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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李敖）虽非知名作家，但确实写了许多文字，其所写之文字，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卖国汉奸性的，原告曾写文字污辱台湾当局为“伪政府”，原告要“鞭蒋介石之尸”，又说李、郝体制是“谬种流传”，要加速打倒蒋家余孽，骂李登辉是“伪总统”，郝柏村是“奴才”，又骂“最高法院”“荒唐”、“笑话”，原告还控告李登辉伪造文书。第二类是猥亵下流性的，以原告最近之作品为例，如“从小就舔在女人屄”（按此指“新闻局长”邵玉铭说的，而被胡秋原断章取义）、“鸡巴学”、“鸡巴中正”、“屁股功夫”，写“性文诗”，满纸生殖器、排泄器。又原告自《乌鸦评论》以至《求是报》，每期必刊一春宫照片，且要李登辉“总统”、前“新闻局”局长邵玉铭看他的“三点不露”，如此下流不堪入目之作品，不胜枚举，古今中外有如此以猥亵文字，妨害风化之知名作家乎？
上一宣布，可与当年徐复观所列李敖罪状比美。此李敖赫赫之功也，见誉于敌人之手，看似骂我，其实不知乃肯定我也。
笔伐时期，在编印发行上重要的“共犯”有：“汝清”。林秉钦、叶圣康、“老大哥”张坤山、赖阿胜、石柏苍、黄菊文、苏荣泉、何玉芳、苏久洲、苏世芳、曾骏龙、黄慧隆、郭宝秀、洪富仁、詹赐珠、姚文玲、张月华、陈淑美。陈兆基、胡基峻、孟绝子、李放、郭文宏。特别一提的是吕佳真，她毕业东吴历史系，自参与李敖出版社后，所有阶段的出版品，无役不与；编校、印务、仓储、发行……十项全能。办《求是报》时，甚至在办公室打地铺而眠。工作精神与成绩，允称第一。我李敖生平不没人之功，特此肿列“共犯”，聊示崇德报功之至意也。
我1982年2月10日出狱后，展开笔伐时期，大量为党外杂志写文章，公论所在，蔚为重镇。4月25日，我四十七岁生日，党外人士为我在紫藤庐祝寿，虽然许荣淑等坚邀，我不肯露面，喜欢独行。四十七天后（6月11日）的下班时间，我在忠孝东路独行，认识了“安”，那时她在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不久。当晚我请她在法国餐厅罗曼蒂吃饭，自此就有了“安妮一千日”式的交往，“安”和我之间没有任何书信、游踪、也没看过电影，两人见面就进浴缸，在一起的时间，似乎床上多于地上。大约每周两次，都使我尽欢而射。“安”身高一米七一，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我做爱时喜欢从三面大镜子中看多角度的变化，而“安”却是镜中的极品。她带给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长久、最单一的床上日子。“安”喜欢看小说，一整套一整套地看，又写了一手好字，偶尔说笑话，但不多话。她最喜欢猫，而性格也最像猫，来时美丽，去时无声。我送了她一只波斯猫，取名“波波”，有一次过年，她回花莲看她父母，“波波”暂寄我家，我酷爱之，为写《波波颂》一文并定为书名。胡茵梦说她以前养过一只波斯猫，但懒得给它洗澡，结果浑身沾了泥土粪便，积重难返，乃把毛剪短，结果不成样子，不要了。我说：“你这不是爱猫，你是害猫。你对猫的爱，我看是假的。”我笑胡茵梦是“假爱猫家”，而我却是“爱假猫家”，因我不养猫，只看猫照片。但“安”却是真正的爱猫家。
所谓我不养猫，主要是没时间。十七年前，我弟弟捡到一只退罗猫，送了过来，该暹罗猫作息有定，只在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跳上我书桌，表示：“老爷开饭了，停工吧！”其它时间，一切自理，绝对尊重我的私生活，给我印象不恶。后来此翘家猫去，香港邵氏公司马芳踪送另一逞罗猫给胡茵梦。于是胡茵梦和我，就养起马家猫。不料胡星妈大叫一个人寂寞，坚持要马家猫给她。胡茵梦说另找一马家猫给胡星妈，胡星妈不肯，非此马家猫不要，大闹不已。我意不能平。我说：“当初说把这猫给她，她不要，现在我们养了，她又抢，这是什么意思？”但胡茵梦，孝女也，仍忍痛予之。于是我家缺猫，正好我弟弟养了一只暹罗猫，说还不错，愿暂借养。于是李家猫到。但该李家猫绝非李家猫，因为太没骨头与志气：在没骨头方面，不论你怎么摆它，它就怎么成姿，你把它横披在脖子上，它就像巴黎贵妇人脖子上的狐狸披肩一样，完全成注音字母“n”字符号，动也不动，“n”在你的脖子上，浑身若无骨焉。