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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高阮做了这件事后，据我所知，为他的许多朋友所不谅。有的认为他“卖友求荣”；有的认为“难道胡适把这信给你看是叫你告密的？”有的认为“信在你手中一年后，你才告密，证明你就是‘叛逆分子’！”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如此借刀杀人，太卑鄙了！”……不一而足。而我自己，却毫无愤港之情，因为我深深了解：徐高阮等是变节的共产党，变节的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类，不是吗？变节的共产党是永远无法调整他自己的，碰到这种人，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可笑的是胡适为人坦荡，竟误信徐高阮这种红色变节者，竟把李敖的信给这种人过目，结果死后给李敖险些惹来大麻烦。人世奇缘，想来不无好笑！我被告到警备总部后，由保安处魏宜智组长主持，把我约谈多次，每次早出晚归，并没过夜。严侨却被再度捕去，关了三十天，调查他同我的关系。魏宜智组长精明能干，同我说话的时候，甚至可以整段背得出我信中的话。最后，在他研究清楚了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杀人之计，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我，对官方不利，乃不了了之。徐高阮等的卑鄙阴谋，才没有得售。而严侨本人倒有不幸中的幸事，那就是这回可真结结实实地戒了三十天的酒！——可见酒是可以戒得成的，谁说坐牢没好处？
在整个公布李敖给胡适的信的戏路里，最有趣的一项，是国民党们对这封信的种种离奇解释。胡秋原《中华》杂志登徐高阮在声讨大会上的谈话，报道徐高阮说：“这一封信是1961年门月间胡先生交给他的。当胡先生交给他的时候，态度虽不严肃，也不轻松。约四五日后胡先生即入医院，再出院不久就逝世了。他现在对社会公开这一封信，而负一切的责任。”徐高阮的结论索性直指李敖是“对敌人投降的叛逆分子”了。《中华》杂志又登胡秋原的读后感则更干脆，根本点破李敖是“匪谍”了，并且还是向胡适施用“统战”的“匪谍”呢！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鞭胡适的尸，说胡适也是“匪谍”？因为胡适也涉嫌“知匪不报”啊！不但不报，照他托姚从吾转信给李敖的鬼蜮行为看，他不但“知匪不报”，还给“匪谍”师生牵线呢！
到了1967年，我三十二岁，秋后算账仍不停止，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部长郑彦囗亲自下令“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交侦办我，4月8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自此官方正式配合私方，以诉讼手段形成夹杀。
这年4月14日，我在极艰苦状态下义助殷海光看病，救了殷海光一命。原委是这样的。1961年11月，我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以后，殷海光在台大文学院碰到我——这时候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了，叫住我，说：“你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提到的江亢虎是谁啊？”我告诉了他。正巧姚从吾老师走过。殷海光叫住他，指着我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老师立刻答道：“你们两个都是奇才！”那天小聊之下，殷海光很高兴，约我到他家去谈谈，我随手交给他我给胡适的信的副本，约好第二天去看他。于是，近五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殷家。殷海光这回大概真的发现了我的不简单，他显然承认了我的蛟龙地位。他说我给胡适的信深深感动了他，信中提到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使我大为感动。这一次谈话非常投机，他要到我碧潭山居来看我，我同意了。不久他到碧潭来，他教我如何煮咖啡，我穷得买不起咖啡壶，只能提供烧开水的铝壶做工具，他抱怨壶有油质，煮咖啡不好喝，我很惊讶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我们大谈了一下午，然后到吊桥旁小店吃鱼。殷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车”（warm up）以后，他才逸兴横飞高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种死样子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毛病，常常在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
那时候《自由中国》已经停刊一年多了，我向殷海光谈到两点：第一，雷震搞新党，以雷震对国民党的了解，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新党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我这一点看法，印证“80年代”在《自由中国》停刊后二十二年，重印《自由中国选集》都要被查禁，可见言论自由的大逆退）。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台湾、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说到这里，我举我亲自调查的军中乐园为例：一个妓女每天被迫接客五十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我想她们也心甘情愿。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五十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听了我的话，殷海光为之动容，他承认他们太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是《中国性史》，我拿出一些春宫画给殷海光看，他说他从没看过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爱国才照这些照片。