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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2李敖对话录-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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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错误的。
  汤﹕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中国大陆有一个宽松的气氛,在您参选总统之后,在北京大学作一次演讲。让北京大学的学生一睹您的风采。
  李﹕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我认为在他们经济起飞的时候,走资本主义的时候,在经济转型的时候,目前谈这个问题太早,会使他们很敏感,反而会抵制。台湾也是这样的,台湾每天这种假的民主,也是过去多少年的高压造成的。高压以后,大家都不敢动,只知道发财。有钱以后,自然发生政治权利的移动,才会有形式上的民主出现。我认为,要给大陆一点时间,让他们在经济上面发展得再成熟一点,大家再反过头来,要求这个民主不迟。太早了,会发生类似天安门事件。不一定好,要给他们点时间。
  汤﹕是。您好几次在文章中感叹到,您整个精神拓展的空间对于您本身的精神领域来说,台湾太小了。那么,您还很年轻嘛,从作家的角度来讲。
  李﹕谢谢,谢谢。
  汤﹕作家可以写到八、九十岁。您会不会有机会在中国大陆这个大背景中,挥洒您的思想,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李﹕事实上,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我的书,大部分大陆都可以用。尽管有些部门,不是改就是删,有些他们认为很紧张的部分被删掉了。我自己也比较以试验性的标准来看这件事,大概你也知道,我这次被诺贝尔奖提名。
  汤﹕恭喜、恭喜。
  李﹕哈哈。我的那部书叫《北京法源寺》,由牛津大学翻译的。得不得奖,是以后的事情。诺贝尔奖成立了一百年,居然没有给中国人文学奖,我们好象要考虑考虑面对,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认为,有一天我们总会记住这个事件。尤其是现在这种时代,不是一个政权想闭塞就可以闭塞的,可以专制就能专制的,没那么容易,在这方面,我认为还可以乐观一点。不过,要给时间,硬来就不行。
  汤﹕现在我们从选战的战略来谈,您觉得您的参选大概能有百分之多少的选票?那么这些选票,能不能影响其它的参选人?
  李﹕我的选票,应该不会。其实,我的选票有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原来新党那些票。可是这些票大部分都倒向了宋楚瑜,我在参选前就有研究一定是这样。再就是我会抢到一些青年人的票,二十岁出头,有投票权,他们是大学生。他们认为陈水扁是英雄、是反叛者,我把他的真面目给戳穿了,所以这些人的票会投到我身上来。我可能是叫好不叫座,在选票上面不会得到很多票。因为他们会觉得,投了我,我又不能当选,这个票就损失了,怕张三当选会投李四,李四就是宋楚瑜。
  汤﹕我想您的参选本身就有相当大的轰动和影响效应,那么您刚才很谦虚地讲有大的影响力,但不会叫座。但事实上,您奠定了一风范,就是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是介入现实政治中,推动政治的发展。所以,您如何理解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责任感?
  李﹕知识分子事实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唱反调。为甚么唱反调?你看干哪一行,好比说美国大法官赫尔姆斯,他在八个其它大法官投赞成票的时候,他即使在理论上赞成,也投反对票。他认为九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表示有异意,有这个异意的精神,是作一个大法官很重要的态度。知识分子要表达异意,知识分子跟政府合作,或者跟当权者合作,就根本不是知识分子,在我看起来那不是知识分子。
  汤﹕哈,哈。
  李﹕所以,就好象孟子讲,作医生的是希望要人活,卖棺材的是希望人死。为甚么,不死人就没有生意。干哪一行,就要做哪一行的事情。知识分子不唱反调,你作甚么知识分子?所以我认为,我在台湾,对中国人而言,最大的贡献就在这方面。可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跟当权者合作混官做,混饭吃,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他们没有出息,就是这个原因,我看不起他们。
  汤﹕您能不能把您自己个性,毫不客气,我想您本身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这是读者敬爱您的重要原因,您能不能把您的性格和传统的知识分子,那种比较狭隘阴柔性格的知识分子作些比较呢?您的性格特点?您觉得哪几种文化的资源造成了您这样的性格?