在没志气方面，该猫极贪食，你吃饭时，它跳到你腿上吵着要吃，屡骂无效、屡打不退，愈关愈鬼哭狼嚎，太不成体统。如此没骨头没志气的家伙，虽极美丽，然为我所不喜，我把它叫做“全世界最不要脸的猫”。最后，李家猫出局，我跑到信义路新生南路口，在猫店笼子里，物色到一新暹罗猫，此猫下巴很胖，是暹罗猫中的上品，我抱它回家，正值胡茵梦出浴，她欣然裸迎此猫，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人猫画面。我离婚时，鉴于胡茵梦“守玉如身”、“爱猫如己”，把古玉和猫都让她留在身边，当然这不是“陪嫁”，这是“陪离婚”。从此我长时期不再养猫，也不再收购古玉，一个人做工快活。一天在杂志上看到，说胡星妈胡茵梦为了怕猫生小猫，乃予阉割，猫从高楼跳下，自杀身死，我见此消息，心中惨沮，不乐终日。这头猫店笼中猫，极为通灵，我常对它开玩笑说：“要不是我把你救出来，你恐怕还在监狱里！”它若有所悟。它的离去，使我想起金露华电影中那只猫的离去，使我颇为感伤。胡茵梦那么迷信，我想她如看过爱伦坡写神秘人猫恩仇的《黑猫》短篇，一定若有所悟了。
17 口诛（1993— 五十八岁至今）
我本像一颗钻石，是多面发光的人物，可是由于环境的打压，我的光环被单一了、被小化了。例如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写文章的高手，却不知道我在许多方面都是高手，我的本领，不止于写文章这一单项，其他单项，我的表现，也像写文章一样优异。其中口才一项，就不为一般人所知。事实上，我是极会讲话的人，谈吐幽默、反应快速、头脑灵活，片言可以解纷，当然也可以兴风作浪。我往往觉得：我的口才，其实比我的文章更动人。对听众不幸的是，我这一方面的光环，一路被打压了。以演讲为例，不论在陆军步兵学校受预官训练时，或是在十七师做预官排长时，我的演讲，都在掌声雷动时被“长官”即时打压；退伍后，台大学生陈宏正他们请我演讲，台大校方甚至把场地锁门。1965年5月4日，我给尚勤信中有这么一段：
这几个月来，台大学生请我演说，被校方驳回的，据我所知，至少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天，文学院原订今晚请我演说五四运动，结果被驳回，理由是殷海光、李敖两人不准在台大演说。上次（三月二十六号），法学院用“偷关漏税”的方法，不先登记，请我演说《傅斯年与胡适》，听众挤得人山人海，结果在我未到前，突被校方勒令解散！
从这一处境看，我“被封嘴”的情况，有甚于“被封笔”者。这一“被封嘴”情况，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稍有转机。首先是清华大学请我演讲，我讲了《清华生与死》，后来各大学陆续请我，也不乏打压之处，例如我在师范大学讲《师大新与旧》，就遭到国民党党棍谢瑞智等的干预；我在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也有类似情形，只不过党棍换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来台湾四十周年，由苏荣泉纠合多家出版社联合主办“李敖来台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会”。施性忠主持，才算有了一次校园以外的公开演讲，不过在场地上还是被打压了。——理想的场地都不给租，只租到狭小的耕莘文教院，结果人山人海，场外的人比场内的还多，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广告上登：
残山剩水我独行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演讲过后现场签名卖书，价值五十万的书一卖而空。我签名时，黄菊文特别请来便衣“保缥”暗中保护我。菊文是我们发行党外书刊时的第一线总司令，与警总周旋，为功至伟。那天是1989年4月14日，多年不见的难友刁德善、李国龙等也来了。多年不见的台大法学院老学长黄奠华也来了。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台大时带我们参观过台北监狱，我一直记得他。
演讲过后，苏荣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现状》录影带、录音带发售，颇受欢迎。我在《林治平先生来信书后》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说：“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十三日他至日本谈生意，后来我给了他您演讲的录音带，他也说：看您的文章，不如听您的声音。”
