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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产要素——管理，它的作用就是协调。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普兰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就职演讲中说，消费者是经济体系中的“最终的雇主”，而且引用了阿瑟·索尔特的话：“正常的经济体制自身在起作用。”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页。普兰特的观点似乎使科斯对企业管理和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模糊不清。但是科斯意识到，这个论点似乎不完善。
这两种观点是怎么样才能相一致呢？如果所有的协调都必须由市场来提供的话，那么，为什么需要管理来协调呢？对科斯来说，本质上同样迷惑不解的难题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社会主义前苏联的出现。对今天的人来说，很容易对科斯他们１９３１年所看到的情况持错误的观念。俄国十月革命在１９１７年发生，在经过战争和内乱时期以及集中管理的最初阶段以后，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直到１９２８年把托洛茨基流放后，才成为毫无疑问的俄国领导人，并在１９２８年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科斯那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因此很难形成关于前苏联的计划如何付诸实施的观点，科斯对共产主义制度是怎么样运作的知之甚少。科斯听说在伏尔加河上建筑大型第聂伯水坝，科斯去过美国的塞内克特迪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工厂，看过正在制造的大型水坝发电机组，不过，很难详细地了解其情况。列宁早已说过，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经济体制国家将管理得像一个大工厂一样。尽管当时要找出苏联正在发生着什么情况无疑比现在容易得多，但还是只有很少关于苏联的经济组织的经验作为研究的依据，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家正在忙于对社会主义计划问题进行大辩论。在辩论中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把一个国家管理得像一个工厂一样将是不可能做到的。科斯想，人们认为不可能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管理前苏联经济，那么西方世界存在许多巨大工厂的事实又如何解释呢？当时科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科斯到美国后访问了诺尔曼·詹姆斯（RJames），他是社会主义的总统竞选人。人们也许要问，科斯是如何把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接受普兰特的研究方法调和起来的？科斯只记得，他的一位同学勒纳在其《统制经济学》一书中承认他的观点的发展受到普兰特的影响，并前往墨西哥会见托洛茨基。规劝托氏说，只要再造竞争体制的效果并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但是对科斯来说，他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未经任何明显的否决阶段就相当迅速地消失了。
科斯是带着这些疑问到了美国。留美期间，科斯很少上课，虽然在美国科斯访问了许多大学，但主要的是参观一些工厂和商店。在科斯旅美之前，英国最大的职业工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秘书欧内斯特·贝文为科斯与英国银行的布鲁斯·加德纳联系过，加德纳给科斯出具了给美国各种商人的介绍信，从而使科斯到美国后能够毫无困难地会见这些商人。科斯仍然记得最有教益的一天是在一个联合碳化物代理商的办公室，听他们的电话谈话。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这次参观给了他一种关于替代可能性的生动感受。留美期间，科斯阅读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和诸如科普兰的棉纱工业研究，描述不同产业的组织的书籍。他还阅读了贸易期刊并利用更为少有的原始资料，诸如电话号码簿的泛黄页码。科斯入迷地从中发现众多的专业化企业，这些企业在科斯所认为的单一产业内部运行。科斯还从中发现如同煤炭公司和冰激凌公司那样的有趣结合。实际上科斯在美国做的就是寻找能解决他带去的难题的线索，令人惊奇的是，科斯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科斯通过各种访问、调查、观察与研究，需要解决的难题逐渐明朗起来，这就是，一种交易是在独立企业之间用合约安排来处理，还是用一体化来处理的原因是什么？这两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在１９３２年２月底就已经在科斯的头脑中萦绕。在科斯的回忆中，他说他不能准确地说，他是如何找到解决办法的，直到他做完了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解决的办法是必须认识在市场经济中存在进行交易的费用，必须认识将它们结合到分析之中是必要的。科斯认为一种交易是在企业组织内进行，还是在市场中发生，取决于达到同样的结果时成本的比较。所有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和明显的，但是要认识它，让科斯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直到今天许多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它（或它的真正意义）。
可以说，最终引导科斯走向一体化理论的是一条稀奇古怪的思路，而且这条思路部分是由于考察现在被称为资产专用性的东西对促进纵向一体化的作用所促成的。科斯在纽约访问瓦西里·里昂惕夫时，并就里昂惕夫假定“一个公司有一定数量的稳定需求和高于这个数量的波动需求，那么生产稳定需求并从外部买进波动需求可能对公司有利”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54页。科斯指出，如果生产这个数量有利，为什么原料生产者不开办一个工厂或增加此类的设备来生产这个固定的数量呢？并指出经营两个工厂，每个工厂安排适当波动的产量可能会便宜些。最终的结论是，应该调查企业之间的长期合约。这在许多事例中可能被认为是实际经营一体化的替代方法。科斯就此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喀利的钢铁厂以及西尔斯·罗依布克公司、蒙哥马利·华德公司及其芝加哥的堆料场，还去过米尔沃基，在那里参观了艾利斯·查默斯公司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史密斯工厂。不过科斯没有忘记参观芝加哥大学，他听了几节奈特的课，奈特正在讲授计划的制定。并认为奈特的“财产、竞争和自由是同一事物的种种名称，”一句话对他寻求一体化理论没有多大帮助。惟一与科斯讨论一体化问题的人是雅各布·瓦伊纳。此教授以对学生严厉闻名，但对科斯很和蔼。然而科斯不能肯定从瓦伊纳教授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
正是这些访问、调查、讨论、观察、研究、思考与探索，科斯成功地把市场制度与交易费用联系起来，带回了科斯一直在寻找的问题的初步答案。而这些完全出于种种偶然和好运气，以及科斯博览群书，对科学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
