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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心者,非果一定之理,不可夺之志也。乍然见闻所得,未必
非道之一曲,而不能通其感于万变。徇同毁异,强异求同,成乎己
私,违大公之理,‘恃之而不忘,则执一善以守之,终身不复进
矣。。。通万变而随时得中,学者即未能至,而不恃其习成之见,
知有未至之境,则可与适道,而所未至者皆其可至者也。(同上)
意者,心所偶发,执之则为成心矣。。。志者始于志学,而终
于从心之矩,一定而不可易者,可成者也。意则因感而生,因见闻
而执,同异攻取,不可恒而习之为恒,不可成者也。故曰,学者当
知“志”“意”之分。(同上)
这可见,那些形式概念的知识,是“徇同毁异”,“强异求同”,“不
可恒而习之为恒”,因此流于绝对不变的认识论或形式逻辑。反之,通变的
认识论和逻辑,是媒介对象的知识,日新不已,虽不能即云知至,而浙进可
以近似于真知。前者“恒”者不可成,实在是“缘见闻而生之知,非真知”,
后者“变”者可成。他把前者分为两类,批判说:
不能究所从者,不知太和絪缊之实为聚散之府,则疑无所从生,
而惟心法起减,故立十二因缘之说,以无明为生死之本。统而论之,
流俗之徇欲者,以见闻域其所知也;释氏之邪妄者,据见闻之所穷
而遂谓无也。致知之道,惟在远此二愚,大其心以体物体身而已。
(同上)
因为“物无定情,无定状,相同而必有异”,“变化数迁,无一成之法
则”(同上卷一),如果谨拿出一个“型范”以概其发展,那是“以己闻见
之知,倚于名法,设立政教,于事愈繁,于道愈缺”(同上卷二)。
“推”之思维,既不能限于一般的一“知”,又不能执着特殊的一“义”,
“知所以穷乎神,义所以求善其化”。人类对于万化之所以能尽义类之推,
是要从一般的和特殊的法则统一来认识的。他说:
知者,洞见事物之所以然,未效于迹而不昧其实,神之所自发
也。义者,因事制宜,刚柔有序,化之所自行也。以知知义,以义
行知,存于心而推行于物。(“张子正蒙注”卷二)
“以知知义”即以一般理论指道特殊,“以义行知”即以特殊事物证实
一般,这样来统一地“存于心而推行于物”。“存”即发展充实之谓,“推
行”即具体地在事物实际中的检证。他把这个“存于心”之德,叫做仁或叫
做“存”。“存”在认识中的价值是这样的:
存,谓识其理于心而不忘也。变者,阴阳顺逆事物得失之数。
尽知其必有之变,而存之于心,则物化无恒,而皆豫知其情状而裁
之。存四时之温凉生杀,则节宣之裁审矣;存百刻之风雨晦明,则
作息之裁定矣。化虽异而不惊,裁因时而不逆。(同上)
这里,不但把事物作为过渡的或向“他在”转变的东西,而且说明认识
是随对象的推移而裁之,认识本身便是一个过程。“存”在夫之的分析中,
虽然含有唯心论的色彩,然而其中的真理的粒子是值得注意的,特别是他讲
的有条件的裁塑理论。
列宁评黑格尔说:“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
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并且就是从个人生活中也可看到这里有许多真理。。。
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哲学
笔记”)这也颇近于夫之的“存于心而推行于物”与“裁因时而不逆”的命
题。所谓“心之所存,推而行之,无不合于理,则天不能违矣。理者,天之
所必然者也。”(“张子正蒙注”卷二)他指“存”而推之的知为“德行之
知”。他说:
因理而体其所以然,知以天也。事物至而以所闻所见者证之,
知以人也。通学识之知于德性之所喻,而体用一源,则其自诚而明
也。(同上卷三)
夫之虽然重德行之知,但也以德行之知与见闻之知可以统一,二者不是
不可逾越的。他说:
天下有其事,而见闻乃可及之,故有尧,有象,有瞽瞍,有舜,
有文王、幽、厉,有三代之民,事迹已著之余,传闻而后知,遂挟
以证性,知为之梏矣。德性之知,循理而及其原,廓然于天地万物
大始之理,乃吾所得于天,而即所得以自喻者也。(同上卷四)
夫之推崇德性之知,将它与“神”、“天”相并而言,这也没有神秘。
他说“日生者神,而性亦日生”。他是把天神返原于自然的新生,把性返原