  李﹕最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方法。传统知识分子要靠别人吃饭,要靠当权者给你饭吃,统治者给你的胃有局限,他一捏住你,你就没有饭吃。你这样怎么能唱反调,怎么能斗争?我的本领,就是我一直能作一个很凶悍的、很有技巧的,单干户、个体户,跟他们干。你懂我的意思吧?
  汤﹕是,是。
  李﹕一般人没有这个本领。一般人都是投靠当权者,或者为了利害,或者为了金钱,或者忍不住寂寞,他们就这样做。可是我个人不同,我是保持这一点,我不靠你吃饭,我有一点小钱,这一点小钱,不能作投资,也不能兴风作浪,可是能使我保持独来独往,不需要看任何脸色。我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汤﹕是,很感人。您曾发动义举,把您收藏多年的非常珍贵的字画拍卖以后,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有一百万美元。
  李﹕就是一百万美元。
  汤﹕捐助给那些曾经受苦受难的慰安妇。
  李﹕是的,没有错。
  汤﹕您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您这方面的感受?我觉得一个越是有分享性的人生,他就是强大的人生和美丽的人生。
  李﹕一般人觉得,我们要爱人,不要恨人,这是错的。我觉得,爱和恨都是很重要的力量。恨,不是坏的力量。好比说,我义助慰安妇,就是因为我恨日本人。日本人这样蹂吝中国妇女,然后李登辉这些狗东西,这些浑蛋,还要在台湾修改教科书。而这种事提都不要提,怎么可以呢?我们被人家蹂躏,怎么能提都不能提呢?所以我认为,这件事要面对,结果日本人就搞鬼,日本人要进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说你们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做了很多坏事,屁股没有擦干净,现在把它弄清楚。日本人在慰安妇方面,他交不了差就骗这些慰安妇,说我们每个人给你们台币五十万,你们跟我们和解,和解的理由是说,当年我们把你们拉去作军中的性奴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和你们的商业行为。弄得这些慰安妇很不愿意,明明是被屈辱,可是那五十万现金对她们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现金对她们太重要了,她们都是衰病贫穷,老了以后孤苦无依。有的一辈子没来过台北,乡下人。这个五十万现金对她们太重要了,吸引她。所以我后来就提出办法来,你要让她不要这个钱对她也不对,她要这个钱呢,又失掉了尊严。我说,好了。我们来搞五十万给妳,同样的钱,妳要我的,不要拿日本人的。所以我拿出具体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钱哪来呢?我去募捐,用俗话说也不尽人情,你要做好事为甚么要我们捐钱?这样,我拿出艺术品来卖给你们,这些东西是无价之宝。
  汤﹕是。
  李﹕像胡适写给我的字,这个字值多少钱?没有定价钱嘛,我用一百万卖出去了,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各位,你要表达你的爱和恨,要用方法不是嘴巴说的。讲空话就不能做,我个人能够在台湾存在,大家以为我是会写文章的人,那就错了。本人固然能写文章,更能跟别人周旋、纠缠,哈,这样我能存在,很务实。
  汤﹕您刚才讲到台湾的民族性,也讲到大陆民众的民族性。那么从一个知识分子洞察时事这种眼光,您是不是看到这个民族带有太沉重的历史的阴影,您会不会有恨其不争的感觉?
  李﹕当然有。可是也不完全是民族性的问题,是基本的人性的问题。所以台湾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不能够完全用民族性来解释,基本上人性就是这样子吧,比如说﹕喜新厌旧,好逸恶劳,希望发财,喜欢有成就等等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人性表现。只是政治上的纠缠,这种表现发展的不正常而已。
  汤﹕是。在您的著作中好多次在后记中写到,李敖写于中国台湾。您最近发表在《亚洲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了,死也要死在中国我的家园,这些很感性的语言,令海内外华文读者感动得要流眼泪。您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个人对于国与家的思想、国与家的区分和国与家的关联?
