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壅浇裘芙恢谝黄鸬模�80年代则是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
（汪朝光）
中国史学会
中国史学会
中国历史学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1950年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提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以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成立以来，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推动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并编印与本会任务有关的出版物。
中国史学会首任会长为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会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1980年恢复活动，同年10月召开中国史学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邓广铭、白寿彝、刘大年、郑天挺、周谷城组成的主席团，梁寒冰任秘书长。1983年4月举行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刘大年、吴于廑、林甘泉、胡绳、戴逸组成的主席团，李侃任秘书长。1988年7月举行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戴逸为会长，丁伟志、李侃、张岂之、张椿年、金冲及、齐世荣为副会长，王庆成任秘书长。
50～60年代，中国史学会组织一批历史学家编辑出版了一部由十二个专题组成的、大型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培养科研、教学人才起了重要的作用。1981年，与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合作，举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83年举行学术年会，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1984年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与中国出版者协会联合举办评选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活动。1978年12月以来，全国出版了有关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近两千种。这次获奖的二十八种，是专家们在五十三家出版社推荐的两百三十三种中，认真评选出来的。1985年与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合作，举办林则徐诞辰2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6年与浙江省政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章太炎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7年与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国际交往方面，1980年8月中国史学会以非正式会员应邀派出代表团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15届世界历史学家大会。1982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接纳中国史学会为该会会员。1984年7月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长、法国著名学者埃莱娜·阿维勒教授应中国史学会邀请访华，同中国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1985年8月派出代表团出席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历史学家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之一是世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提交了专门为这次大会撰写出版的论文集。1987年7月派代表团出席了在日本举行的“卢沟桥事变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
中国史学会的出版物有：《中国历史学年鉴》，自1980年起每年出版一册、九十万字左右，主要栏目有史学研究，新书选介，史学界动态，考古文物新发现，研究、教学机构简介，已故历史学家介绍，中外学术交流简讯等。内容较丰富，信息量较大，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较高评价。《史学情报》（季刊）每期十四万字，是《中国历史学年鉴》的辅助性刊物。主要栏目有文摘、学术动态、国内外书讯等；1982年创刊，共出版二十八期，1988年停刊。
（王玉璞）
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
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个时期。
先秦时期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往往运用历史知识，针对现实，发表政见。如，孟子“言必称尧、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等观点。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变法造舆论。邹衍讲历史，驰骋想象，大大扩展时空概念，并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以投合君主专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论秦政，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及是今非古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至唐初时期秦汉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期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刘彻，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班固编写了《汉书》一百卷，八十万字，“文赡而事详”，仅记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史》、《汉》两部著作各有所长，思想上倾向不同，文风上各有特色，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继《史》、《汉》之后，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有《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唐初百年内有八史问世（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也大致定型。编年体和其他体裁史书也有发展。荀悦撰《汉纪》，以编年体叙述西汉历史，《后汉纪》等编年史继踵产生。还有传记体的国别史《十六国春秋》，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以及《佛国记》、《高僧传》、《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历史有关的各种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的史书达数百部，反映了史学发展的盛况。
这时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著有《别录》、《七略》，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贡献。唐初也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所修《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作用。
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
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
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置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十三类，各类之序叙述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较全面的史学总结。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对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时期 封建王朝设置史馆，并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时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实录已散佚，明清两代实录基本上保存完整。实录虽不完全真实，但保存了丰富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历代国史随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没无闻。其次，历代史馆都纂修前代的历史，如《旧唐书》、《旧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纪传体的后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外，皆是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经过了二千年，前后变化很大，水平不一，但这套史书，仍是今天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主要依据。
与正史相对应的史书是野史、杂史和别史。野史、杂史、别史的共同特点是成于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称“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内容多奇闻异事、闾巷风俗、统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视为禁书；杂史体例一般是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别史内容往往限于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杂史、别史虽有史实不确之弊，但往往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后，有些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着眼，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这个思想，考察与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中唐以后，开始出现了这种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们是这个时期通史和史学的代表作。
杜佑著《通典》，旨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强调人事应当适应时势，“随时立制，遇弊则变”。
《通典》中华书局校点本
《通典》内封
《文献通考》目录
全书两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自上古叙到唐中叶，是中国第一部典制通史。
郑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书四分之一，是全书的精华。郑樵主张“会通”，即“会”各种学术文化，“通”古今之变。他提倡“实学”，强调“核实”，反对任情褒贬，指斥五行相应说。
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又一部典制通史。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考，自上古叙至宋嘉定末，分类较细，内容丰富。但马端临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时政。因以汇集考核典制为特点，故以后凡与此同类之书均称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后来有“续三通”、“清三通”等，合称为“九通”。加上清人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称为“十通”。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西汉会要》等，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