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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2李敖对话录-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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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国民党让您坐过两次牢,禁过96本书。对一般人来讲这是沉重打击,对您来讲,这段经历起了什么作用?
  答:基本上,它是一种磨砺。我认为,训练男子汉的磨砺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作战,一个就是坐牢。作战就是当兵打仗的时候训练你的性格,坐牢是把你人生降到最低层面的时候来磨砺你。可是一般人经过坐牢,都坐垮掉了。一般人都垮掉了。你看一下,什么柏杨呵什么,坐牢以前还敢骂警察,出来以后连警察都不敢骂了(笑),北京话叫SONG了。大部分都这样子。坐牢坐得人都SONG掉了,或者满头白发,反正所有花样都出来了。
  问:你为什么没有……?
  答:我觉得(跟我)不断地修炼自己有关系。我觉得人是可以修炼的,就象美国林肯总统所说的,一到40岁以后长什么样子自己负责,跟爸妈没关系。中国讲的“成于中,形于外”,“相由心生”,你的修养修为会影响你的相貌,待人接物,举手投足。他的气质很好,因为他有他的那种环境或修养很好,有那种气质。有的人一看就不对劲。我认为后天可以训练出很多东西。(好多东西)我们以为是先天的,不是的。好比说,我们打你一拳,那个喊疼的这个反应,“天呀”,“妈呀”,“疼死我了”,都不一样的。山东有个地方,你打他就喊FEN,FEN就是疼。我还有时用个比喻,好比说有性变态,拿一个风衣,在小巷子里对女孩子这样子,暴露狂。北京女孩子看到,她会讲“呀”;台湾女孩子就“哇”,或者台湾说“哇噻”。她这种惊叹的语言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后天可以训练出……,把人训练成钢铁。
  问:那您是怎么训练的?
  答:训练的方法很多种。一般人错误的方法是写日记,是错的。好比说,失恋了,就写日记,劝自己;苹果不见了,我写日记拚命(劝自己)不要想苹果。不对的。把日记丢掉,出来找香蕉,找鸭梨。找到鸭梨,苹果自然就没有了,就忘掉了。过去我们的修养方法、训练方法都是自省的、内省式的,象宋朝儒子(说的)“慎独”,这是错误的修养方法。真正的修养方法,就是战场上练兵的这种,而不是在军校里面练兵。军校练兵,到了战场上,枪一响后边就屁滚尿流,那不行。所以我认为,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实践。
  漫談文學與技法
  问:您的作品中充满了大量思考性的东西。现在文学流派很多,您觉得文学本质上应该是什么?
  答:有一个英国文学的流派,尤其20世纪后半叶这种流派,觉得文学不是一些故事,不只是情节,也不是长篇大论,文学是要表达美,为文学而文学,(表达)心境的,甚至意识流,内心的状态。这种说法变成文学的主流,我不以为然。你看HENRY JAMES写的那个《奉使记》,我觉得好无趣,它只是内心的那些东西,翻来覆去,我们北方讲叫“倒磨”一样,驴拉磨一样,转来转去,我觉得很无趣。
  当然,那是一种(流派),根本就没有情节,老围着一个感觉,我觉得那是一种表现方法,可是我觉得那种小说很无趣,并且他太狭窄了。象美国那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克纳,人家问他说你的书读不懂,读了三遍还看不懂,他说那你读第四遍。象高行健他们说,我们没有主义。可是他们有主义的,他们的主义就是我的小世界,请你不要侵犯我的小世界,LET ME ALONE,就这个小世界。所以我骂那个川端康成,日本当时他同一代的文学家都开始出来关心普罗大众了,关心军阀的霸道了,结果别人被牺牲掉了,他孬种,他就关心女人大腿,很细腻地描写女人大腿,结果他存活下来了,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高行健走的也是这条路子。当然,我承认,人有他的小世界。这也是文学的一支。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高级的文学家,他应该关心到这个……
  问:应该关注整个人类。
  答:对,不能够完全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们过分狭窄。可是那种关怀不当也会变成教条,变成教条文学,
  也是不好的。
  问:不能沦为为政治服务。
  答: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认为有一个空间去发展这种类似19世纪小说的这种结构。你看我的小说就这样子。人家说,你的小说里面怎么有一两页的讲话?我说你去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连讲了8页,一共,我给数了,7900个字。那你说,你李敖的小说里面常常有一个人在讲话,一个人在演说似的。我说,你看萧伯纳剧本,就一个人演说。又有人问,你李敖小说里面很多对话与说理,没有情节。你看一下海明威写的那个《KILLER》,《杀人者》,全是对话与说理,没有任何情节,没有任何客观的描写,全都靠对话组成。所以对我如果有所批评的人,我必须说,他对文学史不了解。他不熟悉,所以才会少见多怪。
  问:您怎么看目前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状况?
  答:我觉得台湾不要谈了,台湾不足看。我一再讲过,这个文学、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你(的作品)必须跟你人一致。中国人说文如其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讲中国画画也这样子,你画家的画,如果你没有那种人文的训练,你画不好的,你是一个画匠,你不是一个画家。台湾的这些文学,我跟你讲,过去一直被国民党控制,“中国文艺协会”,然后军方的,军中的文艺,军中的写作团体,政府的控制团体,报纸,《中央日报》,《联合文学》,都是这团体。所以你一个人必须加入一个帮口。你要写诗,你要投奔什么台湾余光中的门下,否则你就没什么希望。
  问:永远不得其道。
  答:不得其道。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做人成功,做文失败。文章写得很烂,可是人很好,我给你写书评捧你,你过来捧我。这怎么会有好的文学出来呢?余光中一天一首诗,“天安门,我们来了”。哪里天安门(笑)?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你变成北京“四大不要脸”之一了。台湾(文学)不足看,不够看。
  问:那大陆……
  答:大陆的部分,我觉得除了考古、历史,好比标点《二十四史》这一类,嗯,还好;社会科学呢,就不敢讲了。小说部分呢,过去国民党时代留下一批小说,象茅盾这批人,这批人其实很烂的一批小说。那里面比较好的只有老舍,比较好一点。(其他)其实很烂的一批人,文字都很糟的。你看茅盾的文字跟琼瑶文字差不多的,那种很烂的文字。然后又出来一批“大阳红”这种文字,后期歌颂的这一批东西。然后就是“伤痕”文学,“文革”以后这批东西。我承认不好,我认为不好。
  问:现在有一批青年作家好象还是不错的……
  答:你讲上海的这一批?