第一部分 科斯：寻找经济生活的智慧第3节 走向社会，入经济学奥堂
１９３２年科斯大学毕业，这一年是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GreatDepression）最严重的年份，失业到处可见。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中失业也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但是科斯又一次交了好运，让他一毕业就找到了工作。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在１９３１年，由于一个杰出的黄麻织造工业的企业家，乔治·邦纳（GeorgeBonar）的经济资助在邓迪建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Beveridge）和其他一些人在这所学校当顾问。学院是由邓迪教育当局管理，学院的目的就是为学生从商做准备。高年级教师的聘任是在１９３１年进行。低年级教师的聘任是在１９３２年进行。科斯回忆道，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当时他找到这份工作是较容易的。由于他获得的是商学学位，尽管对经济理论了解甚少，但对实际事务方面则学得较多，这样科斯看上去比经济系毕业的大多数学生更有条件适合这个职位。为此科斯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被聘任为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的助理讲师。科斯曾想，如果邓迪学院不是在１９３１年成立的话，不知道他会干些什么。既然如此，一切就从这里开始，科斯打算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并可能逐渐地发展。
在邓迪学院，科斯的教学任务包括了１０月份开始讲授的全部3门课程。邓肯·布莱克（DuncanBlack），当时邓迪学院的另一个助理讲师，他回忆说科斯当时是带着满脑子关于企业的想法来到邓迪的。幸运的是，科斯教的课程之一是《商业企业组织》。在科斯保留许久的给他的朋友福纳的信件中，科斯就描述了他在那门课程中第一堂课时讲课的内容。其包括了后来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的主要论点。当然，作为一个刚出校门的人来说，根本就不会想到他在１９３２年这些思想将会是那样重要。科斯喜欢讲课，科斯在给福纳的信中，在描述了他的上课内容后写道：“对每门课程来说，都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我想），我自己感觉是相当满意的。我能说的一件事就是我自己做得完全成功了。”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45页。因为，就科斯回忆，他在邓迪学院讲课之前，没有读过多布的《论俄国经济发展》，只是读了一点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以及相应的著作，主要的影响是来自普兰特。
科斯到邓迪学院后开始阅读；有亚当·斯密（AdamSmith）、帕伯克（Babbge）、杰文斯（Jevons）、威尔斯特德（Wicksteed）和奈特（Knight）等人的经济学经典著作。科斯在邓迪学院所写的日记中，以及在邓肯·布莱克准备为肯尼斯·埃尔金格（KennethElzinga）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写的关于科斯的条目中表明，科斯在那时的态度是“确实是出人意外的”，科斯希望经济学既能处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问题，又能用简明的方法这样做。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多是满足达到目标的一种或另一种，而在科斯心目中，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显然是为了达到这两种目标。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46页。不管科斯是否获得成功，布莱克正是描述了科斯的经济学目标。这表明，虽然科斯开始不是进行经济学学术研究，只是接受过工商管理知识的教育，当他开始研究经济学时，目的还是运用其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发生了什么。
但是科斯认为不能排除他的思想要受现实经济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在１９３３年张伯伦（Chamberlin）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一书，琼·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这些著作给予当时经济学界一个巨大的震动，科斯也和其他人一样被卷入其中。当时科斯在邓迪也用琼·罗宾逊夫人所采用的新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张伯伦讨论过的市场双头垄断问题，并在１９３４年写了一篇论文。其论文在１９３５年发表。不过，从科斯当时的态度来看，尽管在凯恩斯雄踞经济论坛之前，这两本书是20世纪３０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主要感兴趣的书，但科斯在那时候对这些著作并不抱任何希望。
当科斯在邓迪伦敦经济学院度假时，他的大多数时间是用来与福勒一起讨论经济问题，这时福勒被聘任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助理讲师。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是相信（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决定产出的生产者假定，现有的价格与成本与将来的价格和成本是相关的。这表明如果生产者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生产的话，将导致价格与产出的波动，这也是卡尔多（Kaldor）所称的“蛛网定理”。他们运用蛛网定理来研究英国生猪生产的周期波动问题并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就像科斯认为的那样，他们从事的一个统计调查表明，英国的生猪生产者并不假定现有的价格在将来是保持不变的。当价格高于平常的水平时，他们希望价格下降；当价格低于平常时他们就希望价格上升。就像科斯在以前的通信中表明的那样，他打算使用这种分析技术。而这种技术已经展开到探讨其他方面生产者预期的形成的研究中，福勒也有同样的打算。然后；科斯所持有的是对经济学家通常仅作为技术性处理的测量概念感兴趣。在这点上，科斯是受了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舒尔兹（HenrySchultz）关于派生统计需求表著作的影响。科斯除了对预期进行研究外，他也开始对资本成本进行调查，了解它是怎样随着结果的范围、企业的规模和行业的规模而变化的。这些研究没有任何一项是完成了的。但是福勒完成了《论生铁屑替代生铁制钢》的论文，并且发表在１９３７年《经济学季刊》上。科斯认为，如果这类工作能够继续研究下去的话，这可能会给投入－产出分析注入新生命力，而且必将大大改善他们对竞争机制的运作的分析，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
在这个时候，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