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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哲学方面的思考？
问题三
在同一次与The Region月刊的访谈中，你对50年代初期美国学术界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反应以及阿罗本人对此定理的解释的批评，给我这样一个印象，似乎正是你对阿罗定理的与众不同的认识引导你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从50年代阿罗发表他那篇关于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的博士论文开始，经历了四十几年在与“公共选择”有关的各个领域里的探索，走到你今天的位置上。你当时对阿罗定理的解释是：正是阿罗证明的那种社会选择的一致性之“不可能性”，才反映出民主社会的真髓。我觉得这一点也许同时将你引导到了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一致同意性（Unanimity）”概念以及引导你翻译了威克塞尔的那些著作，并且最终引导你得出你在《求解“一致同意”》中的观点。另一方面，在一个局外人看来，那段时期的美国政治发展中包含了几乎二十年之久的一个从“福利国家”的鼎盛时刻向着“里根式政府”过渡的阶段。在那个时期里，你的许多学生由于不同意主流经济学的看法而在毕业之后找不到大学里的工作，从而不得不受雇于政府部门。这些深受你的思想影响的政府专家们后来掌握了公共领域里的政策决策权力，他们对福利国家向着小政府模式的过渡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孤独宣传”之后，你怎样评价或估计你的思想对美国政府模式终于开始发生这一重大转变所施加的影响？我是否可以把这一案例当做“观念导致社会变迁（也许存在着一个二十几年的时间滞后）”的又一个例子？我记得大致有三本你的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了（《一致的计算》，《民主过程中的公共财政》，《赤字中的民主》）。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翻译你最近发表的那些主要著作。不论如何，就已经有了中译本的你的著作而言，你预期或希望你的哪些思想将会在中国未来的，也许要等二十或三十年时间，公共选择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你是否看到了，由于东西方社会对诸如“政府”和“个人自由”这类观念的理解传统的相当不同，威克塞尔的“一致同意”概念或许在中国以及东亚的其他社会里变得不那么至关重要？你对以东亚经济发展为最近的依据而兴起的新儒家思想倾向于赞同“政府管理市场”的看法有什么看法吗？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你看到在你的呼吁宪制改革（或宪法革命）与哈耶克70年代对美国“自由宪法”体制的反思与改革建议（反映在他的《法、立法与自由》）之间有什么重大差异吗？由于你最近试图将“普遍主义原则推广到所允许的极限”的努力，你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有什么评价吗？
汪丁丁专访布坎南（2）
问题四
我对你那次与The Region月刊的谈话如此印象深刻，以致我不得不在这里再一次引述你那次谈话的一段。你当时对你自己有过这样一个描述：“我希望我显得是我想要我是的那样：一个立宪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怀着对孕育了西方文化、价值及其市民社会形态的犹太 … 基督教文化遗产的感激之情，尤其认同这一文化价值的代表形态——麦笛逊理想中的美国也许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是的那个样子。”对这样一个自我定位，你在当时的谈话中表示始终没有改变，所以我假定你现在仍然认同这一定义。
在你看来，一个与西方如此不同的文化传统，例如中国，将会以哪些价值观念，通过何种方式对21世纪——被一位哈佛教授命名为“文化冲突的世纪”——里西方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你是否同意，例如，50年代的迈克·博兰霓，或90年代的道格拉斯·诺斯的看法，认为民主政治的运作艺术从一个社会转移到另一个传统上非常不同的社会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你是否认为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概念或许提出了一个比西方社会被叫做“资本主义”的形态更一般的市场社会形态？
问题五
你曾任1984～1986年间飘零山学社（“Mt．Pelerin Society”，通常译做“朝圣山学社”，此处“飘零”反映学社早期的孤独状态）的主席。你愿意就该学会的前景，尤其是它在亚洲各国的活动和可能的影响，对中国读者提出你的看法吗？你是否看到了该学会的精神在亚洲以及其他非西方社会里发扬光大的巨大潜力？
问题六
在《自由、市场与国家》一书里，你这样写道：“经济学，如它在80年代的那个样子，是一门忘记了最终目的或意义的‘科学’……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领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实是文盲……他们似乎是一群被阉割了意识形态的人……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产着这些训练有素的，高度机智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被训练为幸运地可以无视他们学术事业的最高宗旨的匠人。他们绝不感到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说服和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些有关一群自由个体究竟如何能被组织为可以相当有效率地利用其自然资源并且不发生导致社会解体的重大冲突的社会过程的理念。”我非常喜欢你的这段话，所以才全文引述。
由于你的上述立场，你希望如何在一个市场社会中为经济学引进一个道德基础呢？你是否同意相当多的学者所认为的，在你一生的著作中表现出两个布坎南，一个是经济学家布坎南，一个是道德哲学家布坎南？你在你自己的思考中感到过与此类似的在经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悖论性关系吗？你希望对在中国从事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生和学者们就中国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问题七
你是否觉得你对一个宪制社会重新立宪的过程所持的普遍主义
的立场与哈贝玛斯试图以“交往行为”为现代社会重建道德共识的努力有类似之处？为了实现你所说的宪法改革，你将建议采用或创设哪些特别重要的制度？有关西方社会的前途，你愿意提出什么样的描述？