  问:象余华、苏童,湖北的女作家池莉等等,他们的作品您觉得如何?
  答:噢,我没有深看。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深看。我老是犯那个毛病,就是我觉得闻这个蛋臭的时候,不需要吃它(笑)。
  问:他们的作品更多的体现了个人的思考或经验。
  答:在社会演变到某种稳定的时候,或者文化水平或者经济上的水平起来以后,一定会有一种文学出现,就是我讲的伪饰的文学就会出现。它也关心内心的细腻,也关心感情的生活,希望革命之声绝耳,不要再革命了,什么救国救民,狗屁了,他们不要谈这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躲开的话呢,这个文学就是高行健的文学(笑)。
  问:就没有力量了。
  答:这就是萨波夫说的,小孩子快饿死了,文学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们这样最注意人类精神层面的这批人,工作者,你们都逃避了,这还得了吗?你们就代表人类的良知的一部分,如果你们都逃避了,那还得了吗?
  问:您的新作《上山·上山·爱》与《北京法源寺》有什么不同吗?
  答:是,是,完全不同。《北京法源寺》是写历史背景,那里面都写英雄人物,只有一个女人,还是坏女人,就是西太后。这本书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为背景,女孩子是可爱的,虽然它是以台湾为背景,我认为它的面很宽,因为它涉及很多哲学层面。好比说,这个女孩大腿给你看到,它给你看到的,还是你看到了它?这在哲学里面是重要的唯心论的题目。象王阳明说,一朵花在这里,我没有看到花,花就不存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讨论。我觉得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小说。它的优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好显出我自己的写作幅度多么宽。我可以写完全不同的两类小说,一般人做不到。你看,台湾的,去大陆了,叫做於梨华,她小说里只有一个主题,翻来覆去的主题就是养汉,女人偷人养汉(笑),太狭窄了。你象琼瑶写小说,就是这个小镇的恋情。
  问:写作技法上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答:技法上,我认为我在处理中文的技巧上面,我觉得我太自负了。原因很简单,这分两个层面,一个文言文的阶段,一个白话文的阶段。好比说我们过去写小说,用文言文写,现在看来蛮好玩的,象《红楼梦》,不可能再用这种文体来写东西了,(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
  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涉及画面的部分,古代没有照相,没有摄影,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所以很多部分要用文字来描写。好比说《红楼梦》描写王熙凤出场时,用了一页来描写。现在,如果小说你还用文字跟画面来抢,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你要很快地过桥,让它过去。画面不能表达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好比我举个例子,象“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8个字,你用画面表达不出来,太抽象了。这才是文字的特色。我的小说部分就分得很清,知道什么时候发挥文字的张力跟它的优点,什么地方要闪躲,不能再碰它,因为那个是错误的。三轮车无法比赛得过汽车的。为什么艾略特讲20世纪小说没落了呢?因为它们忽略了有些工具超过了小说,电影这种画面东西超过了小说。
  为诺贝尔奖拼死拼活太笨 准备多写小说
  ——诺贝尔奖·写作计划
  问:您的作品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大陆有人评论说您非常在意这个奖。
  答:他们说不在意是假的。我们很坦白讲,就好比我在台湾,说你反对国民党害不害怕?说我不害怕是假的,我真的害怕。可是害怕我还要做,这就是我。
  问:真实的。
  答:是真实的。假如我说把诺贝尔奖当作破鞋来看,是错的,我珍惜这个。因为它累积了一百年,名器形成了,所以它不是一点(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十几个学究的东西,应该是世界性的东西。因为(是)世界性的东西,它不给中国,我们就不服气。100年不给中国,我们就不服气。就好象运动会一样,奥运,我占了世界将近五分之一人口,拿了那么多金牌,你美国举办两次了,你还跟我抢,你什么意思呵?对不对?我们会觉得不服气。
  还有一点,我记得清朝的龚定庵讲了两句话,“科以人重科以貴,人以科传人可知”。好比说,普林斯顿大学的名誉博士给了毛泽东,我举个例子,“科”这个头衔就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这个名器也跟着重了,因为他人重。“人以科传”,(人)靠名器来流传的时候,“人可知”,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知道了。好比说,谈到高行健,第一个反应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人还问:谁是高行健?我告诉你,我李敖得了(提名)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语言的原因,我们不是世界性的。美国人听了以后会问:李敖是谁?可海明威就不会,因为海明威在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了。所以如果你这个作家靠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头衔为你单一头衔,“人可知”,你这个人不高嘛,格调不高嘛。
  这就是我的答复。就是说,说我不重视它是错的,因为它名器形成了;说我为它而写作,错的。我这本书就骂它,骂诺贝尔奖:你们怎么给达赖喇嘛,你们给错人了。我的意思,我们觉得很不公道,就好象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个“中国”运动会呢?为什么要参加奥运呢?奥运就是我要跟你抢这个名器。所以,我觉得大陆朋友的这个看法,他们没有深一层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了得诺贝尔奖而拚死拚活,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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