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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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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共党产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
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二四页)。
这样看来,自由居民到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形成有一个长久的过程。
同书又说:“中世纪的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底前辈”(四
六页)。这样看来,城市中的各种市民等级和农村中的各种小农等级,都具
有资产阶级前辈的资格。在他们的转变过程中又有着极复杂的情况,其转变
的具体路径,各国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恩格斯说:“十六做纪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集团——即诸侯、贵簇、
僧侣、阀阅之家、中等阶级、平民和农民,构成最复杂的群众,他们有极端
龎杂而且相互交错的要求。”(“德国农民战争”,解放社一九四九年版, 
二一页。)恩格斯对当时德国的市民等级的阶级区划,大体上分做三大集团
或营垒,即城市的豪贵集团、城市中等阶级的改良集团和城市平民的集团。
依此,从阶级的代表性上讲来,第一集团也包括于地主阶级反对派之中,第
二和第三集团又形成了反对第一集团的人物,即中等阶级的反对派(以城市
为主,即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先辈人物)与平民反对派(即近代资产阶级的先
行人物)。从思想意识的代表性上讲来,反对派分做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
异端与城市平民反对派异端。此外,还有农民反对派异端(如孟彩尔)。中
国的十七世纪的反抗运动,不可能和德国十六世纪的情况完全一样,但我们
认为像长江流域无锡为中心的东林党的运动,就具有中等阶级的城市反对派
的性质(包括上书所指的其中构成分子如“富裕的中等阶级、温和的中等阶
级,以及按照地方情形多少有点差异的较贫分子”);像长江流域和其他地
区的市民暴动,是含有平民反对派的性质(包括上书所指的其中构成分子如
“中等阶级破产的分子和无公民权利的城市居民群众,如手工业工人、日工
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各种萌芽”)。在明末,后者和农民的联合,即类似于乎
民和农民的联合反对派。
明代的市民运动最初表现出来的是“盗矿”、反矿官的斗争。早期如英
宗时代叶宗留等领导的有名的“盗矿”斗争(明史,卷十),其后如弘治间
广东归善县唐大鬢反对铁冶管制的暴动(同上书,卷八一),更后如嘉靖间
“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的斗争(同上)。这些反抗运动大抵是和
农民运动相联系的。
大规模的市民运动是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时代的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
工人的反抗运动。这种市民运动和嘉靖以至万历期间城市经济的发展是相适
应的。其中如万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臨清的“罢市”暴动(“定
陵注略”,卷五),荆州市民的反陈奉暴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一
年)有名的苏州织工反孙隆的大暴动(“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
三十年(公元一六○二年)景德镇市民反抗矿盗的暴动(同上,卷四一九),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年)武昌等地市民继续反陈奉的暴动(“定陵
注略”,卷五), 这些史书所指的“市民”,就是城市平民反对派集团内的

分子。
到了天启年间(公元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年)发生了城市中等阶级反
对派的运动。封建统治者镇压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一切书院尽行拆毁, 
变价入官”,有名的东林党六君子狱就在这时发生。然而严重的问题更在于
引起了“士民”的反抗运动,如统治者罵为“引类呼朋”的杨涟被逮,“都
坡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旂而夺公”(“明季北略”,卷二),如
周顺昌就逮“士民夹道”抗议,“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百姓执香伏地, 
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同上)。此外魏大中、李应升就逮,都有所谓“士
民”的暴动。黄尊素被逮后,锦衣“凌蓿忻瘢蝗似缓粼唬菏呛蔚米荨�
一招而击者云集,逐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河”(同上)。
起义的地点正是在手工业发达的苏州、常州等地。这些史书所谓的“士民”, 
就是中等阶级的反对派集团,而东林党人(以后为“联络吴越俊秀”的复社) 
的争自由或讲学运动,就不仅表现出朝野的对立,而且反映了自由主义者的
前辈中等阶级的政治要求。
明末市民运动和农民暴动是桴鼓相应的。李自成所提的口号“均田免
税”、“不纳粮”和“平买平卖”,正表现着反对封建特权及其所依存的大
地产的占有制。这种斗争,是农民初期的民主要求。
在当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之下,规模广阔的是民战争形成了推翻明
代封建王朝的主力,城市的阀阅之家、士民以至城市平民的各个集团对于农
民战争,因了各集因的不同利益,便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态度,情况是复杂的。
上面所举的第一个集团,其中不少是利用特权而兼营高利贷和商业的分
子,和欧洲十六世纪的德国相似,他们也和封建统治者是血肉相建的。这一
集团首先站在农民战争的反对方面,策划着反动措施。
第二个集团,其中不少所谓犹带温情脉脉的私人商业资本家,他们既有
地方性的封建上层关系,又有一定的传统特权的家族关系。他们畏懼农民战
争,因而一般也站在农民的反对方面,不同情或打击农民运动。明末清初代
表中等阶级反对派的思想家一般都从理论上主张平均土地而又反对农民暴
动。
第三个集团,其中占有多数的下层分子如手工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矿
工和流氓无产者,是同农民一道参加了斗争的,而其中少数上层分子如手工
业主人却表现了动摇,背离了农民运动。一般地讲来,这一集团和农民可从
形成“平民和农民的联合反对派”。泰州学派多出身于这样阶级的人,李贽
便反映出平民反对派的思想,他评点过“水浒传”,死于非命,不过他们没
有如德国农民战争时代的孟彩尔那样。
特别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清代的民族压迫和汉族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使
得民族的矛盾掩盖了阶级的矛盾,因而上述的阶级关系便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变化。中世史上的民族斗争基本上是农民解放的斗争。因此,农民首先是反
清运动的主力(如李自成余部)。中等阶级的集团和平民的集团,一般说来, 
不少也参加这一斗争。而第一集团就有极大的分化,少部分参加反清斗争, 
大部分则和大地主大官僚结合起来形成向清朝貌洽者投降的集团,策划“太
平策”。在反清的民族战争期间,平民反对派形成了秘密组织的会社或会党。
在统治者所谓“江南人心浮薄”的歧视之下,民间手工业受了严重的打击, 
清王朝除了军事镇压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镇压政策。
腐朽的封建势力更变本加厉地为清代封建王朝服务。“泾枫小志”卷十说“康