子人类生命力的跳动,而“德行之知”又指存在与思维之间的统一。
夫之穷理尽性之说,常分别圣人与常人二类,圣人知其微,常人知其显。
这自然是含有唯心论的思想。然他在“性”论上常否定天生的圣性(如反对
朱熹的圣人天生之说),也否定天生的常性。他说:
万类灵顽之不齐,。。天之神化广大,不能择其善者而已其不
善者,故君子或穷,小人或泰,各因其时而受之,然其所受之中,
自有使人各得其“正”之理,则生理之良能自感于伦物而必动,性
贯乎所受不齐之中而皆可尽,此君子之所以有事于性无事下于命
也。(同上卷三)
因此,“德性之知”,指日存其性而适应万变的认识体,即他说的真见。
这和理学家的“真际”(与实际截然分立)之知是没有相同之点的。
夫之知识论中最特色的,是重视真理的标准——实践与行为。
关于这一理论,已详见于他的继善成性论。现在再加以解释。
夫之的“作器”理论,是以实践作标准,所以知识是“存于心而推行于
物”,“心之所存,推而行之,无不合于理”(同上卷二)。不能推行于物
或不能推之于行的知识,就不合于真理的标准。他反对离行以为知,而以知
(理论)行(实践)有并进之功。他说:
盖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谓也。唯其为致知力行,故功可得而
分。功可得而分,则可立先后之序。可立先后之序,而先后又互相
为成。则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读
四书大全说”卷四)
这是把理论和实践当作统一体看的。但他总以实践具有决定的意义。他
说:
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
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将为格物穷理之学,
抑必勉勉孜孜,而后择之精,语之详,是知必以行为功也。行于君
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
效也。其力行也,得不以为歆,失不以为恤,志壹动气,惟无审虑
却愿,而后德可据,是行不以知为功也。冥心而思,观物而辨,时
未至,理未协,情未感,力未瞻,俟之他日,而行乃为功,是知不
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学而上达,岂达焉而
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尚书引义”卷
三“说命”)
夫之最反对把知识当做观照事物的空洞概念。这种概念不是“德性之
知”,而是离行之知,即使不流于玩物,也要流于绝物。因此,他一方面反
对了经验论,另一方面反对了唯理论。他说:
离行以为知,其卑者则训诂之未流,无异于词章之玩物,而加
陋焉;其高者瞑目据悟,消心而绝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
流于恍惚之中,异学之贼道也,正在于此。。。皆先知后行,划然
离行以为知者也。而为之辞曰:“知行合一”,吾滋惧矣。惧夫沈
溺于行,墨者之徒为异学哂也;尤惧夫浮游于惝恍者之借异学以迷
也。行之惟艰,先难者尚知所先哉!(同上)
夫之反对宋明以来的知行说,而把人伦物理之知以身尝试验为准则。他
说:
知行难易之序,言学者聚讼而不已。夫道在天下者可以意计推
也,道在吾身者不可以意计推也。然则讼知行难易之序者,殆以意
计推度,而非其甘苦之已尝,自取其身心而指数者乎?岂惟君子
哉,虽不肖者,且有其与知与行者矣。其与能者未与知也,而所未
与知者,曲而不全,执而不通,信其心然而不喻其所以然也。乃其
曲者则既知其一曲矣,其执也则终始知之矣,其必然也则亦历历不
昧于己矣。心若见之,口不能宣之,虽不得曰与知,而亦非冥行之
可不踬也。若夫其与知者而不与能,则终焉始焉,表焉里焉,一若
司庾之吏持筹委悉,而要不获一粟之用也。(“续春秋左氏传博议”
卷上)
理论是在锻炼的甘苦中证实的,宋明学者只执先后之序,常否定理论是
依从于实践或力行。他又说:
宋诸先儒,欲折陵杨知行合一、知不先行不后之说,而曰知先