四十年来，由于国民党封锁我演讲的机会和教书的机会，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讲，根本没有练习，没有经验。一旦演讲，我只能搬出和扩大我日常的谈吐——主导式地令“群胡同笑、四座并欢”的谈吐，应场而已。我的音调太高、说话太快，好处在提神醒脑，不像蒋氏父子演讲那样“慢动作电影”；坏处是常常使听众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跃的思路，甚至来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刚教授从美国打电话来，说看了我的演讲录影带，发现鼓掌为什么那么少？我说：第一，我使听众快速跟着我跑，不给他们间歇的机会，他们来不及鼓掌了；第二，我的听众一半是仇人，他们不丢番茄就不容易啦，你还要他们鼓掌？潘毓刚听了，为之失笑。林治平先生的弟弟说看我的文章不如听我的演讲，我认为他是真能发现我有这方面天才的人。在演讲上，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文章中是看不出来的。
在“明白而立即”的表现上，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演讲，一听众义正辞严质问我：“你来台湾四十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是什么心态？”我“明白而立即”地回答说：“我的心态，跟你们来台湾四百年还不会说高山族的话同一心态。”还有一次，听众纷纷以纸条递上讲台，问我问题，我有问必答、条条不漏，突然中一纸条，上写“王八蛋”三字，别无其他。我“明白而立即”举纸条面向听众说：“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我这类机智，不单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由于“被封嘴”的情况渐入佳境，各路人马请我演讲的也此起彼落，其中以吕学海的“社会大学”最有计划。有一次他请我在太平洋崇光百货顶楼演讲，一个东吴大学法律系学生黄宏成去听了，听后大为感动，觉得这么优秀的李先生，我们东吴大学真该请他来执教，由于黄宏成有无人可及的锲而不舍的本事，最后竟被他一手促成。此中经过，他有回忆如下：
我打从高中开始就是李敖丛书的忠实读者，我的好友阮登科知道我很佩眼李敖，于是介绍我去听一场在太平洋崇光百货所举行的敖之先生的讲演，在听完李先生那精彩的讲演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和李先生认识，于是我使出所有的看家本领来“对付”李先生，我凭着“死缠烂打”。“厚脸皮”的精神向李先生纠缠不清，又复以“缘随愿生”的箴言自勉，在经历一番“坎坷”的际遇后，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能渐渐赢得李先生对我的信赖，并进而建立起相当的友谊。
在此同时，包斯威尔所写的《约翰生传》带给我莫大的感动与鼓舞，乃将李先生比拟成约翰生博士，而以包斯威尔自勉，我经常为李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我和李先生交往认识愈深，愈是为他所受的际遇感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遗贤，何以不察？“国有”将才，何以不举？我觉得忽视人才，就是埋没人才，我年纪虽轻，能力有限，可是如果透过校长的关系，或许能缔造出一个“为国举才”的机缘，那也未必可知。我实在不宜妄自菲薄，看轻自己，于是想请李先生任教于东吴的想法雏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长主动出面聘请敖之先生到东吴来任教的话，是一件再合适不过的事，于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于东吴，李敖之于东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