  李﹕国与家基本上他是冲突的。因为个人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有时候很难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在文章里也谈到,我提到了一个故事,那是我在坐牢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故事。是讲大陆的一对青年情侣他们觉得在祖国太苦了,就跑到香港去,游泳偷渡到香港,游到一半男朋友淹死了,结果这个女孩子一手抓住男朋友的尸体最后游到香港,意思就是说死也要死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对于一对小情侣而言,他们觉得祖国对他们太苦了,譬如说他们要生小孩子,不要只生一个,一胎化嘛,他们希望多子多孙。这个观念能说错吗?不能说错。可是人人都是多子多孙的话,那不得了啦。现在我们祖国已经一天就生出五万个人,加上私生子已经不只五万了,这样生的话,那就不得了。一切进步都被吃垮了,所以国家的利益跟个人的利益,跟家庭的利益有时候是冲突的。我们要了解,这个政治家的看法跟平夫贫妇、愚夫愚妇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他们也知道,可是不知道的时候,政治上只有强制执行,有甚么办法呢?大陆的一胎化就是这样来的嘛。
  汤﹕刚才讲到您的作品《北京法源寺》,您能否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北京法源寺》体现甚么样的精神和情操?我觉得这部小说有一种非常悲壮的情怀。
  李﹕我主要提出来,现代人类有没有那种人了?一百年前的那种人,他们为了信仰,为了理想可以作牺牲。现代人已经不以那种方法作牺牲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人类之所以能够代表一些光芒,一些所谓的可歌可泣,就是因为有那种人。好比说文天祥这个例子,文天祥的死,那理由现在看起来是不成立的。可是有这种人,我们觉得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同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也是这样,现在看起来会觉得他们好笨呵,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死掉了,是不是很可惜?可是当时有这种人,我的《北京法源寺》重新申诉了人类应该有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这一次我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提名,也是因为他们所重视的也是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虽然现代的社会如此发展,大家在感情上变得很粗浅,可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向往最光明的一些人,和他们代表整个人类的光明面。居里夫人就是一个例子,她搞出来的镭以后,她放弃专利权,她的专利可以发很多财,可是她不要。要专利是很正常的,她经过了那多年的辛苦,从一个下女出身,最后变成一个大科学家,搞出镭来有点福利搞点享受大家会觉得是人之常情。可是她放弃了这个福利,放弃了这个专利,不是更伟大吗?人类有这种人,比你想象中更伟大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及他们的故事,应该把他们表扬出来,这就是我在《北京法源寺》这本小说里想表达的。
  汤﹕李先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请您作一个比较,从您现在生活的台湾的政治社会和二十年前、十几年前台湾的政治社会比较,当时警总跟踪您甚至以各种各样的行为来监督您,您觉得目前您的言论发表的自由和思想表达的自由,以及政治参与的自由,这个自由度怎么样?
  李﹕我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假的。虽然从比例上来看,你有很多自由。可是,就是从这种比例上看,我觉得我的自由比以前少了。为甚么?我举个例子,台湾电视台四个无线电视台,三个是台视、中视、华视国民党控制的,你李敖进不来。另外一个开放给民进党的民视电视台,现在被那些台独份子像蔡忠(?)他们把持,我也进不去。我只能在那些其它开放的七十几个台里面找一个落脚点,所以我找来找去只能有两个台请我来作节目。他们还要出来打压,说起来,我李敖是台湾言论自由的标杆呵,不是吗?我写了一百多本书,九十六本被查禁。我这种标杆,别说是在台湾、在整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想想看,有哪一个人的书有九十六本被查禁的。所以我在台湾不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他打压你很简单,你讲话可以我们不抓你,可是你没有机会讲,没有工具讲,没有台给你讲,你等于跟没有自由一样嘛。这就是我所说的,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像李敖都不能得到充分的言论自由,证明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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