行后,立一划然之次序,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且将荡然以失据,
则已异于圣人之道矣。“说命”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夫人近取之而自喻其甘苦者也。子曰:“仁者先难”,明艰者必先
也。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先其易而难者在后,力弱于中衰,情
疑于未艾,气骄于已得,矜觉悟以遣下学,其不例行逆施于修涂者
鲜矣。知非先,行非后,行有涂力而求知,圣言决矣,而孰与易之
乎?若夫陵子静杨慈湖王伯安之为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谓知之可
后也,其所谓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犹有其知
也,亦惝然若有所见也。行者非行,则确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为
行也。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而人之伦、物之理,若或见之,
不以身心尝试焉。浮屠之言曰:“知有是事便休”,彼直从惝然之
知为息肩之地,而顾诡其辞以疑天下曰:“吾行也,运水搬柴也,
行往坐卧也,大用赅乎此类。”是其销行以归知,终始于知而杜足
于履中蹈和之节文,本汲汲于先知以废行也。而顾诎先知之说,以
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其诡秘也如是,如之何为其所罔,而曰知
先行后,以坠其术中乎?(“尚书引义”卷三)
他以实践为真理标准之说是不完全的。他说的实践还是个人的行为,特
别是圣人最高的行为,没有生产实践与革命实践的内容。然而像陵杨所谓“知
不先、行不后”的这种知行合一,实际上就等于失知废行,却是悖谬的。他
主张的力行以求知之说,在真理论方面是有价值的。
夫之由人性论出发,自然道出反对生知之说。因为德性之知正是即习即
知,即存即富。他对于朱熹分尧舜孔子为生知,禹稷颜回为学知,表示抗议
说:
今乃曰生而知之者不待学而能,是。。野人贤于君子矣。。。
夫子之自言曰:“发愤忘食”,。。亦安见夫子之不学?(“读四
书大全说”卷七)
夫之更把中古手工业式的秘传授道,认作邪说。因而他的理论具有知识
为众人的工具之扰辩的意义。他说:
语学而有云秘传密语者,不必更问而即知其为邪说。。。密室
传心之法,乃玄禅两家自欺欺人事。。。王龙溪钱绪山天泉传道一
事,乃摹仿慧能神秀而为之。其“无善无恶”四句,即“身为菩提
树”四句转语,。。学者当远之。(“俟解”)
按“无善无恶”四句心传,是中古唯心论的僧侣主义的说教。明末的学
者对这样的心传已表示抗议,夫之更进一步作有力的辩驳。
夫之对于知识的修养,有三句名言,即“学易而好难,行易而力难,耻
易而知难。”(“俟解”)这里每一句话都含着对前人和当代人有关知行说
的批判。
夫之在知识论上,把知识从封建的高贵享乐品拉下来,宣布为众人存心
推行的述器作器的工具。尤其是系统地攻击了封建时代唯心论的独断,这样
进步的思想在十七世纪学者中是很突出的。
总之,夫之的知识论和逻辑学的建树是有价值的遗产,其中唯物论和辩
证法的因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依据了这样的武器,反对唯心论:
(一)他反对“一成型”的形式概念,而认为知见之生“非固有”,这
正类似于黑格尔说:“在未认识以前,先欲认识事情,正和在未入水以前,
先欲学游泳的烦琐哲学之聪明形式同样,是支离灭裂的东西。”这些哲学者,
“不能不用单纯的言语来欺骗自己”,而脱离对象,执守自己的形式。
(二)他反对人类知识的自然朴素说,而认为知见是学思的历史积累,
不学即好像以野人自限。他的“存”性的知识论、日新认识的“网之连结点”
等说是最出色的。因为“本能的人类即野蛮人,是不把自然分离的”,夫之
所谓具有德性之知的人类才有日存日新的认识发展,所以他的知识论是名贵
的。存性尽器不是大其心,大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