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尤害闾里, 
‘民’受其累,積愤不可遏,纠众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殺,死者数
百人。”这就是利用封建 的宗法关系以绞殺平民反对派的典型的例子。
自然,如恩格斯在“反社林论”“暴力论”中所指出的,落后民族的统
治,经过一定时期,也不得不按照被征服的民族的先进经济状况,寻求适应
的步骤,甚至改变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以求适应客观的历史条件,康熙以后的
中国经济情况,就呈现出复苏以至某些发展的迹象。但是,明清之际的民族
战争以及落后民族的民族监狱政策,的确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西
方殖民主义的东侵,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增加了困难。但是人民反
封建的斗争一直是在延续着。

第三节 启蒙思潮的特点
我们研究了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阶级关系,就可以进
一步分析这一不平凡的时代的思想潮流了。列宁说:“它(马克思主义。— 
—引者)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态度来分析客观
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方而是极坚决地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
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底意义,同时当然也承认那些善于探索并实现其与某
些阶级联系的个别人物、集团、组织和政党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
和革命首创精神底意义。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类发展中革命时期的态度是从他
的全部历史观点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因为他认为由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積
累起来的无数矛盾只有在这样的时期才能得到解决。”(“反对抵制”,载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版,一九九页。) 
十六世纪末以至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象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
点和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它不完全等同于西欧以至俄国的“资产者—启蒙
者”的观点,然而,在相类似的历史发展情况之下,启蒙运动的思潮具有一
般相似的规律。
列宁曾分析俄国启蒙运动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对于农奴制度及其
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恨”;第二,“热烈拥
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一般俄国全面欧化”;第三,“坚持
人民群众底利益,主要是坚持农民底利益,。。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
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进这一事业。”(“我们究
竟拒绝什么遗产?”,人民出版社版,一八页。)自然,中国十七世纪的情
况是不同于俄国的十九世纪的情况,但是启蒙思想的性质是共通的。
第一,“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只是在萌芽状态中”(同
上,一九——二○页)。中国的启蒙者如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
顾炎武和颜元等人,都以各种表现方式,强烈地仇视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
一切产物。他们在所谓“封建”和“郡县”的各种历史问题争辩之中,反对
封建国有土地制和大地产的占有制,反对一切政治法律上的束缚,反对特权
和等级制度,反对科举制度(时文)。他们之中有的提出了“自由私产”的
主张,有的传播土地平均的思想。以季贽为例,他说:“私者、人之心也, 
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穫,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
私積偅偅笠奔冶亓Α!!4俗匀恢恚刂林!保ā安厥椤保�
卷二)以颜元为例,他说:“岂不思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存
治编”“井田”)。类此主张的思想,是他们的共通特点。
第二,中国的启蒙者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如东林党的自由结社讲学
的主张,顾炎武等人的地方自治的主张,黄宗羲等人的教育主张,都是代表。
以顾炎武为例,他敢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日知录” 
卷十九“直言”条),婉转地反对孔子“庶人不议”的教条,进而主强“天
下之人。。皆得举而荐之”(“顾亭林文集”“生员论”下),表现了他的
初期民主思想。
关于拥护西方的生活方式,当时虽然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向西方找寻真理
的迫切,但他们已经普遍地有着这种要求。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先头部
队是西洋的教徒,他们在输入中国的宗教中,带东了一种副产物,即儒家与
基督教的新格义(或相互通释),利玛福Ш吞廊敉滴怼@铌蘧秃鸵涣�

○○年到北京的利玛福嘤焉疲淌棵窃谝舜诮痰耐保彩淙肓颂煳�
历算以至名理的西洋文明。到了明末,所谓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
间时髦的学问。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方以智的“物理小志”,徐光启的“农
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梅定九的算学翻译以及李之藻的“名理
探”的翻译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初期的欧化思想。例如“名理探”序说:“日
聆泰西诸贤昭事之学,其旨以尽性至命为归,其功则求于穷理格致。”“几
何原本”徐光启序说:“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不意二千年古学废
绝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遣义)” 
明清之际的学者们,茬民族压迫之下,表现了爱国主义的崇高思想。他
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又是和世界的进步思想相关联着的。因为在资主义的萌芽
时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成果已成为共同
的享受物。民族的片面性和偏狭性日益失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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