此致，你谦诚的，汪丁丁
1998年6月10日布坎南教授的回信
亲爱的汪博士：
感谢你6月9日的来信，以及信上提出的富于想像的和激发思考的问题与评论。我将在这里尽我所能地回答你的问题。
一、诺贝尔委员会网络（对我的传记）的忽略也许是由于该机构公共关系部门对我所在的这块地方的忽略（汪注：众所周知，诺贝尔委员会过于关注主流学派，例如早期的MIT和哈佛，现在的芝加哥）。我从来没有为使我的名字列入那些名单而做过任何努力。但是我仍然感谢你对这一现象的注意。
在美国总统布坎南与我之间仅存在着疏远的家族联系，没有任何值得提起的地方，而且（这一联系）或许只是一种证明不了的揣测。
伟大的瑞典经济学家诺特·威克塞尔，对我的思考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不过是通过他的著作而不是通过任何私人纽带。
就我所知，我的核心价值的塑造没有任何来自我的家庭的影响，除非你指的是一般美国文化遗产。我生长在南部，我认为，这对塑造我的个人主义理念与反国家化倾向（汪注：“anti…state”，此处不能译为“反国家”）是个重要因素。
二、你所建议的那三本我的著作是恰当的。我还有一本刚刚发表的新著，标题是《有原则的，而不是特殊利益的政治》（Politics by Principle，Not Interest）。这本书相当好地反映了我目前的观点。
三、事实上，威克塞尔的影响发生在我对阿罗及其批评者的批评之前。而且威克塞尔之所以吸引了我，是由于我已经建立了基本上是麦笛逊主义的，基于个人价值和有限度的集体行为之上的民主社会必须是什么样子的观念。
我不认为你能够在我的思想，我那些公共选择的同行们，与6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变迁之间建立任何确定不疑的联系。我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西方）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经超越了它的限度，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它的失败之处，公共选择理论只不过为他们的意识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解他们所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公共选择的理念从来没有领先于社会运动的轨迹。
汪丁丁专访布坎南（3）
我从没有主动地促进过任何把我的著作翻译成其他文字，不论是中文还是任何外文。这些翻译我的著作的动力总是来自所译语言的国家的那些学者们。我始终有些担心我的那些东西，尽管在某些方面相当普适，也许就其在美国环境中的应用而言大多是非常本地化的，这使得我的著作在美国社会限度以外基本上无足轻重。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上面提到的那本新著或许比我以前的著作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肯定比我那本《求解“一致同意”》更具普遍性。
在大多情况下，我并不反对被人叫做“古典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不过我还是更愿意把自己叫做“古典的自由主义者（Classical Liberal）”。与自由主义者一致，我强调集体行为（汪注：对个人主义社会）造成伤害的潜在危险，但这一涵义不应当在任何开放意义上被推广到一般。（汪注：否则将无法与卢梭式的自由主义者相区分。）
我与哈耶克的差异主要在于，我在立宪层次上而言是一个建构主义者，而哈耶克则更倾向于是一个演进主义者，尽管有些时候他也是一个建构主义者。
我一直以来就认为我与罗尔斯的理论很近似，但是请注意下面的关键点：我认为他过分努力地要寻求一些特殊的原则，而其实他应当仅仅守在（立宪）程序这一层次上。
四、我仍然认同于我对自己政治立场的这个定义。
我和我的（汪注：美籍韩国裔）同事，Yong J。 Yoon，我们最近大量地探讨了儒家价值可能怎样应用于西方社会，以及这些价值怎样与其他价值融合起来。在儒家文化架构里面，“面子（Decency）”与“羞愧意识（Shame）”似乎是很自然地发生的，这些东西是人类品质中非常有价值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正在从我们西方人的品质中消失。怎样才能引进这些品性呢？
五、就历史而言，是哈耶克组织了飘零山学会，作为反抗当时整个社会主义思潮的制度手段。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从科学上说是错误的，从实践上说是邪恶的。
飘零山学会可能在“后社会主义时代”有所作为吗？我的看法是，这个学会目前还在苦苦探求着它在不管是在亚洲或其他什么地方发挥它的作用。
六、我从来没有太担心过如何澄清我自己或我（在经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位置。我感觉到这种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与作为道德哲学家之间的紧张。但我们必须坚定地把握住经济学学科核心的科学性，同时试图将它的意义扩展开来，去认识一个有序社会的潜力。
关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至关重要的是把这些改革置于对法律与制度框架的必要性的理解之上，在这一框架内，人们能够履行各自在市场中的职能。关于财产和契约的法律，关于以老实的态度进行交易的传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了这些东西，市场导向的改革就毫无意义可言。
七、在我自己的威克塞尔传统的一致性研究与哈贝玛斯的“对话”研究之间确实存在很强的相似性。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相似性，确实富于想像力（汪注：英文“perceptive”译做富于想像力不妥当，因为与“imaginative”不同，这里指的是抽象的概念化能力—perception）。然而，在基础上，存在一个本质上的差异。哈贝玛斯似乎相信，通过恰当构架出来的对话，人们就能够达成（共识性）协议。而我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通过恰当构架出来的规则，人们能够达到（一致性）协议，这协议本身就是结果，这结果并不存在于协议达成之前。换句话说，这结果是内生于我的模型里的；对哈贝玛斯来说，这结果是已经存在于什么地方，对话则是达到这结果的手段（汪注：我必须向布坎南教授当面解释30年代以来的哲学发展以便说服他相信在他与哈贝玛斯之间不存在这样的本质差异）。
我希望（我对你的来信的）这些“反应 … 评论”式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谦诚的， 詹姆斯· M·布坎南
1998年6月23日给布坎南教授的信
尊敬的布坎南教授：
我接到了你对我上一信所提问题的答复，同时我对你上班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