‘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肯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脱离悲惨的命运！”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光。这一期间，由于我的支援，使他渡过不少难关，我说动萧孟能，高价支援《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写作，不过在我同殷海光的交往中，我觉得我对他最大的帮助，不在帮他研究、帮他印书、帮他生活、帮他在《自由中国》被封杀、台湾大学被停课后渡过许多难关。……我觉得我最大的帮助，是把他送入医院，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他死后，殷大大写信给林悦恒、罗业宏，私下承认“李敖救了殷老师一命”，即是指此。“殷门叛徒”王晓波未叛前写《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后来，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医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交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这段话最后一句说得不对，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绝非“只有李敖有钱”，最有钱的是陈鼓应。陈鼓应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财产和落地的房产，没分给他妹妹陈桃桃，一个人独吃了，他是第一有钱的，可是一毛不拔。张灏、林毓生家境很好，又在美国多年，也都有钱，至少都比我有钱，只是他们光说漂亮的话，不做漂亮的事，这些伪君子、伪殷门弟子，我是最看不起的！
在义助殷海光的时候，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已经很难靠写作出版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我和李世君合作，化名“OK李”，整天登英文报兜来旧电器，然后转卖。转卖时候，我都亲自参加搬运，与苦力无异。有一次卖一台冰箱给李翰祥，我在参加搬运的时候，被李太太张翠英看到，她说：“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我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造啊！”为了坚守原则，不同国民党合作，我在谋生上的辛苦与心血，一般人是完全不清楚的，我也无须让他们清楚。从外表上看，我满有钱的，因为我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充阔”比“装穷”更容易混，“充阔”至少可以贷得到款、贴得了现、借得到钱，“装穷”则全无用处。大家都说我有钱，可是谁知道我做苦力呢？
我不但没有钱，当时在财务上的窘迫，甚至非常严重。殷海光被宏恩医院“当场收押”“立即检查”的时候，院方立刻要三千元住院保证金，我就掏不出。经我和会计小姐挤眉弄眼，她同意我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做抵，等我出去找到三千元后再换回。我把殷海光料理好，叫孟绝子、陈平景陪他，就直奔水牛出版社找彭诚晃，我拿出另开的一张三千元加利息的支票，向彭诚晃贴现。彭诚晃把我的支票翻过来掉过去研究着，我问：“怎么了？是假的？你研究什么？”他说：“你贴现干什么用？”我说：“本来不想说，你既然问，说也可以，老殷住院了，我要筹保证金，所以就找到你们小气的客家人头上来了。别啰唆了，快借钱吧！”可是彭诚晃却不肯借，我认为他太不够意思了，我说：“你们水牛创业，我帮了多少忙！《罗素选集》明明是我编的，你们却挂上刘福增的名字！我不愿和你们计较，可是这一次，为了老殷，我不会原谅你们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肯见彭诚晃这个人了。直到十多年后，我由萧孟能太太朱婉坚那边取得公证授权，把当年萧孟能卖给彭诚晃的版权全部作废，才算彻底作弄了这个客家人、才算出了这口恶气。
除了给水牛匿名编《罗素选集》这类事，我还为其他出版社做了很多，甚至一些畅销书，像《胡适语粹》等都是我编的。一来是做些有益读者的事，二来是以不正常方法赚点正常收入。编这些书，都不能由我挂名，那时候，拜官方之赐，“李敖”两个字已像黑死病了。
另一件匿名的活动是我应屠申虹之邀，与汤炎光办《文风》杂志。汤炎光是老“国大”代表，想出锋头，要办杂志，当时以我之名，根本申请不下来杂志执照，但汤炎光可以。于是达成协议，汤炎光只有挂名发行人的权利，其他编务、内容一概不得过问。于是我和屠申虹就包办了第一期，很寒酸，只有一张纸，分出四版，但一张纸照样闯祸。办出来后，一方面“中央研究院”登大幅广告斥责、抗议，一方面汤炎光被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去吃饭，劝他千万不可和李某人合作，否则后患无穷，汤炎光一听吓坏了，立刻打退堂鼓，不办了，我和屠申虹不便相强，相强也没用。不过这杂志夭折，却给我一个方便，我阴错阳差变成了电话阶级。因为当时电话很贵，用杂志社申请可半价优待，杂志垮了，电话长留，从此我家有了电话。由此一例，可以想像萧孟能待我之厚，跟他《文星》共事这么多年，编辑部也在我家，可是他却吝于在编辑部装个电话！电话以外，冰箱也如此。我离开文献会，住到安东街时候，他为我买了一个冰箱，却不是电冷的，而是每天由人送冰块来放进去的冰箱！我有电气冰箱，是1964年5月1日迁入水源路十九号之八“水源大楼”三号以后的事。在“水源大楼”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我与“H”同居——没有冷气、但有电气冰箱享受下的同居。“H”是苏州人，香港英文书院毕业，当时在NACC（美国海军情报中心）做秘书，美丽无比，是我女朋友中最漂亮的，她是“北洋军阀”唐天喜的女儿唐静琴介绍我认识的，唐静琴是她干妈。那时她的未婚夫去美，她被官方限制，暂时不能出境，所以跟我在一起，我过三十岁生日时，她正在我身边，那时正是我的盛年、《文星》的盛世。后来我搬到信义路四