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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在德国，这是发行股票的惟一的办法。他们不接纳我们的制度，而在美国，之所以我们采用投资银行发行办法是因为投资银行的势力非常大，他们试图使人们接受通过他们的惟一的途径，而事实并非如此。
记者：认股权发行果真是德国的惟一发行方式吗？
莫迪利阿尼：绝对是的。我刚从德国回来。除了新公司发行股票的情况以外，这是惟一的发行方式。因为新公司无法这样做。而除此之外的都是通过认股权发行方式。我认为即使这不一定是视规定必须如此的，但事实上却都是这样执行的。美国是惟一的认股权方式少见的国家（问：英国呢？）相当多见。我相信在英国这不是惟一的方式，但使用得非常频繁。（插：认股发行在中国也很常见。）是的。
记者：但投资银行如何维持生计呢？
莫迪利阿尼：我不管这个，它们的生计太好了。而我认为它们应当被淘汰。我的意思是，让股东多赚钱。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在中国，认股权的价格是在开始时还是结束时确定？（答：我想是在开始时。）可是，在美国，与此不同，其方法是约定。比方说，我们将给你在到期前四天内的价格扣除10％作为认股权的价格。所以我们这里的价格是“期末定价”，而你们采用“初始定价”。在这种方式下，就有价格趋低导致发行失败的危险。而如果你在期末价格上给一个10％的折扣，你将保证不会失败，因为对投资者必然是有利可图的。
记者：现在我们转到生命周期的问题上去好吗？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教授和樊纲教授想了解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莫迪利阿尼：当然可以，你选的问题正是我得诺贝尔奖的课题：公司筹资和生命周期模型。你知道，生命周期模型的根本含义在于指出了储蓄并不基于收入，而基于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它既非基于总收入，也非基于人均收入，而只是基于收入的增长。
记者：这是生命周期模型的含义吗？
莫迪利阿尼：是的，这是深刻寓含在其中的主要含义。
记者：我不太理解。
莫迪利阿尼：我知道，很多人对此不理解，你知道，那个著名的三角形吗？生命周期的金字塔？其实，那个金字塔是描述个人的储蓄的。但总储蓄是另一回事。现在，假设一个社会，其人口增长较快，劳动生产率增长也较快，每代人都有同样的经历，这样，总财产是固定的；而因为储蓄是财产的增长，若没有增长，即总的财产是固定的，那么储蓄为零。某些人的财产增加被另一些人的减少抵消。这样产生的增长，即人口增多，导致每一代有更多的财产。若每代的经历都完全一样的话。那么因为有了更多的人口，每代的财产也就增加了。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的李扬博士说，美国的管理权威机构将不再能监控货币供应，因为M1、M2、M3等已不再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化相关联了。是这样吗？并且，它们不再互相关联，这是否意味着货币不再重要？货币理论将被修正？你对此如何评价？
莫迪利阿尼：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分清“保值品是否重要”和“如果它是重要的，你是否能有效地使它作为一个控制手段”这两个问题。毫无疑问，货币供应限制了收入，所以，问题在一国究竟需要多少货币，这是因时而异，因具体情况而异的。事实上，与这个问题实质相关的是总的国民收入变得更稳定了，而这部分归因于金融体系的完善。现在要从一种资产转向另一种比以往方便得多了。所以，如果货币利率上升，人们转向持有这种货币，于是其需求上升，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你得到一小笔收入，所以，不仅仅是数量在起作用。当然，这是个很特殊的例子。因为，货币的需求，如对M和M1的需求是交叉弹性的，这意味着，比如说，你先控制M，你减少一部分收入，利率将上升，于是你得到更大的M2。所以，你无法正确地判断人们的收入。你调节了储蓄，人们会转向证券。
莫迪利阿尼访谈录（3）
记者：所以，你不相信人们的合理预期。
莫迪利阿尼：不，不，正相反。我应当这样说，合理预期是合理行为的一种自然延伸，你们也许引入了预期经济学的理论。我相信，这是一种固定的经济理论，但与现实世界没有关系，因为我不相信，人们能够持合理的预期。直到60年代，人们不可能合理地预期，因为你们缺少做出合理预期的基础的主要因素。1960年，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我写的，一本是我的学生写的，是关于合理预期的基础的。你读过。一本书说预期必须是合理的，另一本书说有的预期是没有结果的，因为预期本身也会影响结果。比如说，你把人们对预期的反应也纳入考虑来做预期，你必须这样去做预测，即这一事实，在那种预测之下，将会产生怎样的预测。这样才能建立合理预期。直到50年代，没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经济学家们揭示出人们的预期有可能使发生的事失效这一点之前，人们怎么能够持有合理预期呢。但我认为，合理预期是有帮助的，因为，长期地看，合理预期将与经济走势一致。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所预期的就是所发生的。而所发生的当然与发生的一致。所以，从这个角度谈，预期的事真的会发生。
通常，我把将理智的分析作为一种工具和做实际行为的预测区别开来。在股票市场，首先预期到通货膨胀，名义利率上升的人，他们会压低股票的价格。因为长远地看，他们看到其回报被夸大了，于是，就压低价格，这导致实际回报很高，最终使得价格上升，不过我不认为这个过程是迅速的，特别是对通胀而言。这一点对中国也适用。
萨缪尔森访谈录（1）
记者：
北京一家民办研究所的所长茅于轼教授想向您了解，将您的数理原则（效用利润最大化原则）运用到解释消费者行为和机构行为时，是否有什么条件限制？您是否对您的理论感到满意？您还将从哪些方面去发展这些理论？
萨缪尔森：
