱曼，1930年11月4日生于波兰陆柯维克村的一个日耳曼族人。 斯塔申斯基为了扮演他一生中这一新的角色所得到的训练是极端彻底的。在苏、波特务机关军官的陪同与监视下，他使用他母亲少女时代的姓“凯佐”。在波兰，莱曼到曾生活过的重要的地方旅行，并熟悉这里的一切。最后，斯塔申斯基被带去德国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苏占区，移交给了他将来的苏联上级军官塞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无须赘说，约瑟夫·莱曼，这个他将充任的人，早就消失了。
斯塔申斯基在克格勃中的印象一天天在加深。甚至在基辅训练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还不放松他的训练，交给他全套的各种各样的职业和任务来检验他。在斯塔申斯基被派遣出去之后，他仍然受到克格勃的监视。 1956年，斯塔申斯基开始被克格勃启用。他被派往慕尼黑去监视那些敌视苏联的乌克兰流亡者。作为“莱曼”，他必须同一个化名叫比萨加的乌克兰移民建立联系。比萨加一面任职于一个乌克兰流亡组织在慕尼黑发行的反苏报纸《乌克兰独立报》编辑部，一面以克格勃的奸细在这个德国城市里进行活动。然而；斯塔申斯基一点也不知道，西德的特务机关业已获知他是一名苏联间谍。他们已将他同比萨加谈话的情景拍了照片。那时他们已经知道比萨加是莫斯科的特务，由此他们推断斯塔申斯基是在为同一个主子工作。但是，这时西德国家安全部机关已为克格勃所渗入。那个机关的苏联科负责人本身就是一个苏联特务。他很可能将关于斯塔申斯基的情报压下不报。
斯塔申斯基这时已成为一个忠实的苏联间谍，否则苏联人绝不会考虑派他去杀人。原先他仅以为盯列夫·里贝特的梢，以便适当的时候将其劫持回乌克兰，而决没有想到要执行杀害他的命令。
作为见习斯的间谍，斯塔申斯基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他被要求尽可能查明里贝特所有的活动及日常工作规律。在对里贝特进行侦察时，里贝特一离开卡尔斯普勒茨的办公室，斯塔申斯基便紧紧尾随。第一次盯梢，斯塔申斯基感到非常不自在，好像全世界都在跟踪自己，又好像里贝特早已认出了他。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斯塔申斯基戴上了墨镜。他环视周围的一切人，发现只有他一人戴着墨镜，他又感到不自在，结果还是取下了墨镜，因为不戴墨镜比戴着少惹人注意。胡思乱想一阵之后，斯塔申斯基终于稳定下来，克服了他的恐惧心理，开始千方百计追踪里贝特，观察他的一切活动及日常生活习惯。这期间里贝特竟毫无觉察。 斯塔申斯基感到一阵欢喜，对里贝特的跟踪也更进了一步。
也许是克格勃已经了解了这一切，也许是一种巧合，克格勃命令斯塔申斯基立即实施对里贝特的暗杀行动。 正好在这时，斯塔申斯基热恋上了英格·波尔小姐，一个普通的德国姑娘。她和她全家都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在他杀了里贝特之后，他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值得担忧。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被派往鹿特丹，奉命监视为1938年被谋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所做的墓前追思礼拜。斯塔申斯基将所有出席这一仪式的人都拍了照，特别注意到一辆带有慕尼黑车牌的停在墓地外面的兰色奥普·甲必丹汽车。他发现这就是礼拜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的车子。 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分部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与西方的联系也最密切。在克格勃桥命想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名列前茅。关键的是：必须干得不露形迹，像干掉里贝特那样，被看作是意外死亡。 美国和英国的特务机关都一度同班德拉有密切联系。英国当时相当器重班德拉，他成为当时移民中一个颇具声望的人。1959年，班德拉在慕尼黑被神秘地谋杀了。对于班德拉的死因，人们一直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谋杀班德拉的凶手究竟是谁？是美国情报局或别的什么组织？事实是，1958年末，克格勃头目塞尔盖向斯塔申斯基下达了干掉班德拉的命令。历史的迷团在克格勃的历史档案中找到了谜底。 当斯塔申斯基追踪他的猎物时，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掩护身份，即住在杜伊斯堡纳彭韦格大街69号的汉斯·乔基姆·巴德。 巴德出生于卡塞尔。对于通常细心的克格勃来说，采取这一做法是不平常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巴德本人还活着。也许这正是克格勃玩弄的一个狡诈手段，因为他们已经得知斯塔申斯基同英格·波尔的恋爱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情的间谍活动正在迫使斯塔申斯基陷入一种无法忍受的处境：要么，继续充当克格勃的杀手；要么，继续喜欢英格·波尔，与她终身为伴，被克格勃抛弃。 班德拉使用的是波普尔的身份，是一个游离不定、捉摸不透的人物。在克格勃派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去反复侦察之前，甚至连班德拉的手下也难于确切知道他的行踪。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找到了班德拉的住所。他跟踪班德拉来到了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斯塔申斯基试图搞清楚房内的一切，因此他搞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借班德拉不在之际，很快地打开了房门，查清了房中的一切。他把得到的所有情报和有关班德拉的情况汇报给了克格勃中他的上司。 斯塔申斯基希望这次喋血的“湿活”不再落到他的手中。然而，莫斯科方面早已获悉斯塔申斯基的偷偷摸摸的恋爱生活，而使他得免于被干掉的原因，可能就是他至少小心谨慎地在英格面前保持着他的假身份。英格称呼他为“约希”，作为对他原来的间谍化名瑟夫·莱曼的简称。1959年4月，他们秘密定婚。
在斯塔申斯基最后得到他必须杀死班德拉的通知之前，他曾奉命前往莫斯科。
克格勃分子格奥尔基·阿克森捷维奇告诉他说，班德拉已经被判处死刑了，由他充当行刑者。也许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也许是一种借口，斯塔申斯基提出，班德拉通常随身带有一名保镖，谋杀有一定难度，克格勃对此的回答是给他一支双管手枪，以备急用。 斯塔申斯基不得不再次充当杀人犯。他被阿克森捷维奇请去，为成功谋杀里贝特而庆贺。在那里，阿克森捷维奇同时告诉他，那种杀人的武器在技术上已有相当改进，以前使用的枪能撒出一些玻璃小片，现在已经不会了。 但是，斯塔申斯基明白，愈是甜言蜜语，愈是困难更大。危险更多。要是杀不了别人，自己就会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