数理原则，即最大化和最优化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不是体现于对消费者行为的解释上，但是，当您想建立一套理论解决关于当天气变化使大豆供给增加而玉米的供给不足，如何相应地改变一种牲畜的混合饲料的构成的问题时，运用数学工具的算法程序就显得非常有用了。它可以帮助一个大农业企业的经营者寻找使其可获得的每一单位的投入产出的畜肉量最大化。而消费者只是为了使其自身或家人的欲求得到满足。消费者的头脑里没有数学方程式。但另一方面，当你想解释当石油价格变化所导致的消费趋势的变化时，你会发现，我的暖气系统由燃油的转为使用天然气的，因为后者便宜些。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告诉消费者如何成为好的消费者，有些事情可以告诫人们做或不做，比如不要酗酒，酗酒浪费钱财，但那（在经济学上）不重要。然而，解释美国经济的兴衰起伏的周期变化，以帮助人们度过大萧条时期。我们需要使用数学工具的经济原则。它们对于描述和预计经济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我曾到了瑞典，瑞典工人没有汽车，家里没有电话，但我可以预测到他们的生活正趋于美国达到的水平。我了解美国工人过去的生活状况，我曾见到过在有汽车之前。美国农场由于引入了拖拉机而把马杀掉，这完全改变了美国农村的面貌。于是，到了二战期间，美国劳动者拥有了汽车，大部分有了电话和室内排水系统等等。所以，我预测瑞典也将发生迅速的变化，人们称之为“美国化”，但这不是美国化，而是他们也达到了同样的发展阶段。
我不是一个说教者，运用数学，预知结果，我所做的只是预知一些统计上可以预测的趋势。帮助人们以有限的理智做出行动。所谓有限的理智即不是完全的理智。因为人们的智力水平不同，还因为有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感到困倦，力不从心，这些会影响人们做出最佳的决定。还有流行与时髦，比方说短裙子变得流行了，而过了一阵子，长裙子也流行起来。你可以说长裙子可以保暖女士的脚部，总之，人们喜欢新奇的东西。我不能说这种唇膏比那种好，还有，住在贫民窟的那些最穷的人可能会不惜一切地要得到一双价值100美元的耐克鞋，他们可能会为此去偷牛，或者贩毒。你不能说，没有了这种昂贵的时髦的弹力鞋人们就无法生活下去了。这不是他们需要这鞋的真正原因。不要单纯地只是为了数学本身，而要把数学估算具体化。这是值得的，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寻找一个精确的数学方法是很值得的。运用现代经济学，我们就可以找到好得多的……控制方法。我们的解决办法能够回答是否应该买些耐久的机器，即使要为此举债，或者让人们不会在购买耐久机器上做得太过分，因为这会引起过多资源的耗费，而机器本身已很耐久。在前苏联，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运用利息率作为经济合理化的工具，因为剩余价值、利润等等。所以，我想指出的是，我对数理经济学的兴趣只是用它来描述人们的现在及将来的一般常理和具体行动。
记者：
能否谈一些模型？
萨缪尔森：
我通常不设模型，我只是将变量代入效用方程，由于对新奇的欲望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于流行、重要的东西不是抓住其趋势，而是了解它何以产生。举另一个例子，许多化妆品公司，它们卖“希望”，而不是卖“美丽”，只是卖“变得美丽的希望”，买它的人有自知之明，他们希望改进自己的外表，但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电影明星。我想指出的是，这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它强调我们的大部分欲望都要得到适当的满足，要比得过我们的邻居。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是因为我们的邻居买它们，我们希望显得比邻居更富有，而不是因为买了它真的能使我们更幸福。但胜过邻居使我们感到快乐。
这些因素使得经济分析更复杂了，我们的观点是经济分析应该和现实生活一样复杂，努力使它不要比现实更复杂，但要坚持做到不要使分析过于简单化。当然，美总是简单的，一个看似浅显的理论可以解释很多很多复杂的事实，那你就可以评上诺贝尔奖，你的名字就可以载入科学史册了。生物学、物理学等各个领域均是如此，不光是经济学。
记者：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的宋承先教授、华东师大的陈彪如教授、西南财大的曾康霖教授、国家计委的黄志凌博士想了解，您对现代经济学圈子里的评论，将来可能怎么样，以及您在经济政策上的有关建议。
萨缪尔森：
各主流经济学派之间在微观经济学上比在宏观经济学上有更多的共同点。当讨论经济学周期的问题时，主要是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故而存在大量的争论分歧。但我相信，事实上各派的意见要比你们阅读文献所得到的印象一致得多。例如，你可以从阅读文献中了解到凯恩斯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那场革命结束后，继之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而这场革命事实上也结束了，罗伯特·卢卡斯的合理预期理论后来居上。所以他们是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的一致很少。那是我的观点，即凯恩斯领导了一场十分重要的革命，其重要性部分是因为它产生于大萧条时期。在凯恩斯的理论的帮助指导下，美国渡过了大萧条的难关。同样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后却不能那样成功地帮助我们。而高级的、成熟的凯恩斯主义（Sophisticated Kenins）……我称自己为后凯恩斯主义者，一个成熟的后凯恩斯主义者（Sophisticated Post…Kenins）。而不是一个1936年的凯恩斯主义者，我是1994年的凯恩斯主义者。我的大多数学生称萨教授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是一个新凯恩斯主义者，或一个新新凯恩斯主义者。我说，好呀！你可能不大领会，当哈佛350周年校庆时，关于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坐在主席台上，还有马丁·费尔德斯坦、贝克尔、弗里德曼，可能还有托宾，我不很肯定。我们对福斯坦形成了3∶1。费尔德斯坦认为他自己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他认为凯恩斯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反对储蓄，他说他在哈佛被“洗脑”，用的是我的教材。或许他很认真地读了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